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对于娜塔莎来说，已经是第三个跟六年的医院生涯完全不同的早晨了。没有医生查房，面前摆的也不是不好吃但是已经习惯的由稀稀的稀饭和茶配成的早餐。连续三天她一个人在宽敞得使人想起病房的房间里苏醒过来，立即给她吃早餐，然后就开始做功课。饭菜很可口，但是不习惯，异族风味，娜塔莎甚至不知道给她吃的东西都叫什么名称。
她所记得的过去生活中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同新来的医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一道在医院的公园里面散步。他们送一个胖得可笑的叔叔去档案楼，因为他急急匆匆，还害怕迷路。后来马上就开始了“这种”生活，娜塔莎喜欢“这种”生活远胜于“那种”。要不是一个“但是”就好了。是伊拉姐姐，她猜不到娜塔莎藏到哪里去了，一定会急得发疯。还有弟弟妹妹也是，大概，没有她都会很寂寞无聊。在其他方面，这种生活完全能使姑娘满意。
她第一次清醒过来时是在一辆汽车里面，并且明白是躺在一部两轮车上。挨着她坐着的人当即就发现她睁开了眼睛，说了一句亲切安慰的话，快速给她打了一针，娜塔莎又重新陷入了昏迷状态。她第二次清醒过来时是在飞机上。旁边仍然坐着那个人，他又立即拿出了注射器。然后就一直是这个房间和一群彬彬有礼、不言不语为她服务的人。不知何故，他们谁也不同她说话。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在汽车上、飞机上陪在她身边的那个人，还有一个是米隆。不过他们对她说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让17岁的娜塔莎-捷列辛娜满意。
“现在一切都在你的手里，姑娘。你让我们看看你能干什么，我们保证为你安排最好的生活，只要你的病体能够适应。”
“我应该让你们看什么？我有什么能耐？我是个残疾人。”
“你是一个神童，虽然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一点。你在医院时周围的人不能赏识你的才能。我不能也不想向你解释细节，不过你表现越好，你往后的生活也会越好。你记住这一点。”
“你们把我绑架了？”她在到达的第一天就问。
“自然啦。不过不必说粗话，娜达申卡。换句话说，我们把你带到这里，为你的不同凡响的头脑安排更为舒适、更为合适的条件。但是你有一点说对了：我们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也没有征得任何人许可。”
“你们为什么绑架我？你们想索要赎金？”
“愿上帝保佑你！”男子哈哈大笑起来。娜塔莎已经知道他叫瓦西里，“什么赎金？你说什么？跟你姐姐能要什么？旧扫帚还是旧铁锹？”
“但是，难道他们不会找我吗？”娜塔莎慌神了。
“这也仅仅取决于你。你怎么对待这件事情，它就能怎么转变。现在他们当然在到处找你，但是如果你想的话，也能随时停止寻找。而且这对我个人没有任何意义。让他们找去吧。反正在这里谁也找不到你。”
“我在什么地方？”她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问，“你们把我弄到什么地方来了？”
“听着，”瓦西里叹了口气说，“我听说，你是个明事理的姑娘。问一些反正得不到答案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他自问自答，“看来，你还是不要问了。想一想，哪一样对你更好。让他们找你还是不找。我同时警告你，找不找都一样。找不到你的。但是起码可以做到让你的姐姐不要着急，不要自己想象出一幅可怕的景象。要知道你也担心自己的姐姐，是吗？”
娜塔莎默默地点点头。暂时她还不觉得可怕，因为她想象不到，是一些什么人，为什么和出于什么目的，拿她制造这场恶作剧。这个瓦西里自己刚才说了，从伊拉那里一无所图，除了旧扫把，就是说，事情既不是为了赎金也不是为了钱，这么说来，谁也不会以杀害她，或者剁掉她的手指和割下她的耳朵来威胁她的姐姐。她从医院谈话、电视转播和书上知道，有时候绑架姑娘是为了把她们卖到外国的妓院去，但是她不适合做这种事情。那么为了移植她的器官而杀死她也不可思议，在她的体内简直没有一个有活力的部位。换句话说，她在头脑中还逐一考虑了所有可能的使她遭到身体损失甚至杀害的原因。17岁的娜塔莎-捷列辛娜得出结论，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威胁她。在同一家医院里度过六年之后，改变一下环境对她而言甚至很有意思。尽管在她穿着残疾人紧身胸衣的毫无希望的生活中有点惊险。但是毕竟有两件事情让她不放心，伊拉姐姐，她在那里怎么样？大概急疯了。还有，如果她需要医疗救护怎么办？在医院里，当娜塔莎疼得厉害或者心脏病发作时，能给她什么药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心中有数。可是在这里呢？有人知道这些吗？会不会娜塔莎第一次服药就因强烈的过敏反应引起窒息而死去呢？
因此，被绑架以来，她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决不服用任何药品。不论她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她将忍受任何疼痛。最近六年来她懂得了，任何疼痛，哪怕是最难以忍受的疼痛，都不是没有止境的。任何疼痛早晚都会过去，只要尽力忍住就行了。的确有危险，心脏可能经受不住。但是她应该控制自己，因为从现在起她的生命取决于她的控制力。
第一天，名叫瓦西里的那个人把一个瘦瘦的、不漂亮的黑皮肤女人带进了娜塔莎的房间。
“这是娜佳。将由她来照料你。娜佳是个有经验的护士，这样一切都会很好。”
娜塔莎从第一眼就不喜欢她，从黑黑的娜佳看坐在床上的姑娘的那种眼神。这种眼神有什么让娜塔莎蜷缩起来。或许是轻视，或许是厌恶，或许还有什么……
的确，没有埋怨娜佳的理由，她真的是个有经验的护士，而且做什么事情都手脚麻利，但是与此同时从她紧闭的嘴唇和刻毒的深色眼睛中流露出一股凶狠，让娜塔莎感到不自在。她试图同娜佳说说话，好让她对自己有点好感。也许，哪怕打听点什么。但是这一尝试令人难堪地失败了。护士嘟嘟哝哝回答的是些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的话，娜塔莎几乎一句也听不懂：
“什么问题……被禁止……”
“她说话真怪。”姑娘心想，“说的莫非不是俄语？我被弄到了什么地方？”
第一天天黑时，瓦西里又往房间领进来一个年轻人，娜塔莎看他一眼就愣住了。就是他，她梦中的英俊王子，匀称健美，黑色头发，深色眼睛，坚毅的嘴唇上一溜整齐的髭须，他正是她梦见过的人，她将终生爱他。但是她这个残疾人同他注定不能相聚厮守。他的出现使娜塔莎大为震动，以致没有听清楚瓦西里说的头几个字。
“认识一下，娜达申卡。这是米隆，他将教你学习数学。”
“你好。娜塔莎。”米隆的声音柔和悦耳，在姑娘听来，他说的话犹如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她甚至拿不出力气来回答问候，只是默默地点点头，慌乱地舔舔嘴唇。
“现在是向你解释清楚事情原委的时候了，”瓦西里同时继续说，“你就如我已经说过的，是一个对数学有非凡才能的神童。有人非常感兴趣，想让天才的数学家为他们工作。这些日子他们的代表要来鉴定你的天赋和能力，如果考试结果使他满意，你的生活将会根本改观。你将会在极为优越的条件下生活，挣到很多钱。你甚至有能力帮助你的姐姐。不过，这里有一个相关情况。这些人知道你有很多病。他们想验证你是不是能够工作并且能够相当长远地产生效益。尽管这句话有多么难听，一个人大脑再聪明，倘若他活不过三个月的话，他们也不会出大价钱。因此他们要先考考你的数学，这些人还派来一位医生为你诊察，并对你的身体状况做出结论。他要做一些化验，进行专门研究，对此你用不着多想，只要照吩咐去做就是了。你都听明白了？”
“不。”她已经从震动中回过神来了。在这位漂亮的小伙子面前无论如何不可以把自己表现得像一只驯服的、利用她孤立无援的处境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对她呼来唤去的小绵羊。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瓦西里故作宽容耐心地问。
“要是我不想呢？我不想让一些陌生人买走我，不想住在这里，不想让医生诊察我，我想回家。”
瓦西里叹了一口气，坐到房间一角的安乐椅上。
“你想去哪里？回家？”他疲倦地重问一遍，“可是你的家在哪里？在那令人讨厌的医院里，在那个一星期换一次而不是每天换一次衬衣的地方？那个让你吃鬼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地方？那个你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也没有任何生活前途的地方？你现在是成年人了，不会不理解你说的话有多么荒谬。你是那可怜的不幸的姐姐的累赘，你和另外两个，奥尔加和巴甫利克，还有你们的母亲。你以为，伊拉照顾你们几个人容易吗？你什么时候考虑过，为了一星期给你们送两次水果、食品、衣服、书本，她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稍微想一想，她买这些东西的钱从哪里来？也许，或者你以为这些东西很廉价，是白给她的？没有的事。你的姐姐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你简直没法想象那些活有多重多脏。所以我才对你说：你有可能减轻她的负担，让她生活得轻松些。她将不用再抚养你，而且你还能给她钱。可是你回答我什么？或者你想让大家包括你的姐姐认为你是个不知好歹、不知感恩的人？”
娜塔莎睁开眼睛，事实上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她从来没有想过。伊拉一星期来两次，提着装得满满的大包小包，给她找来她指名要的书籍、课本，在她看来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她的脸上浮现出羞愧的红晕。不管那里怎么样，瓦西里说得对：她已经是大人了，不应该依靠可怜的伊拉赡养。难道她还小吗？当着这个黑眼睛王子的面，娜塔莎-捷列辛娜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让自己显得又小又傻。
“我将做需要的一切。”她轻轻地小声说，没有抬起眼睛。
“这样才好，”瓦西里快活起来，“那么我走了，米隆留下。今天你们要上第一堂课。对了，顺便说说，当我们把你……”他停顿了一下，思索恰当的词语，“带出来时，你手上有一本书。你不要担心，书没有丢。明天就把它还给你。”
真是，经历了这一系列突变，她竟然忘记了那本书！要知道她曾是多么爱惜这本戈尔德曼的教科书啊！伊拉跑遍了全莫斯科市也没能找到，因为这本书是很早以前出版的，现在就连旧书商也没有货。这本朝思暮想的书是阿莉娅护士遇害时到儿科来过的那位女民警带来给她的。从那时起，娜塔莎同这本书就没有分开过，甚至散步的时候也随身带着它，随便翻开一页，靠心算做题。而戈尔德曼的习题真是妙极了！非常好的习题。其他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没有这样的习题。题文不长，简洁优美。娜塔莎特别看重这些习题的质量，因为它们很容易记住。不用手和纸就可以演算。
门随着瓦西里出去关上了。娜塔莎突然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她是同自己的梦中王子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她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一般需要怎么做。是自己开始谈话还是等待他开口？
“你感觉怎么样？”米隆突然问。
“谢谢，还好。”她礼貌地回答。
“你能上课吗？或者推到明天再上？”
“不，不，”娜塔莎赶忙说，她害怕王子会消失，以后再也不来了，“我感觉正常。现在我们做什么？”
“为了开始上课，我要先确认你的知识水平，也许，你根本不是神童，而是一个最平常的姑娘。”
这一下她真的惨了。事实上，他们凭什么断定她有不同寻常的才能啊？不错，她从很小的时候就爱好数学。于是妈妈坚持让她在上学的同时又跟一位私人教师学习。在学校里她当然全都是得五分，然而这不是标志，因为她在学校里只上到五年级，然后就住在医院里了。五年级的五分是微不足道的。五年级还谈不上数学，全都是些趣味娱乐。在医院里她开始加紧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而爸爸的同事萨沙叔叔一直检查她的作业，对她大加赞赏。但是他一次也没有说过她是神童。只是对她大加称赞并说过她头脑清晰，一定要继续学习，她具备学习所需的一切条件。
但是，如果第一次就发现她的才能是最平常的，那么米隆就不会再来了。就是说，她应该非常卖力才行。因为……因为如果是绑架者搞错了，而她又没有什么杰出的才能，那么她就不再是他们需要的人。到那时他们又该怎么处置她呢？送她回家？把她永远留在这里？不会，他们为什么要为她破费，给她吃、给她喝，请人侍候她。或者付给她返回莫斯科的钱。娜塔莎反反复复地设想着，他们会怎么处置他们不再需要的人。当然，不是根据自身的经验，而是根据她读过的书本，以及她在医院的电视上看过的电影。
到底还是很想知道，他们究竟把她弄到什么地方来了。娜佳这个女人说话那么怪。而米隆这名字也是怪怪的，不像是现代人的名字。
“你为什么叫米隆啊？”娜塔莎突然问。
“什么为什么？不为什么，这么叫就是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名字。是古代的名字吗？”
“不是，完全是个常见的名字。我们那里很多男孩子都叫这名字。”
“你们那里是哪里呀？”
“我们那里，”米隆生硬地重复一遍，“具体在什么地方，你不应该知道。我们是上课还是讨论我的名字？”
她没有坚持。要知道，如果她不听话的话，米隆随时可能扭头就走。就是说，她还是听话随和些，只要他不走，只要她还能和他呆在一起就行了。
“怎么样？”
瓦西里手拿一张报纸，从他闲躺着的沙发上坐起来。
“你有什么话要说？”
“这个姑娘极为出色，”米隆非常赞赏地说，“真正地自学成才。我真不明白，躺在病床上，又没有老师，怎么能掌握这么多的知识。当然，还需要进一步雕琢，但是条件惊人的好。”
“那你就开始做吧，”瓦西里满意地说，“雕琢吧，让商品不至羞于见人。有的是时间，医生四天后才能坐飞机来，而且还得忙乎不少于两个星期，没准还会更长。你就住在这里，在二楼。别做蠢事，阿斯兰，我们的警卫很可靠，老鼠钻不过，苍蝇飞不过，所以最好别钻空子。”
“您说什么，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哪能呢，顺便说一句，姑娘很想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可以告诉她吗？”
“你疯了！”瓦西里气呼呼地说，“连想也不许想。”
“但是她注意到我的名字了。”
“那又怎么样？”
“她说得对，像我这种名字，在俄罗斯早就被遗忘了，只能在书里见到，可是在我们这里到处都是。”
“啊，见鬼，”瓦西里挥了一下手，“那就让她明白她不在俄罗斯，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她知道确切地点。当然，是我跟你疏忽了。当时应该对她说出你的真名。你们高加索人分散在所有的独联体国家。随便在哪个臭气熏天的犄角旮旯里都能找到你们。你往哪里看呢？你必须考虑考虑。”
“我不应该考虑什么，”米隆愤愤地回答，“我的事情是数学。至于秘密活动，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习惯了自己的名字，在这里它不会引起任何人奇怪。”
“好了，你别发火，”瓦西里息事宁人地说，“好在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愿上帝保佑，什么也不要发生。你最好跟我说说，这姑娘仅仅对数学，还是对所有要求智力的方面都有独特罕见的才能？”
“我不知道，”米隆耸耸肩膀，“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检查。”
“那么你就检查。别再把自己当局外人。你知道，早在古代人们就发现了，没有比奴隶效益更低的劳动。奴隶不参与利润分配，因此他对主人的福利无动于衷。可是你不是奴隶，你应该懂得，你的作用发挥得越好，我们的商品就卖得越贵，你的分成相应地也就越多。清楚了吗，阿斯兰别克？”
“确实如此，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清楚了。”
米隆回到最近几个星期将作为他的住所的房间。他不喜欢这里的一切：无论是这幢大楼，还是瓦西里，房间，为数众多的沉默不语的警卫，以及整个这件事情。居然绑架一个残疾姑娘！干这种事情，真是丧尽天良。她完全还是个孩子，绝对孤立无援，不能保护自己。但是米隆不能跟父亲的意志作对。也不能跟他们答应为这一工作付钱作对。的确，即使父亲吩咐他无偿去做这件事，他也一样会做。因为从他记事以来，就服从父亲，他怕父亲。
他的父母是印古什人，但是他是出生在这里，在西乌克兰，离边境附近的乌日戈罗德不远。父亲是军官，在喀尔巴阡军区服役。这里的反俄罗斯情绪一向很强烈，憎恨喀查普们，看不起他们，于是这个其父母饱受斯大林的强制迁徙磨难的印古什军官，很快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心理“生态”基础。他不顾妻子的反对，给儿子取名阿斯兰别克。妻子认为，既然儿子将在本地的学校上学，同当地的孩子交朋友，就不必让他同他们太不一样。母亲认为，在乌克兰长住，可以给孩子起个斯拉夫名字，然而父亲坚定不移。但是僵局自行解决了：在幼儿园，在学校，椎也不叫阿斯兰别克的全名，而是给他起各种各样的绰号，既有从姓名演变过来的，也有一些不知从哪里编出来的，开始把阿斯兰别克缩成阿斯兰，然后又变成了比较习惯的斯拉瓦，然后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斯拉瓦——这是从什么缩来的？”可供选择的有：维亚切斯拉夫、斯坦尼斯拉夫、弗拉迪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勃罗尼斯拉夫和米罗斯拉夫，小男孩选择了最后一个，不知为什么，他更喜欢这一个，这样就有了斯拉夫科、米尔科、米尔查等等。终于，阿斯兰别克对大家说他叫米隆，由于他乌克兰语说得很流畅，于是语言知识与典型的乌克兰名字相结合一下子解决了所有问题。阿斯兰不再受到戏弄，他的真名也不再受歪曲，他从印古什人阿斯兰别克变成了乌克兰人米隆，而他的民族属性只有在核对身份证的时候才被注意。他的外表同真正的乌克兰人很少区别，如果相信民间创作，“黑眉毛加黑眼睛”永远是这里的审美标准。
在选择职业问题上，他不得不同父亲展开一场真正的战争。父亲坚持要儿子去当一名军人，并且要求阿斯兰上高加索的一所军事学院。
“你应该当一名印古什军官，为我们的故土服役。如果你在基辅上学，你将在乌克兰的军队中服役。”
但是阿斯兰——米隆不想当军官，他打算上物理技术学院。母亲站在他的一边。她不赞同伊斯兰教徒丈夫过分政治化的观点，她同任何一位母亲一样，不想让她的儿子参加军事活动。但是父亲不肯让步。于是阿斯兰到费拉迪高加索去考军事学校。他很走运。闹得轰轰烈烈的民族自决倾向正中他的下怀：入学考试需要用母语，不是俄语，更不是乌克兰语。父亲把牙齿咬得格格响，允许儿子进基辅的军事学院，但是这也并不简单，作为一名基干军官，他把全部军旅生涯都撒在了乌克兰的土地上。原来，利用一个印古什军人的知识，健康和力量是完全允许的，也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可是允许他的血管里没有乌克兰血液流淌的儿子接受高等教育，而且还是进有名望的大学，完全是另一回事。甚至在原则上就是另一回事。必须有阿斯兰别克根本没有关心过的乌克兰国籍，甚至连他的父亲同国防部的关系也无济于事。应该说，阿斯兰——米隆自己对此有说不出的高兴，必须赶快寻找出路。否则，春季征兵时，阿斯兰就该开始到军队服役去了，恰恰又是去他的父亲绝对不允许的乌克兰军队。儿子应该为伊斯兰事业服务，而不是进东正教教堂。因此，父亲咬牙切齿之余，允许阿斯兰去报考任意一所有军事课程而且学生又可以免服兵役的大学。这一段选择时间已经不宽裕了。报考两所军校用去了半个月，必须找一所八月份举行入学考试的大学。事随人愿，阿斯兰别克，也就是米隆成了物理技术学院——恰恰是他理想的那所学院的学生。
他很长时间对父亲那些与自己的公务没有关系的活动漠不关心。他不去注意，把这些令人惊慌的想法从自己心中驱赶开，尽量不去想它，经常安慰自己，他似乎只是过分多疑而已。他不赞同父亲对俄罗斯人的憎恨，也不理解他，虽然他对他们家被强制迁徙的辛酸历史耳熟能详——父亲经常讲述。他们早已从乌日戈罗德搬到了里沃夫。阿斯兰在里沃夫上完了中学。家里经常来一些脸上长满大胡子、说阿斯兰听不懂的语言的人。他们同父亲一道下到地下室，他们每一家在地下室都有一个上了锁的隔间。然后又回到上面的住宅，长时间地谈论什么事情。信箱里定期出现大额的几千几千的国际电话账单，从账单上打印的城市看，阿斯兰不费劲就知道，父亲要电话最多的是莫斯科、格罗兹内、纳尔奇克和马哈奇卡拉，最糟糕的是阿斯兰一次也没看见过父亲打国际长途。这表明，他拨电话的时候儿子不在家。就是说瞒着他。看来，要是真有事情隐瞒的话，那一定是违法的事情。但是阿斯兰对此不愿意深想。
他已经通过了四年级的考试，正打算跟朋友们一道去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这时父亲出乎意料地说：
“阿斯兰别克，你应该取消外出旅行，这里需要你。”
原来，要去喀尔巴阡山，位于库塔米和科索夫之间的一个什么地方，给一个什么姑娘教数学。阿斯兰寻思，父亲不过是推荐他去当一名补习教师，要去辅导一个姑娘准备升大学考试，同时可以额外挣点零花钱。这并不引起年轻人的反感。恰恰相反，他喜欢去喀尔巴阡山，他以前经常同朋友们一起去，冬天去滑雪，夏天采蘑菇，那儿的森林里，蘑菇多得不得了。不错，同他一起去克里米亚的本来有他的姑娘，但是这件事情他甚至话到嘴边却不敢对父亲说出口。为了一个女人，放弃工作不干，放着钱不挣？这是男人的耻辱。不论什么女人都不能成为男人改变自己计划的理由。
阿斯兰别克出发到喀尔巴阡去了。在科洛梅耶的小机场上，一个高大壮实、长着一头浓密的波浪形头发和一张笑脸的男子在等着迎接他。他自我介绍说叫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
“你了解你将要做什么事情吗？”他们坐进车里向群山的方向行驶时，瓦西里问。
“父亲说，要我给一位姑娘辅导数学。”阿斯兰迟疑地说。
“这不完全对，”瓦西里笑了，“但是大体上正确。的确，是教数学，也的确是教一位姑娘。但这可不是辅导。这位姑娘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她得了重病，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六年了，更确切地说，是她曾经住在医院里，在我们把她从那个医院里弄出来之前。据说，她有杰出的数学天赋，但是我们这么说吧，夸这个海口的那些人都不是这一问题的鉴定人，因此需要你来验证她的知识和素养水平。我再说明一点：她在数学方面知道多少，这对于我并不太重要，对于我来说，更重要得多的是她的潜力、她的头脑、她的智力。我是个清醒的人，我理解，她躺在医院里，没有老师，没有进课堂，很多事情都没法知道，所以我不拘泥于她的知识范围。但是我应该确切地知道，她是否真的具有与众不同的天赋，还是虚张声势，虚构杜撰，想入非非。你懂得知识与天赋的区别吗？”
“当然懂。”阿斯兰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两眼扫望着窗外道路两旁掩映在苹果树和梨树之中的小房子。
他多么喜爱这里的景色，多么热爱是他真正的祖国的乌克兰啊！他从来就听不懂父亲那些偏执狂热的絮絮叨叨。关于历史上的故乡——印古什蒂亚——阿拉尼亚，关于多灾多难的伊赤克里亚——车臣，关于伊斯兰的绿旗和反对背信弃义的圣战——加扎瓦特。这一切离他是何其遥远，何其陌生，何等不需要。在这里，在西乌克兰，有他的朋友、他的家，这里的人都说他精通的语言，这里的人唱他从小就听惯的歌，歌中忧郁的旋律能让他热泪盈眶。偶尔从广播和电视里听到高加索民间音乐，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不喜欢这种音乐，听不懂它，其中没有他听惯的节奏与和谐。
汽车停在两扇高大的铁门前面。瓦西里给了信号，大门旁边的小门打开。一个穿迷彩作战服的武装警卫走近汽车，看清是瓦西里，他殷勤地点一下头，然后把询问的目光转向了阿斯兰。
“这是……”
瓦西里讷讷着说不出来了，因为他显然是忘记了对于斯拉夫人来说过于复杂的名字阿斯兰别克。
“米隆，”阿斯兰替他说，“我叫米隆。这样更简单些。”
“对！”瓦西里赞许地点点头，“他叫米隆。他要在这里住些日子。是我们的人。”
大门开了，汽车平稳地开进去，停在一幢三层大楼的台阶前。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其他几个警卫围着大楼和在空空的长走廊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
“这是什么，是什么人的别墅吗？”米隆问。
“嗯，差不多，”瓦西里答应了一声，“我们称为康复中心，就是恢复健康的地方。”
“这里也有医生吗？”
“怎么会没有呢。当然不是所有的时间。但是需要的时候就有。随便什么科都有，而且是最好的。”
显然，米隆——阿斯兰想，在这里治疗的都是些大人物和大老板，只要他们不在，那么医护人员也就走了。瓦西里说，科室齐全，医术精湛。大概，邀请什么科的医生取决于大人物生什么病。也有相应的报酬。
他不知道为什么感到不痛快。奇怪，一个姑娘家，中学生，而且身患重病，怎么跑到这样一个机构里来。在这里对她干什么？一个小姑娘，却有整整一个支队武装到牙齿的警卫。
现在是深夜，他已经躺到了自己临时新住所的床上，米隆第二次想到自己陷进了一桩不光彩的事件中。为什么那个姑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难道把她弄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给她治病？又为什么不能对她说她是在喀尔巴阡山？从她同瓦西里的对话判断，她是被强制带来的，一句话，是被绑架的。但是，其实猜测有什么用，可以去问她自己，对，就这么办。就在明天早晨上课时。
塔什科夫同尤拉-科罗特科夫一道到医疗放射学应用研究所去。他们决定不提前同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约定。他们认为，反正薇拉肯定会事先通知他。沃洛霍夫的诊室锁着门，在诊室的主人没有到来时，他们只好在门外的走廊里坐上整整一个小时。第一眼看见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那张讨人喜欢又不加掩饰的脸，科罗特科夫就明白，出人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在米沙-多岑科灵活的指挥下画就的肖像，非常非常接近原型。在意外成功的后面，总是紧接着失败，而且成功越辉煌越重大，失败也就越惨痛越显著，这一点，科罗特科夫根据自己的侦探生涯体会得十分深刻。
沃洛霍大从他们的身边走过，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两位刑事侦查员。他打开诊室的门就消失在门后。亚历山大和尤拉又交换了一下眼色，等了几秒钟，跟着走了进去。
“您好，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他们礼貌地打招呼。
沃洛霍夫向他们抬起了眼睛，又困惑莫解地眯缝起眼睛。
“你们好，有事请讲。”
两位侦查员作了自我介绍，并简要地讲明来意。沃洛霍夫绝对平静地听着。
“很遗憾，我未必能为你们效劳。我从来没有见过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实际上对他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是我的病人的丈夫。”
“您要明白，在更大的程度上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他认识的那个姑娘。他曾经安排她来找您，”科罗特科夫灵机一动撒了个谎，“我们一定要查明这个姑娘是谁，她可能同他的死有牵连，或者知道重要情况。”
“但是我可更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沃洛霍夫耸耸肩膀，“薇拉-尼古拉耶芙娜听她丈夫说这是他的一个同事的姐妹。说实在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
“也许，您能回忆起一些细节？”科罗特科夫央求道，“您明白，死者的同事很多，其中一半人都有姐妹，她患的什么病？”
“我哪能知道？”沃洛霍夫摊开手，“这个病人我也没有见过。据我的理解，问题恰恰正是要诊断她患了什么病。”
“薇拉-尼古拉耶芙娜说，开始约定的是他们星期五来访，后来又推到另一天，因为你另有要紧事，是这样吗？”
“是的，是这样。”
“您把这个情况提前通知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了，是吗？”
“当然，我提前通知了。在首次预约日期的前一天。”
“您是以什么方式通知的？通过薇拉-尼古拉耶芙娜？”
“不是，我亲自给他打了电话。”
“什么时间？”
“早晨，我刚上班。难道这有什么意义吗？”
“您要明白，查清奥列格牺牲前几天的行踪对我们很重要，因此关于他几点钟具体在什么地方的所有情报对我们都有价值。您是给他的家里打的电话吗？”
“当然。我没有别的任何电话号码。”
“在几点钟？”
“嗯，大约……早晨8点左右。在8点到9点1刻之间，这更准确些。”
“你们谈了很久吗？”
“根本不久。我向他解释了情况，并且请他把咨询时间从星期五推到下星期一。他同意了。这就是全部谈话。”
“请您说说，您早就同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相识吗？”在此之前一直暗中观察沃洛霍夫的塔什科夫抓住了主动权。
“从我给她看病开始，”沃格霍夫回答，“我们的相识是医生同病人的相识。”
“再具体一些？”
“一年左右。”
“这够久的，”塔什科夫说，“薇拉-尼古拉耶芙娜从来没有向您透露过家庭问题吗？她没有说起过她的丈夫有对头吗？”
“亲爱的，您别混淆不同的事情，”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宽厚地笑了，“她丈夫的对头，这绝对不是家庭问题，而是他的个人问题和公务问题。至于家庭事务，当然，我倒是经常向薇拉-尼古拉耶芙娜问起，因为现代医学确证，绝大多数疾病，特别是妇女疾病的发生和加重，都是对家庭不和的回应。比如，可以连续几年给某位女患者治疗湿疹，邪门，为什么最好的药也不管用？事实上，她的家里鬼知道闹些什么，她整个人一天到晚神经紧张。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怎么治，湿疹也不可能消失。”
“就是说，关于她的丈夫，您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意思的情况？”
“唉！”沃洛霍夫叹了口气，“我很遗憾，你们在我身上白费时间。”
“好吧，打搅了，请原谅。”两位侦查员站起来，“祝你好运。”
他们默默地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到楼梯口，顺梯而下，没有再交谈一个字。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楼梯拐角，放着一只高脚烟灰缸，上面有一行字很醒目：“不得抽烟。”其实，烟灰缸里满是烟头。科罗特科夫停下来，掏出了香烟。
“有什么要说？”塔什科夫问。
“没什么。你不喜欢这位大夫什么？”
“整个人。我不喜欢这位大夫，是因为他极像我们怀疑制造四起谋杀案和绑架孩子的那个人。”
“你得了吧，”萨沙瞪起了眼睛看着他，“当真？”
“绝对。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我们的角色也是一位医生。”
“那为什么你……”
“照你看来，我应该怎么办？给他戴上手铐，带到彼得罗夫卡去？我没有捕人勋章，按第一百二十二条的方式拘留他无论如何也够不上。难道我在犯罪现场抓到他了？抓住他的手了？莫斯科的医生何其多也！每十个人中必定就有一个像我们掌握的口头描述那样。现在这个沃洛霍夫无处可藏，有了名字，地址就能查到。我们悄悄地工作，查明谋杀案发生的时候，他在不在现场。”
楼下传来脚步声，有人走上了楼梯。于是尤拉不做声了。不再做声还因为研究所的同事们会听见，他怎样大声对尊敬的科学博士制定计划。脚步声临近了，在转弯处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头，接着是穿淡黄色真丝坎肩的后背。女人转过身，开始迎面走上来。这时，塔什科夫急忙把没抽完的烟头扔进烟灰缸，他的脸分明露出了十分惊讶的神情。
“天哪！卓娅，是你？”
女人僵住了，接着她咧开嘴唇羞怯而惊异地微笑了。
“萨沙！塔什科夫！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你。”
“我也没想到。你在这里工作？”
“你说什么，我哪行。我来治疗。”
“要紧吗？”塔什科夫不安地问。
“不要紧，是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