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总统还是成立了两个制定摆脱车臣危机方案的小组。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高兴：寻找让“总统亲自作出决定”的工作已经提前开始了。绍利亚克曾经答应尽力而为，因此索洛马京本人没有亲自同他见面。帕维尔-绍利亚克也没有露面，但是他通过电话对索洛马京说：
“我明白您的担心和用意。我不大了解政界的事，在过了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后，就更不了解了。但是，我拥护稳定的方针，安于本分。对于现任总统，我很满意。我不追求政治方针的改变，也不渴望社会变革。因此我准备帮助您，使一切原封不动。”
索洛马京对绍利亚克的诺言颇感满意，但没有向他解释自己的真正动机，也没有向他表明自己的担心已达到何种程度。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的悲哀之处就在于内心世界的一些弱点，从性格看，他的确和管院子的用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他既有奴仆的心态又有愚昧红衣主教的虚荣心。那时，许多年前的一天，有一位共青团的领导人（他是高年级的一个学生）在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时，走到六年级的孩子们跟前，这些学生正认真地把学校走廊的玻璃擦得铮亮，他以挑剔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干活场面，把嘴一撇轻蔑地说：
“瞧你们这帮干活的人！好像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哪个大叔在擦玻璃。你们生活在这栋楼里，在这里学习，把玻璃擦得干净又明亮，你们自己也会感到舒服的。而你们是怎么干的？真是越擦越脏。你们大家都看一看，这个男孩子擦过的玻璃多么干净。他真正下了功夫，是以一个少先队员的姿态干的，而你们却图省事。你们最好以他为榜样。”
索洛马京听了这话后脸都红了。大家总爱戏弄他，说他是妈妈的乖儿子，因为他已经没有父亲，妈妈还要干两份工作，而他的妹妹还很小，索洛马京经常忙个不停，他要到商店买东西，还要送妹妹上幼儿园，或者从幼儿园接她回来，在家还要擦地板和擦玻璃。在干家务事方面他严格约束自己，当小伙伴们约他去踢足球或者去看电影的时候，他都拒绝，并借口说“妈妈不准许＼实际上他妈妈这个时候在上班。但他不能那样说，只是说：
“我不能去，我还要洗土豆，还得用绞肉机绞肉，然后还得把妹妹从幼儿园接回来。”
但愿小伙伴们以为他有一个严格要求的妈妈，因此他得到了“妈妈的乖儿子”的雅号。于是乎突然有人开始夸起他来了，不是在谁也听不见的时候悄悄地夸他，而是公开地当着众人夸他，而且夸赞的正是使他感到难为情的那些事。索洛马京这时已经注意到了，同班同学向自己投来惊奇的目光，于是就加倍努力擦玻璃，高兴得想唱起来和跳起来。有一位小女孩他从二年级起就喜欢上她，但是不好意思与她坐同桌。这个女孩子是优等生，是机器制造厂厂长的女儿。这时她第一个沉不住气了，很有礼貌地向他请教说：
“索洛马京，请你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擦的。我擦呀擦，可是玻璃上的一些污点仍然擦不干净。”
“得用报纸擦，”他把自己干家务事的小窍门低声告诉她，“在擦拭最难擦的脏地方时，报纸比啥都好使。你瞧，拿一张报纸，把它揉成一团，使劲地擦，什么样的污点都能擦掉。”
“而你是从哪儿拿的报纸？”小姑娘也低声问道。
“报纸是我从家带来的。昨天就已经通知我们了，我们负责擦二层楼的窗户。”
“你能把报纸给我点吗？”
当然，他不会拒绝。他不仅把从家带来的旧报纸给她用，还把一些小常识告诉她。
星期一，早晨学生列队集合，在对星期六义务劳动进行总结时，还是那位共青团的领导干部、一个十年级的学生提到了维亚切斯拉夫-索洛马京，向全校学生大力表扬了他干活努力和态度认真。这位共青团的领导人长得很英俊：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两道高高向鬓角扬起的眉毛，满头浓密的秀发从前额向后披覆过去。索洛马京用欣赏的目光看着他，心中明白，这位团干部对他的夸奖他永远也报答不完，对此他本人没有怀疑。后来也没人用“妈妈的乖儿子”这个绰号同他开玩笑了。他还被选进少先队委员会，这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在家长会上人们也夸奖他。妈妈没有参加这次家长会，她和往常一样出去干活了，但是同索洛马京一个年级的孩子们的家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有的就是索洛马京家的邻居。开过家长会两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妈妈正在为他做早餐时突然说道：
“谢谢你，好儿子。”
“有什么好谢的呢？”索洛马京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觉得起床后自己还没有干什么事情。
“住在五层的柳芭大婶已经对我说了，在家长会上大大表扬了你一番，还把你树为其他孩子学习的榜样。你知道吗？我是多么高兴！要知道大家对你的赞扬，也是对我的赞扬和奖赏。这就是说，我教育你的方法正确，你会成长为一个善良的受人尊敬的好人。我可以为你感到自豪。”
“是真的吗？”索洛马京难于置信，“你真的会为我感到自豪？”
“一点都不假，好儿子。现在你要保持声誉，不要给家里惹麻烦。”
妈妈为他感到自豪，同班同学佩服他，索洛马京幸福极了。还有他同自己很久以前就喜欢的那个女孩子的友好交往，他认为这一切都同那次义务劳动中受表扬有关。索洛马京告诫自己说：“如果为了他需要献出生命，我一定会做到。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为了“他”，当然指的就是为了那个十年级学生团干部。转眼间这位学生团干部成了照进12岁的索洛马京心灵窗户的一束光线，成了他理想中的人物和心目中的领袖。此人就叫利杰尔，也就是领袖的意思，两者俄文字母书写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
两年过去了，索洛马京在区团委会里见到了自己崇拜的人。那次是他们整个年级的学生都被邀请去参加座谈会，在这之前才让他们佩戴上团徽。深受索洛马京崇拜的人得知这个情况后，表示赞成并就这方面的话题诙谐地说：
“在你们中间我看到了一个小伙子，他不仅读书用功，而且干活手巧。我记得我曾建议你们大家向他学习。你们老实承认，有谁学会了擦玻璃，干得像他那样漂亮？”
大家都明白，这位区委指导员在开玩笑，也就迎合地笑了笑。在索洛马京被吸收入团一周后，聘请并建议他负责本学校的苏联共青团支委会的工作。
“区委会的人都了解你，”大家几乎都是用不容反驳的腔调说这个话的，“你能轻松胜任工作。”
他也没有想拒绝不干。因为在个人鉴定材料上倘若写上曾领导过学校共青团组织这一笔，那无疑等于向他敞开了进入任何一所高等学校的大门。即使入伍也不可怕。妈妈会以儿子是一名大学生而感到自豪。他也可以利用在高校学习之外的业余时间，寻找一份工作干，挣些钱帮补家庭的开支。小妹妹已经长大了，她也该入学了。现在她的花费也多起来，要么每年得买新衣服，因为她长得快，衣服小了不能再穿；要么得买学习用品：书包、练习本和笔；要么得买袜子和皮鞋。而他也已经开始长胡子了，他已不是小孩子了。现在他还在中学学习，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怎么都可以对付过去，而再过两年他就毕业了，那时用钱就成了大问题。再穿中学生的衣服就很难出门了，一切东西都需要购买。妹妹也在一天天长大……总而言之，他不能走入伍这条路，他所应当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进入高校创造条件。一直到毕业考试前，索洛马京对自己担负的共青团的工作干得很起劲。
在区委员会他有时也遇见过利杰尔，但还没有同他交谈过。利杰尔迈着他那运动员一般的肌肉发达的长腿，快步从索洛马京身边走过，微微地向他点点头。即使这样，他认为也足够了，他感到自己很幸运。
在毕业考试前夕，通知索洛马京到区委员会去一趟。这丝毫没有引起他的不安，他认为随着他中学学习阶段的结束，他在本校苏联共青团分支担任的工作也就自然停止，可能是请他汇报一下所做的工作并办理移交手续，把有关文件转交给他的继任者。可是，同他谈的完全不是这方面的事。
“你有什么考虑？”他熟悉的区委员会指导员问道，“中学毕业后你打算干什么？大概去工作吧？”
“我想试试考大学。”索洛马京不好意思地说。
“这是真的？”指导员显然很感兴趣，“考什么大学呢？”
“考公路工程学院。”
“为什么考公路工程学院呢？”这位共青团干部感到失望，并拉长腔调慢悠悠地说，“为什么非考这样的学院呢？是有人建议你这样做吧？”
“没有，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对这所学院感兴趣。”
“索洛马京，你听好。”指导员略带奉承且话中有话地说，“我们大家都很了解你，你敢于负责，是一个很成熟的恪尽职守的人。你总是向同志们伸出援助之手，难道不是这样吗？”
索洛马京耸了耸肩，他对这话的意思并不十分明白。这位指导员由于不想说多余的话和表达意思过于简单，说话显得语无伦次，于是他就解释说，利杰尔高升后调到了市共青团委员会，负责抓市各高校的共青团工作。现在利杰尔需要在每所高等院校内都安排一些他可以信赖的人。这些人将成为各学院和高校改革后的共青团组织的骨干力量。在公路工程学院已经有了这样的人员，可是在建筑学院还没有这样的合适人选。因此就非常希望共青团员维亚切斯拉夫-索洛马京能成为建筑学院的大学生，而不要考入公路工程学院。说到底两校的区别很大吗？其实不见得，因为它们都同属工科高等学校。而且两校整个共青团的事务都需要提供巨大的帮助。
“他需要我！他和他的事业需要我。他召唤我，我应当做好他期待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他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认为我可靠，他信任我。我不能使自己敬佩的利杰尔为难！”17岁的索洛马京高兴得心花怒放。
他哪里会知道，利杰尔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得了。利杰尔真的高升进了市委员会，并且现在确实主管高等院校的工作，他非常需要一些志同道合者，这些人将把各高等院校的共青团工作提高一步并使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可是他却把召集一大帮志同道合者的工作委托给了自己一名走卒去干，因为他本人忙于更加重要的事情，这名走卒开始搜集人员资料。关于索洛马京，人们对他说道：遵守纪律，完成任务好，有组织能力，性格稳重和有自制力。而主要的是利杰尔本人了解他，他们曾多次见面，彼此是能够说得上话的人。
索洛马京顺利通过考试，被建筑学院录取。学院很快就接到了从市共青团委员会打来的一个推荐电话：你们学院一年级有位大学生，他叫索洛马京-维亚切斯拉夫，我们殷切希望你们让他担任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并让他参加学院共青团支委会的工作。从市团委打来的这个电话被视为不容违抗的决定，根据利杰尔下达的指示，索洛马京马上就参加了工作，把市高校的所有积极分子召集到一个很大的会议厅开会。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后来的生活经历正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模式进行的。利杰尔前进和高升，每次他都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班子，这都是他能够信赖的人。但远非每一个人都能跟随利杰尔升迁。在利杰尔领导的部门范围内，有的人调换了职务和单位，有的是利杰尔利用担任的工作职务之便带来的人，他们却不想改变工作环境和居住地点，没有跟着得到新的任命的利杰尔一起走。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拒绝跟随利杰尔走，有部分人愿意跟随他走并且一切都从头开始做起。但是，有些人搬了二三次家或者改换几次工作后就不想再折腾了。只有索洛马京依依不舍地紧紧跟随着自己心目中的这个领袖人物。从他进入建筑学院的那一天起人们就知道，他是利杰尔班子里的人。在遇有新的工作调动时，会有另一位走卒再次找到索洛马京，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还是这种情况，人们始终寻找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利杰尔班子里的人，先到技术局任职，接着又到了技术管理局，都是追随利杰尔而来的。这样，大家自然把他看成利杰尔的人。
可是利杰尔仍然不记得他姓什么，甚至连他长得什么模样都淡忘了。人员的任职命令也都是由他的走卒和助手们起草的，利杰尔充分信任他们，既不认真地看一看也不深入地想一想就在命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贡献出毕生精力，为自己的利杰尔服务，为这位具有忘我精神的忠诚的人服务。45岁以后，在他身上突然萌生出虚荣心。他痛苦地感到，利杰尔没有看到他的功劳，因为那些不知羞耻和能说会道的人总比他爬得快。而他索洛马京则始终认为，诚实地做好所领受的事情并且不到处吹嘘自己的成绩是自己的义务。他始终等待有朝一日，这天眼看着就会来临，利杰尔注意到了他并说：“好样的，索洛马京，索洛马京，我同你一起走过了整个人生的道路，我们肩并肩地前进，你始终是我可靠的支柱。如果没有你的帮助，那我也许会一事无成。”不言而喻，说出这话的条件应当是，要使全国都能听到这个话，而不是只说给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一个人听。能做到这一点，索洛马京也就知足了，他不认为自己的日子白过了。但是不知何故，利杰尔就是没有说这个话。
现在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在总统办公厅担任一个不大的职务。他仍旧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加期盼已当总统的利杰尔能够发现他、重视他。由于经常搬家或者工作地点的不断变动，他忍受了多大牺牲，舍弃了多少套条件优越的住房，又有多少起妻子的丑事令他伤心落泪，这些事谁人知晓？只有有朝一日他成了总统的心腹，成了全国闻名的人，他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他的一切努力才没有白费。
可是在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索洛马京没有来得及亲近利杰尔，但也只差一点点了。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总统换届选举上，为此应当加倍努力。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毕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他并不指望其他人。后来，他真的成为利杰尔的忠实走卒，并准备为他献出一切。
自从索洛马京第一次以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利杰尔的班子后，他几乎总是负责与科学和教育有关的工作部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受某人的意志支配，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无论索洛马京追随利杰尔到哪里，他总是从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方面的工作。在这些单位里，他不是担任干部处处长或者专职党组织书记，就是负责抓党的机关系统的工作。因此，为了在竞选中向总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针对车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而没有把精力花在经济问题上。在首都各科研机构里，他同各方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交际甚广，这也是他的一个有利条件。整个工作将由科研机构而并非总统下令成立的小组来完成，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对此并不怀疑，研究车臣问题迄今为止还停留在前苏联停滞时期的水平上。
接着他必须在即将为总统委员会小组工作的研究所和那些为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们出谋划策的人之间作出选择。总统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人不是公务人员出身，而是学者、专家、鉴定家，还有院士、教授、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人权战士和法制国家的捍卫者。索洛马京清楚地知道，他无法驾驭这些人。
而同部长们打交道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许多年前曾在首都莫斯科市党委会的机关工作过，他所在的这个处正好是领导科研工作的，这使他清楚地了解莫斯科市各科研机构的情况，他相当准确地知道，他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应由哪个部门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所大部分隶属于强力部门的部长们。研究车臣问题，首先当然要由隶属于国防部、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和紧急状态部的各研究所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些部门中，不论它们以前的名称如何，党的监督作用产生的影响始终是特别大的，在这里找到一些熟人，对索洛马京来说不会有任何困难。绍利亚克还没有出狱，正在狱中度过出狱前的最后的日子，而此时索洛马京已经了解到了有关情况。对实现他的目标来说，最有希望提供帮助的是两个研究所，其中一个隶属于内务部，另一个则隶属于紧急状态部。在这两个研究所里工作的有调解冲突的专家，而类似于车臣危机这种问题，是由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法律学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集体进行研究和写作的。总而言之，这两个研究所对车臣问题进行了综合、广泛和认真的研究，更不用说那些由政府成员管辖的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了。
接下来就需要确定，这两个研究所中的哪一个取得成功的把握性更大。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知道，应当从哪些方面考察并根据什么条件下结论。其中一个研究所的领导班子由老练的人员组成，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在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时占统治地位的原则是：第一个报告情况的人就是反应比较敏锐的人，而经常报喜的人就能成为红人儿。除了上述两条原则外还有第三条原则，一般说来这条原则实际上与第一条类同，这就是爱打小报告的人吃香。
另一个研究所的首长（他们就是首长，而不是所长，因为这两个研究所都隶属于军事化的部门，并且它们的工作人员都佩戴肩章），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是他的副手们却是一些不超过四十二三岁的年轻人，这些人干事情基本上不需要得到部长和政府的同意。他们有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二十年以上的军龄，退休后可以领取养老金。
因此，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领导成员平均年龄偏大的那个科研机构上。这位研究所的首长，在抓自己的博士学位的评定方面一点不松手，那时报告和论文的答辩做法已经开始推广。也许他一生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有分量的学位论文，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因此大家背地里都在讥笑他。这位首长做过答辩之后，大约有一周时间就不停地活动，找熟人托门子，以便使自己混上某个科学院院士的学位，大家都觉得这真是可笑之极，并对他这种令人作呕的行为嗤之以鼻。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五花八门的科学院大量涌现，这些科学院又把院士学位胡乱分配。这些学位没有规定应承担的义务，也不和增加工资挂钧，更谈不上这些学位对加强研究生的科学指导工作会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能在文件或者其他信函落款上写上“某某院士”几个字而感到沾沾自喜。好啦，就祝他们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吧。这样做没有好处，但是害处，不会也没有吧。
这位上了年纪的研究所院士所长有四位副手，而实际上还不止四位，但是从事科研工作的是四个副所长。然后他们每人主管自己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又由处、科和实验室组成，有自己的科研课题。索洛马京也没有算过主管干部、后勤的副职以及其他副职有多少。到1996年2月前半月为止，形势大致如下：
研究所的这位院士首长决定把自己去年剩下的很长一段假期用完，就去了滨海地区本部门的一所疗养院。他从四名副职中指定一人代他履行职责。此人就是62岁的普里贝洛夫副博士，群众认为，他晋升博士的论文已经写了二十年了。就在部里下达命令，要求对摆脱车臣危机的各种方案尽快写出分析材料时，代理研究所所长把领导权又交给了另一名副所长。这位副所长姓谢尔贡，稍年轻一些，只有57岁，也拥有副博士学位。一个研究车臣危机的理论家小组是由他领导的。
阅历丰富的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认为，只能依靠能够写出总结性文件的研究所的领导人。一个是直接领导可以写成总结文件的研究所副所长，能依靠吗？一个是正式代理所长的研究所副所长，他行吗？或者依靠所长本人，他目前不在莫斯科，最近也回不来。但是为了这件重要事情，要不就再等一等……
根据自己的经验，索洛马京坚定地认为，被卷进冲突的人越多，对冲突者处理越简单，甚至不等他们达成协议和妥协就处理了。这样看来，首先应当办的事情，就是通知在滨海地区静心休养的所长，研究所接到一项任务，非常重要而且时间紧急。显然，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不会亲自做这件事，让大家都看到这里面有个人动机，实在没那个必要。但是不管怎样，院士所长还是知道了本所接受任务的事，他立即给代理所长普里贝洛夫打来了电话：
“伊戈尔-尼古拉那维奇，我今天就坐飞机回莫斯科，”他一本正经地说，“明天，您召集一下，16时，把所有的副所长都请来……”他还提到了几位主任研究员的姓名，“我们要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工作组，由我亲自领导。”
听了这话以后，普里贝洛夫气得差点儿上不来气。头儿是怎么知道的呢？普里贝洛夫是这样盘算的，趁所长休假去疗养，可以由他签署发一份文件。当然，他普里贝洛夫不是一个傻瓜，说到成立工作组的事，他同样马上表示支持。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呢？局外人不会立刻就弄明白的。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这些科研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总结性文件当然由他们写，他们使这份文件作为精品交出去，还要用研究所的公文纸写一封附函，他们说函件上会有：兹将问题的分析材料寄给您，此致，代理所长普里贝洛夫等字眼。那么收到这份文件的人会怎么想呢？毫无疑问他会认为：在这个研究所里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员，他们都是好样的。这可太妙了！工作人员尚且如此，一个赛一个，而他普里贝洛夫又怎么样呢？当然没说的。因此一定得成立工作组，由他亲自坐镇领导。也就是说，应当把研究所的所有领导人和资深学者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就说我们接到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任务，是由我们亲爱的部长下达的，而当然也是我们亲爱的总理下达的。因此我命令成立一个工作组（好就好在这毕竟是一个军事部门，行动听指挥），它的成员有：我，还有我们大家喜欢的人。接下来他列举了处科的一些研究人员的名字，这些处科是从事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个问题的研究的，还有两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也被吸收进来。文件的起草办法要靠工作组自己决定：科研人员（从初职到高职）都要夜以继日开动脑筋，靠大家的智慧把文件写出来，之后拿给他们喜欢的那个人看。他们喜欢的那个人阅读这份文件，甚至装模作样对文件作了修改。普里贝洛夫对文件也会进行修改，即使他不修改，院士所长也会修改的。修改之处，是把有些页上的段落前后调换一下，将“这样”一词改成“如此”（例如，把“这样重大的转折”改成“如此重大的转折”），用“就本质而言”代替“实际上”等等。然后，考虑到对文件要作进一步修改，就打印若干份，但是，最主要的还不在于此。要紧的是必须在那封附函上写上：兹将工作组撰写的分析材料寄给您，此工作组是在普里贝洛夫副博士的领导下完成这项任务的。这才是最宝贵的核心。收到这份文件的大老板会阅读它，并且会说：“这位普里贝洛夫是个聪明人，他组织起一个精明强干的班子，在工作中善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显然，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透彻。”
工作组成立起来了，理所当然地由院士所长亲自领导。对于事情出现这样的局面，普里贝洛夫打心眼里不能接受。他当副职的时间太久了，总算碰上一次机会，哪怕是稍微体验一下当所长的滋味也行，他就是这么想的。于是普里贝洛夫就到部里去找自己的熟人，这个人有办法接近内阁最“上层”的人士。
他们闲谈了一些其他事情，普里贝洛夫的一个侄子今年要中学毕业，他想报考这个部门的高等学校，因此为此事操心的叔叔想从自己身居高位的熟人那里探听些消息，应届中学毕业生的个人档案材料是否已经开始整理，体检委员会是否已经开始工作。上面的事情说完以后，普里贝洛夫深深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
“难道能让我们所那个头头拿整个工作当儿戏，这可真叫人难受！我们研究所那些精明强干和业务熟练的人员个个工作都不错，但是，在他的领导下能干出名堂吗？”
“你等等，”这位部长级官员有些着急地说，“你在说什么？”
“就是我们那位所长大人。你知道吗？他老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任务很可能下达给我们，因此他很快就办妥了休假手续，并走得远远的。他当然知道，这项任务他完成不了。他在这方面简直是一窍不通，而且他怕露馅儿。每次拿给他文件让他签发，他一压就是几个星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他吃不透材料的意思，提心吊胆，害怕出什么差错。于是他要去滨海地区疗养，就选目前这个时机，以便避开起草关于车臣的这份文件。不知哪儿来的一个白痴，告诉他说任务已经分配下来了。你想他该怎么办呢？他可能认为，他似乎什么情况也不了解，而当他回来后，人们再向他报告，就说根据下达的指示，他们已写好了一份文件。如果文件中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也是他不在时由其他人造成的，他没有过错，而他要追究下属人员的责任。左右逢源，这话不假吧？那么，现在他该干些什么呢？既然已经通知了任务已经下达，无法再装做不知道了。坐飞机回来，他要亲自领导。这项任务毕竟是我们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谁也无法回避。他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他亲自领导。而他本人却是夜不成眠，什么好药也无法使他入睡，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天亮。他真叫人觉得可怜，可是他又不想参与这项工作，他也老实承认，这个工作拖不得。有趣的是，究竟什么人把他推到了这种易受攻击的位置上呢？”
“怎么能说成是推呢？”这位国家官员反驳说，“没有人去推你们的所长。向所领导人报告一下，他的部门已经接受了任务，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在这方面你发现有秘密活动吗？”
“有，这件事有些蹊跷，他在休假时，所长是我。我是所长，明白吗？作为一位领导人，我完全知道我的研究所里发生的事情。应当由我，而不是由部里的某某人决定，什么需要通知正在休假的所长，而什么不需要通知他。早在一个月前，我和他就说妥，只要一有可能接受这种任务，他马上办理休假手续出发远行，而起草文件的任务将由一个工作组完成，这个小组由我领导，因为在这类问题的研究上，我毕竟比他强。倘若他还在莫斯科的话，那么人们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他不亲自领导工作组，撰写这份重要的文件呢？这可是一份事关全国的要件啊！而在他已经走了的情况下，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为什么又有人通知了他，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打这个电话就等于把他逼进了一个角落，使他无法再做其他选择。因此得到这个通知后，他就不可能仍呆在疗养院里了，必须对这件事做出反应，需要立即动身回来领导工作组。这就是他的情况，事情这么办会使谁更加满意呢？”
“我不明白，你为何如此心神不定，”这位官员耸了耸肩说，“如果按地位而论应当由他领导工作组，就让他名正言顺地去领导吧，如果你在这方面的研究造诣甚高，所有材料由你起草。大家都是这么办的，我没看出有什么问题。署上领导人的名字仅是为了履行公事，首长从来也不亲自动手。”
“这事在您看来可能不值一提，”普里贝洛夫用很平静的语气说，“我的博士论文应当派上用场，我需要将它付诸实践，同时我也需要名望。如果由我领导工作组，对此必然要下命令，它就能永远证实这一事实。而如果由我们所的头儿正式领导这个小组，那么我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亲爱的，我已经不是应当为这位大叔效力的那个岁数了。因此请您要考虑到，我们的研究所会葬送这项任务。我们将愧对整个部，而部又会愧对政府。”
“你这是危言耸听，”这位国家官员指出，“要知道现在是你领导这个研究所，你是代理所长。你竟然如此无动于衷地对我说，你的研究所完不成部和政府下达的任务？换句话说，你是位不称职的所长，你没能力领导这个研究所，是不是这样？”
“假若我是所长，那就应该由我领导这个工作组，”普里贝洛夫态度很坚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亲自对出手的总结性文件的质量负责，我可以向你保证，送出的文件必定是观点明确条理清楚逻辑严谨的。而如果工作组由我们那位院士所长领导，那么你们作为办事正派的人应当起草一份命令，将他从休假地召回。那时这份总结性文件就不是在我的领导下，而是在他的领导下被葬送。你们应当明白，现在这种做法，不仅把他推到了众矢之的的位置上，就连我也不能幸免。既然你们不让我领导工作组并组织文件的撰写，你们就别打算把失败的责任往我身上推。亲爱的，您对这类需要慎重做出的行政决定怎么能抱无所谓的态度呢？”
“这么说来，还是你对，考虑得周全。”这位熟人沉思少顷后说。
第二天，院士所长转弯抹角地了解到，由于要撰写一份关于车臣危机的材料，部里就有人卖劲地打起了研究所的主意。院士所长开始有些坐卧不安，虽然传到他耳朵的消息是只言片语，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件的完稿日期要大大提前……他从普里贝洛大的脸色就已感觉到，想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是没有指望了。全部希望只好寄托在谢尔贡身上，此人也是一位副所长，正在筹备起草这份文件的一些理论家和调解冲突的专家也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
彼得-帕夫洛维奇-谢尔贡同样想参加瓜分这块大蛋糕。不过他的做法不像普里贝洛夫那样鲁莽和不顾一切，但是想插手这份文件起草的想法确实存在。彼得-帕夫洛维奇想领导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成为专家小组的头，这些专家只对这个科研方向范围内的一些课题开展研究。他对其他问题不感兴趣，也不想为了钱或者职位去研究它们。他渴望具有学者的名望，他把这种名望只看做是在独立科研方面发表了精品佳作和提出了真知灼见的结果，这项科研工作解决了在多民族社会意识背景下的社会冲突问题。当然，他同样非常希望在上送材料的附函中写上，此材料是由谢尔贡副博士领导的工作组写成的。这也为他今后出名作了铺垫。当他要为创办自己的实验室甚至研究所而开辟道路时，大家都会说：这就是那位为总统起草文件的谢尔贡；就是这位谢尔贡解答了制止车臣战争的一些疑难问题；这些人都曾经和谢尔贡一起工作过，他们是谢尔贡学派。到那个时候不但有了自己的研究所，也有了经费，有了干部，对他当刮目相看。
但是，他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才能把谢尔贡的名字写进那封附函中，对此他一筹莫展。
有一天，他是乘地铁回家的。那天路上结了一层薄冰，清晨路面打滑，他没有冒险开车上班。天色已经很晚了，10时15分了，可是当他离开研究所大楼数米远转过身抬头望时，透过第五层的窗户可以看到明亮的灯光，这就是说研究人员们还在工作。当然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部里每月总要向他们下达一两个“急件”，大家加班加点干工作，因为他们每人都佩戴着肩章，就可以命令他们说：工作没干完不准回家。大家都没有走，认真工作，谁也不闲着。
这个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位于歪歪斜斜的一些小巷深处，小巷虽说是石砌路面，但工程质量低劣，加之路灯经常不亮，路过这里踏进凹坑和威脚的事时常发生。从研究所有三条路通向三个不同的地铁站，距离几乎都差不多，路都同样不好走。
彼得-帕夫洛维奇注意看着脚下和人行道路面，小心翼翼，生怕摔一跤，他只顾走路，没有察觉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男人。也不知道他是迎面走过来的，还是从后面赴上来的，或是从侧面过来的。
“您就是彼得-帕夫洛维奇吗？”那个男人用浑厚的嗓音像背台词一样地问道。
“是的。”谢尔贡顺口答道，困惑不解地看了看这位陌生人。
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男人，高高的个头，穿着讲究，看上去和他年龄相仿，没有戴帽子，满头浓密的花白头发，一双黑而明亮的眼睛。
“我想耽搁您几分钟时间，我不会留您太久，不过，这要看您配合不配合了。”
“请原谅，”谢尔贡果断地说，此时他仍穿着上班穿的军装，佩戴的是上校军衔，“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正急着赶路。再说，我俩也不认识，如果您有事找我，请在上班时找我。”
“我怎么可能到班上去找您呢？”花白头发的陌生人语气缓和地反驳说，“没有特别证件，门卫不会让我进入你们机关的。我只有身份证，要进入你们的办公区，它绝对不管用。给您打电话吧，我也办不到，因为我没有您的电话号码。”
谢尔贡心想：“还是在这儿让他把话说完，然后我再走，总比把电话号码留给他强，因为一旦他有了电话号码，再甩开他就难了。”
“这样吧，咱们边走边说，我要到地铁站去，您就说您的事情吧。”他打定了主意后说。
“我请您原谅，我嘛，大概缺乏教养，”花白头发的人用干巴巴的腔调说，“我愿意与之交谈的人，他应当是一个男子汉，彼此面对面地交谈。我不能与那种心不在焉的人——边走边看着脚下、心里想着别摔跤的人交谈。”
谢尔贡对这个人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恻隐之心，因为他不像那种催命似的求你办事的人，那种人往往跑步追上你，把一份文件递给你，生磨硬缠让你签字，你在匆忙赶路，他也明明知道，让你签字的文件你还没有看过。谢尔贡四下看了看，不远处有一个儿童游戏场地，还有一些长椅子。今天电线杆上的路灯没有不亮的，大街上灯火通明，汽车如流。在长椅子上坐一会儿，让这个始终保持着人格的人把话说完，谢尔贡认为这样做没啥危险，也不会丢面子。
“让我们过去坐会儿吧。”他边说边向儿童游戏场那边指了指。
他们朝着长椅子走去，然后就坐在了上面。彼得-帕夫洛维奇把自己的公文包放在腿上。这位陌生人尽管没有特别举动也没有讲话，但他做出的样子让人更加同情。
“我现在就听您说了。”谢尔贡侧过身子面向他说。他本来想把话说得婉转一些，不知为什么舌头突然有点不听使唤，结果就脱口而出了。
他已做了可能会发生令人吃惊的事情的思想准备，可是又打消了这种念头。花白头发的男人把温暖的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手上，这使谢尔贡马上感到安心和惬意，这种感觉如同洗过澡躺在床上盖着暖烘烘的羽绒被一样温暖轻松。这时连一点令人吃惊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下面的事情也很自然，现在该这个男人向他彼得-帕夫洛维奇指出要办的事情了。当然，他得先听着，不听也不行。
“您应当什么时候把文件交给工作组领导人？”男人问道。
“19日，星期一。”
“定稿的文件应当什么时候从研究所交给部长？”
“星期三，21日。”
“到今天为止文件已写得怎么样了？”
“所有的素材都已经有了，但是它们是分散的，需要把它们写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文本。”
“这还需要多少时间？”
“很多。”
“怎么个多法？”
“确实很多，但我们会把这项工作很快干完，我们经验丰富。”
“彼得-帕夫洛维奇，您好好听我说，你们应当加快再加快地把文件写完。您听明白了吗？比你们计划的时间要提前整整两天搞完。您把那份文件拿给我。您可以送文件的磁盘来，不一定打印出来。您把材料拿来后的两天里，不得让任何人看到这份材料，也不得对任何人说材料已经写好。您能把这件事安排好吗？”
“我不知道。这太困难了。知道这件事的人可太多了。比如打印的人，他就知道文件已经写好。如果我不向领导报告文件已经写好，谁都觉得不可思议。”
“您就说，您把文件带回家了，您需要认认真真地看一看。这份文件极其重要，因此办这件事不能露出丝毫破绽而引起别人的怀疑。彼得-帕夫洛维奇，您应当完成这件事。您一定，一定要亲自把这件事做好。您交给我材料的时间是星期五，2月16日。2月16日，您带着录有定稿文件的磁盘回家去。在路上我向您迎面走过来，接着我就把磁盘拿走。到2月16日还有三天。这三天内我向您发功，使您处于迷睡状态，您照样去上班，履行自己的职责，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一种意念：我是您的一部分，是您知觉的一部分，我在密切注视着您对于我所吩咐的事情的完成情况。您不要把我们见面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但您要念念不忘您应做的事情。您要竭尽全力在指定的期限前出色地把事情办完。您听懂了我的话吗？”
“听懂了。”谢尔贡木讷地应了一句。
星期五，2月16日，在回家的路上彼得-帕夫洛维奇，谢尔贡再次同那个眼睛又黑又亮、头发花白的男人相会并将一个磁盘交给他，磁盘上录有长达六十页的一份分析材料。这一次，陌生男人带了一只大书包，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台便携式计算机，把它打开，装入磁盘进行检查。谢尔贡把自己应该带的东西都带来了。一般说来，卡尔从不怀疑，经他发功进入迷睡状态的人会不服从命令，但是为防备万一，还是应当进行一下检查为妙。他心生疑窦，要是磁盘没有巧妙的保护装置，使人无法复制甚至没法看可怎么办？如果谢尔贡把磁盘弄混了，匆忙之中从桌上拿来的不是需要的那张磁盘又怎么办？这些也许还算不上最要紧的，倘若磁盘是拿到手了，也解除了谢尔贡的迷睡状态，才发现磁盘是假的，那以后可怎么办呀？
然而，一切都正常。
“您将永远回忆不起来，我是如何对您进行暗中监视的，”卡尔-里菲尼乌斯盯着谢尔贡的脸并握住他的手说，“但是，您将记得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一切事情。记得交给我一张录有重要材料的磁盘，两天后您将把这份材料呈送给领导。无论何时您知道了，有人使用了这份材料，您也不要大惊小怪和生气。您就说，这种事情只是一般的巧合。因为当一种想法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出现的时候，这种想法完全可能在另一个人的头脑中也出现。只不过是有的人先想到，而有的人后想到，这都是正常现象，在科学上这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丝毫不值得气愤，也用不着说三道四。我希望您能充分理解我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您才能信任我。我可以抹掉您的记忆，使您再也想不起，我们曾经会晤过以及您还给过我一个磁盘。但是，明天您就得去上班，并且您还得再次修改这份材料。可是，几天之后您将从新闻媒体中知道，有人把您的这份文件中的思想观点说成是自己的。当然，您会因此而感到气愤，挥舞拳头说要追查，在工作人员中查找吃里扒外的家伙、泄密者，一句话，要找出走漏消息的人。然而这类人好像没有找到。您使好人蒙受委屈，您煽起了自己部属的反感情绪，都来反对您。这件事最终也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原来这是您自己捣的鬼。于是您作为学者、领导人和军官将身败名裂。因此，您应当牢记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不要干蠢事。如果您能正确把握自己，任何人休想知道一点情况。如果您不听我的话，那倒霉的只能是您自己。因为您回忆不起我长得是什么模样，您永远不会认出我来。这样一来，人们还会把您送进精神病诊疗所。您相信我吗？”
“是的，”谢尔贡压低了嗓音说，“我相信您。”
“您能照我说的去做吗？”
“能，我一切照办。”
“您重复一遍，您应当做些什么。”
“我不认识您，我也不记得您如何进行暗中监视的。我们从未见过面。我曾向某人提供了一个磁盘，可是，已完全不记得交给了谁和为什么这样做。我应当对此守口如瓶。”
“好极了，彼得-帕夫洛维奇。现在我就解除您的迷睡状态，请跟我走，慢一点，别着急，我为您引路，我认识路，请您信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