第三十七章 洛阳异变
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正月，魏明帝召司马仲达至洛阳，这是五丈原之役后第四年的事情。仲达这时在长安附近，之所以如此，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防备蜀之北伐，但朝廷真正的用意是，不希望这个拥有极大实力的人待在中央——即洛阳。“讨伐辽东公孙渊，还是要靠仲达。毋丘俭不是表现不佳，而是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太过重了。”明帝道。
司马仲达遂被任命为辽东讨伐军总司令官。仲达两年前由大将军转任太尉（国防部长），太尉乃三公之一，是准同三公的特别职。仲达就任太尉后，大将军之位悬缺，这个人事命令实在分不清楚是晋升，或者是左迁。朝廷如此安排，目的在于避免以特别身份对待司马仲达，于是借三公一职，将他拴牢。
“又是外征……算了，这样也好。”
仲达被命远征辽东，并未露出不满之色。远离洛阳，就明哲保身而言，反而有利于自己。忠贞不二的自己若反被认为存有异心，这才是划不来的事情。
“朕给你四万官兵。”明帝道。
“多谢皇上。”
“你看大概需要多少时日呢？”
“去程百日，交战百日，回程百日，中间休息六十日——大约一年时间吧！”仲达回答。
“对吴，准备如何戒备呢？”
“吴对公孙渊怀恨在心，即使要为公孙渊派援兵，也只有利用海路一途。臣会多留意海面上的情形。”
“说不定公孙渊会利用带方军队，此外，听说东南倭地甚多战士，孙权前年曾为了拉丁，派军队去过。”
“臣会派人去倭地洽谈不可派兵至带方或辽东，以及今后不得与吴携手之事。”仲达道。
“原来你连这一点都已想到……有你在，朕可以放心了。”
明帝甚为满意，频频点头。
“蜀由于四面为山所包围，故无法绕到后面，但对辽东，却可将之包围。”
“说得也是。”
“不过，臣只是有此构想，能否做到，则没有把握。”
仲达改以没有把握的口气说。明帝刚才露出甚为佩服的神色，然而臣属被皇帝佩服是千万要不得的，因为这意味着皇帝从此将会对此人特别警戒。
司马仲达于六月抵达辽东。自称燕王的公孙渊派遣卑衍、杨祚两将，于一个叫辽隧的地方防守。辽东军则到处挖掘战壕，配置了数万兵士。
“我们攻过去吧！”魏军幕僚向仲达进言。
“敌方的计略是要使我军陷于疲惫状态，我才不会上这个当。而由动员如此大军这一点来推测，他们的据地襄平此刻应该呈现空城状态才对。我们攻打襄平吧！”
仲达对前方敌军不屑一顾，沿着辽河往北进军，笔直攻向襄平。
卑衍和杨祚一时大为慌张，他们丢弃费了好大工夫才挖妥的战壕，为了保卫襄平，立刻折返。计划落空的军队，士气不扬是一定的事。他们移到襄平西南首山，企图对魏军展开防御作战，然而，由于前次计划落空，士气甚为低落，最后在无法支撑魏军猛攻的情况下大败。仲达转而进军包围襄平城。
这一年七月，又是连绵阴雨，辽河再度涨水到只差几尺就要泛滥的程度。而仲达却不准备退兵。
“挨过冬天，春天就会来。雨绝不可能一直下不停。”
仲达如此说。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水停住后，魏军将土堆成山丘，从这上面将箭和石头如雨水般地射向城内。
城内粮食已尽，死者无数，出现了“人皆互食”的地狱惨状。
公孙渊要求送人质和议以结束战事，仲达却断然拒绝：
“投降或者选择死，你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我不要人质。”
八月壬午日，襄平终于被攻陷。公孙渊率领儿子公孙修及数百骑近身卫队，企图突围逃向东南方，不幸被魏军追上，父子一起于梁水河边被斩。
司马仲达进入襄平城后，诛杀公卿以下七千余名兵民，并以此堆为“京观”。“京观”是指堆积如山的尸体而言。
仲达同时释放了被公孙渊废立幽禁的公孙恭。此外，他更为因向公孙渊进谏而被杀的纶直以及贾范建立坟墓，并且优遇其遗族。
这是信赏必罚之举。
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至此被平定，魏的威令遂远及朝鲜半岛。
襄平被包围时，虽然公孙渊再三请求救援，吴和朝鲜半岛都未派出一兵半卒，这是因为司马仲达事前掌握制海权的缘故。带方较襄平先被攻陷，倭女王卑弥呼的使者大夫难升米，在带方魏太守刘夏部下的带领下，前往洛阳。——依据《魏志》，那是景初二年六月的事。病情真的那么严重吗？
进入襄平城后，司马仲达派出去的密探，从洛阳带了一项重要情报回来。
——皇上龙体欠安。
病情似乎相当严重。司马仲达虽然面露忧色，但并不是纯粹为了担忧明帝的健康问题。
皇帝的健康状态，对臣属而言是攸关生死的问题。宠臣是很有可能因皇帝之死而失去地位的，有时候甚至不是失去地位就可无事。过去依恃皇帝宠爱而过分嚣张、或贪心不足而大行搜括的人，就很有可能受到严厉报复。而这些人料想如此，所以常会先发制人，肃清可能对自己报复的对手，以达到保身目的。
皇帝病重，且已引起这等丑恶斗争，这时候不在首都而远离在外，有什么利弊得失呢？
不被卷入因皇帝之死而引起的政争漩涡，可以说是正面结果。可是，于这等重大时刻不在首都，对扩展自己势力而言，是相当不利的。
“这下子问题可大了……”
司马仲达叫家臣们退下，自己一个人叹气沉思。
明帝并无子嗣，这一点，可能会引起极大问题。明帝曹叡已三十五岁，却膝下犹虚。因此，他于三年前将曹操次子曹彰（任城王）之孙曹芳和曹询二人收为养子。芳和询分别被立为齐王和秦王，依照顺序来说，应该是要立齐王曹芳为继承人，但这位齐王今年才七岁而已。
司马仲达在由辽东凯旋的途中，一路上以慎重态度研究来自洛阳的情报。
洛阳形势如何？
继承人才七岁，当然需要辅佐人，也就是所谓的摄政。这一点，卧病在床的明帝自然做过缜密思虑。
燕王被召——
燕王曹宇，字彭祖，是曹操第九子，其生母为环夫人。这个人娶的是往年汉中五斗米教教祖张鲁的女儿。
明帝的意图是——
后汉末，黄巾之乱以来，天下百姓由于受尽乱世之苦，因而竞相寻求宗教信仰，以求解脱。当时正由西域传来的佛教和源自黄老思想的道教，遂迅速扩散全国。倘若无视这股宗教势力，今后的国家经营一定会遭遇困难。
——叔叔燕王曹宇以道教教祖的女儿为妻，因此，在各方面应有诸多方便才对……
明帝于是召来燕王，任命其为大将军，并将后事托付。自从司马仲达转任太尉后，“大将军”之位始终悬缺着。
明帝同时将对年幼皇太子之辅佐事宜，委托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以及屯骑校尉曹肇等人。
大将军燕王曹宇，实际已是实质上的天子，是担纲魏王朝国政的人。他当然希望能够为所欲为地推行政治，而要如此，他绝不容许国内政坛上，有权势凌驾于他之上的人存在。
对曹宇而言，最大的眼中钉是正远征辽东的司马仲达。攻灭辽东公孙渊的他，现在已是不折不扣魏王朝中实力最强者。
——依旧必须将仲达外放于距离首都遥远的地方才行。
持此想法的曹宇，遂下指令给正在凯旋途中的司马仲达。
——关中问题事关重大。虽蜀军已退，然西藏各族正在甘肃、陕西等地蠢蠢欲动。着令卿不必返回洛阳，径赴长安。
“又要把我排除在外……”
仲达又想：“可是……皇上病重，身为国家重臣的我，不是应该火速赶回探望皇上吗？”
以个人立场而言，他倒希望不必经过洛阳，直接到长安，省得添惹麻烦。与其被怀疑，不如置身事外，这样才是明智之举。
司马仲达的心境可谓复杂至极。
这时候，第二道命令接连而来。这一次的命令，不是以大将军曹宇的名义发下来的，而是皇帝御笔诏勅。
——望卿即刻上京。
大概是生病的关系，这几个字看起来一点劲道也没有。
“洛阳有变！快！”
仲达接到诏勅，立刻快马加鞭，一路赶往洛阳。
洛阳朝廷确实发生异变。
有人反对起用燕王曹宇。
在皇帝独裁体制下，从某一个观点而言，皇帝秘书的权力可以说犹较三公或大将军为大。秘书自己的意思有时候会以皇帝旨意的形态，反映在政治上。曹操成为魏公以来，以刘放和孙资两人为秘书郎，作为一般琐碎事宜的商讨对象。文帝曹丕将秘书之官名改为中书，并且任命刘放为中书监，孙资则为其副官中书令，让他们参与机密作业。
刘放和孙资在曹操时代只是担任处理杂务的秘书，到下一代，则参与国家机密作业，至第三代明帝曹叡时，已变得自以为是皇帝的辅佐人了。这两个人这样的态度，当然引起廷臣的反感。尤其夏侯献和曹肇，向来就对两人极为不满，更以实际言行表露这个态度。
刘放和孙资开始感觉不安。想到对他们甚为反感的人一旦成为幼帝辅佐人时，情形将会如何，他们就不寒而栗。
——夏侯献和曹肇多次与燕王曹宇洽谈，他们好像在商讨新帝即位后的体制事宜。
两人得到这个情报。新实力者会排除旧实力者是笃定之事。谁也不敢否定到时候会有血腥镇压。
罹患重病的明帝，精神状态也极不稳定。有些微结巴的他，平时个性甚为寡言刚直，但一场病却使这位英明皇帝心生迷惑了。他把刘放和孙资这两个人叫到病榻前来。
“你们认为燕王挑得起大任吗？”
叔叔燕王曹宇过去大半都在外地，因此，明帝对他的了解并不深。
“据说，燕王殿下自己也认为没有把握。把如此大任交给他，是值得忧虑的。”刘放回答。
如同三子曹植，九子曹宇也知道中央随时在监视他，因而平时就装出一副恭顺态度，不料竟成了习惯。因此，当他被任命为大将军时，便谦逊地表示：
——这个任务对我而言，实在太重。
刘放却故意把这句话曲解为“我实在没有把握”，并拿来向明帝报告。
“那么应该任命何人为宜呢？”明帝问道。
“任命武卫将军曹爽最为适宜。”刘放回答。
“可是，他不是也……”
明帝对曹爽的评价一向不高。曹爽是祖父曹操的侄儿曹真之子，是个公子哥儿型人物，过去并没有任何特别实绩。
刘放看出明帝不甚动心，就又说：
“让司马仲达提任辅佐任务，应该最为理想。”
司马仲达的能力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这个人能干到几近危险的程度。卧病在床的明帝听到司马仲达的名字后，心里认为适任者除他以外，不做第二人想。
“以爽为大将军，以仲达为辅佐人吧！”
明帝最后说道。
“那就请皇上把这个意思写成诏勅。”
于四日前就任大将军的燕王曹宇，已发下许多指令。为推翻那些指令，需要有皇帝御笔诏勅。
“朕连执笔的力气都没有……”
明帝以微弱的声音说。
“微臣可以扶着皇上的手……”
刘放扶着病危明帝的手，分别写下了任命曹爽为大将军及召司马仲达回洛阳的两道诏勅。
刘放抓着墨汁未干的诏勅，冲出外面大喊：
“皇上颁下罢免燕王官职的诏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