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斯大要格勒会战的日子里 第九章 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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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防御战坚定了我的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最终决定任何一次战斗结局的是精神力量。要证实这一结论，有现成的例子。9月和10月，保卢斯指挥数倍于我的兵力、坦克和大炮，在取得制空权的航空兵掩护下，对我阵地实施了连续突击，但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决不能使城市保卫者从精神上崩溃。相反，他越是凶狠地对我防御目标实施突击，我们的战士就越是顽强地拼搏，有时是以小股作战，有时甚至单枪匹马地干。不论是在市中心，还是在工厂区以及马马耶夫岗都是这样。
原因何在呢？我们的战士如此坚定、如此顽强的源泉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希特勒的战略家们有权认为，我们拥有某种工事和某种特殊武器，使得他们在兵力明显占优势的情况下，仍不能取得胜利。
是的，每一个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的确是由一种特殊武器，一种侵略军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威力强大的武器武装起来的。我们对胜利坚信不移，我们一分钟也没有背弃过这个信念：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所捍卫的是一个进步的社会、是后代人的光明生活。敌人必定灭亡！这不是口号，不是群众集会上的发言，而是我们永恒的信念，是我们战斗力的动力和勇敢作战的源泉。
当形势表明，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一场大战已是不可避免时，方面军各部队补充了数千名具有丰富的党的政治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仅第62集团军从全国各边区、各州召集来的9千名共产党员中，就有区委、州委和市委书记、部门主任和指导者、集体农庄的和工厂的书记以及其它党的工作者，共500多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A·B·基里洛夫和A·H·克鲁格洛夫同志，俄罗斯联邦国营农场副人民委员A·C·斯图波夫和其他同志，来到集团军以加强政治部门。在集团军里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党的核心。每个连都有一个坚强的党小组。近卫第33、第37和第39师的许多营，全部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
党的力量遍布集团军的所有重要地段。在行军时、在战壕里和在战斗中，共产党员以自己的行动做出表率：应该怎样为完成党和祖国的要求——“决不后退一步！”而斗争。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向人们宣传，我们已无路可退，我们不仅能阻止住敌人，而且能把它赶回去。为此，需要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克敌制胜的本领。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和自我牺牲精神，其力量如此之大，是任何度量单位都无法衡量的，它对部队，对每一个战士心灵的影响，是现今西方出版的论述上次战争的长篇巨著的作者们，是那些不想承认共产党的领导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人，所永远不能理解的。
我从第62集团军共产党员的党的政治工作经验中，举几个例子。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党的力量遍布在所有重要地段上，这就是说，政治工作没有脱离集团军的任务，而是直接深入到部队，以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
斯大林格勒保卫者誓死坚守着阵地。但要让人们在精神上做好这样顽强斗争的准备，却不那样简单。
可以想象一下，战士们肩上杠着反坦克枪或手提机枪，腰间缠着子弹带和手榴弹，背着母亲或妻子给装满食物和用品的背囊，随着纵队行走在通向伏尔加河的泥泞道路上。疲劳加上尘土和汗水，使他们连眼睛也睁不开。何况，在那遥远的故乡，有他们的老母亲，有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惦念着她们，希望回到她们身边。然而，他们却来到伏尔加河，看到大火映红了的天空，听到隆隆的爆炸声，于是又惦念起家乡、妻子、儿女。只是现在他们按另一种方式来想念他们：“没有我，他们该怎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不对他们晓以祖国面临亡国危险的大义，他们会在重重顾虑下停止不前或放慢脚步。
但他们没有停下来，仍一往无前地向前走着。因为，路两旁的标语、口号，用火一般的语言，召唤着他们前进：
“同志们！如果你不在斯大林格勒将敌人挡住，敌人就会闯入你的家园，捣毁你的故乡！”“一定要把敌人消灭在斯大林格勒！”“指战员们，祖国母亲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
“祖国母亲不会让你们的亲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天已渐黑。在左岸渡口码头旁边，停靠着一些被打坏的小船和一艘被打穿船舷的汽艇。在沿岸的一丛丛灌木丛旁、一棵棵被炸毁的白扬树下、一个个弹坑和壕沟里，到处都坐满了人，成百上千的人，然而却非常寂静。大家都屏息地看着伏尔加河对岸那淹没在烟火中的城市。在那儿，石头似乎都在燃烧。有的地方火光直冲天际。难道人们就生活、战斗在这样一片火海中？他们在那里呼吸什么？他们在那保卫着什么？是残垣断壁、一堆堆的石头吗？……然而，上级命令他们渡河到那边去，并立即投入战斗……
是的，是有命令，但是仅仅靠命令，而不使人们在心理上做好完成这一命令的准备的话，那么，上渡船必定是慢慢腾腾地，而渡船在航行中一旦遭到射击时，人们就会弃船跳入水中，不向那火海、向那战斗的地方游去，而是相反，游回到刚刚离开的码头，应该有人做出榜样。每个连、每个排里都有这样的人，他们不仅仅自己，而且还率领其他向那燃烧着的城市游去……这样的人不仅连、排里有，各班组时也有。他们就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在执行指挥员的命令时，以模范行动做出表率，让大家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这就是在完成战斗任务时的政治工作。
下面是原戈里什内师的列兵机枪手、现奥列霍沃－祖耶沃纺织联合工厂的细木工、共产党员彼得·别洛夫谈的关于横渡伏尔加河时如何做政治工作的事：
“在上渡船前，来了一位个子不高、圆脸、剃光头的将军，他是方面军副司令员戈利科夫。他刚从河对岸回来，他说：‘从外面看，那边好象一切都在燃烧，简直无立足之地。然而，在那里却驻扎着并出色地战斗着整团、整师的人马。他们极需要援助，他们期待着你们……’
然后，给我们分发了报纸，给每人发了一本铅印的手册《城市战斗须知》。
渡船就要靠岸了。我们等待着口令，而心里却充满了忧虑，因为人总是愿意活着的……我们看见，没等下令就第一个登上渡船的，是一个满脸胡须、又瘦又小的大尉，他袖子上缀着一颗小星，这表明他是教导员。后来我得知，他是营党委书记瑟罗米特尼科夫，一位大概是1918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后面跟着一队战士，这是些什么样的战士，说来都可笑！例如，我们这时的斯捷潘·奇卡里科夫，他是一个有毛病的人，党为胆子小而发愁。有一天，我们开始下火车，不知为什么高射炮兵开了火。这个可怜的人，一听炮声就飞快地向田野跑去，好不容易才追上他，让他清醒过来。总之，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瑟罗米亚特尼科夫挑选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没等下令就带他们第一批登上渡船。您瞧，连奇卡里科夫也没有流露出胆怯来！
上船进行得很迅速，我们启程了。船上人很多，大约有500人。我们共产党员都被安排在栏杆旁，以防止慌乱。
我们航行着……河水被火光映红。这时，仿佛故意为难似的，月亮从云缝中露出脸来，然后，头顶上突然亮起耀眼的亮光，亮得都能看报。左右两边响起爆炸声。一颗水雷在船舷边爆炸。我想，唉！完了，现在都得沉底了！这儿水最深，正是伏尔加河的中心，而他，那个大胡子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却爬到弹药箱上，当着大伙儿的面坐在那儿，与邮递员逐一挑看着信件。他挑看着，邮递员一会儿指指这个，一会儿指指那个。有人呻吟起来，立刻又停了下来，因为瑟罗米亚特尼科夫朝那儿看了一眼，仿佛：同志，别急，可能也有你的信啊！
当我们驶到一个死角时，周围一片漆黑（有人用步枪把灯打灭了），大伙听到一个声音：
‘同志们，如果有什么意外，我和邮递员就在发光的前甲板附近，那儿就是营部……’
你可能会说，这位同志很有计谋。当然了，信件对战士来说，几乎等于同亲人会面，人人都急着要见到信。在这样的形势下，平稳地坐在最危险的地方——弹药上，还做着这样的事情，这是需要胆量和机智的。一句话，共产党员——
勇敢的人……”
有关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勇敢、坚定、机智、沉着的例子，有关他们善于在紧急关头成为战士们注意的中心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的模范作用也是由此而形成的。
模范作用……我想，集团军政治部做得非常正确，它要求各部队都要开会讨论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的品行问题。军事委员古罗夫和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签署的信中叙述了政治部的这项要求。信中谈的是城市巷战。信里写道：“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为周围的人做出表率。坚定不移应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的行为准则。如果那个党员表现出惊慌失措或胆小怕死，党组织对这样的党员一定要按党的纪律严肃处理，直到开除出党。”
这封信不仅各连、营党组织，而且各级司令部包括集团军司令部，也进行了讨论。每位首长似乎都感到了普通党员对自己品行的经常性的监督。根据党章，每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执行党的会议做出的规定。党的纪律就是这样——会议的决定每个人都得执行，违反了党内纪律就要受同样的处分，而不管你级别的高低。我作为集团军司令员，是坚决拥护对共产党员的这一要求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市中心进行巷战初期最困难的日子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能够迅速地制止那种怀疑城市防御是否合适的悲观情绪的蔓延。军事委员会依靠党组织，采取措施同贪生怕死和惊惶失措的现象作斗争。据我所知，第62集团军的每一个军人，不论他是普通战士还是指挥员，对战场上的逃兵都是义愤填膺的。真正的军人是不会容忍那些躲在别人后面、或为图保命而出卖别人的懦夫的。绝大多数的城市保卫者都怀有这种激情。尽管局势异常严重，敌人在人力、装备上都占优势，然而没有发生一宗张惶失措的事件。这都要归功于第62集团军的党组织。
应该考虑到，在巷战中，整整几个星期、整整几个月处于日夜不停的爆炸声中，政治工作者是无法召开大规模的红军战士大会，来宣讲党的重要决议和首长的命令，没有地方、也没有时间来发表热情激昂的长篇大论。宣传鼓动员经常在地下室或楼梯口下，在同战士们的简短谈话中，宣讲战斗任务。而更经常的是，直接在战斗中以实际行动来说明，应该怎样掌握武器，怎样完成指挥员的命令。坦白地说，这种实际行动起到的作用，远比长篇大论要大得多。因此，第62集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面临的一项任务，就是精通巷战战术，熟练掌握各种武器，首先是自动枪和手榴弹。大多数政工人员都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我认为，第62集团军党组织的主要功劳在于，了解到巷战的特点后，政治工作人员把自己工作的重心放到了连、排、强击队里。个别谈话成为政治指导员、党团小组长、政治副职、政治辅导员的主要工作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使战士们认识到，即使在敌后只剩他一个人，他应该、也能够同敌人战斗到底。对首长给予的信任——独立行动权，每个战士都能结合团、师和整个集团军的任务来合理地使用。只有对战士信任、信任、深深的信任，才能激起广大士兵的创造性的战斗积极性。这是一项需要耐心、复杂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而正如大家所知道，它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党组织的这一努力，每个城市保卫者才成为敌人前进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
党组织执行战斗命令是机动灵活，坚定不移的。我记得，集团军部的监察员和辅导员A·潘琴科、A·斯塔里洛夫、A·克鲁格洛夫、M·科甘、A·肖明、H·祖耶夫、H·科库诺夫、H·埃尔金、B·罗古列夫、E·古尔金、A·萨夫琴科，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助手N·尼古拉耶夫，科长H·季托夫和A·斯图波夫，他们一接到集团军的战斗命令，便立即下到那些担负最复杂、最困难的任务的地段。他们是带有任务下去的，就是将命令贯彻到每个战士，动员党团组织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完成战斗任务。而正如大家所知道，当时的形势很复杂，各地段、各楼房里的情况各不相同。政治工作人员要根据形势来选择对战士做工作的方式方法。他们不是等待合适的机会到来，而是直接下到强击队，到机枪手、狙击手和工兵身旁，无论什么地方他们都去。随时对战士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工作，这是政治部门对其工作人员的一贯要求。
各级政工人员和指挥员——从营的党小组到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和军事委员，都经常来到前沿并留在那儿。我本人也常到战士们的战壕里，向战士们讲解党的重要决定和这个分队的战斗任务。不言而喻，通过在战壕坦克的交心，战士们会更深刻地感到自己的责任，会更好地理解去完成受领的任务的重要性。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开展党的政治工作的。
据我所知，集团军部监察员、营级政治干部、后来是中校的伊万·谢尔盖维奇·潘琴科，在奥尔洛夫卡地域的战斗中，一直同全营一起在合围中战斗。最后，他带着120人的队伍于夜间冲破德国人的合围圈，与在工厂地域作战的部队会合。
政治部辅导员伊万·肖明在“红十月”工厂模型车间作战时，一直与强击队寸步不离，他们一起战斗了两个星期。只是他受重伤后才被送下来，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
巴秋克的步兵第284师的党组织，工作配合默契，协调一致”。政治部主任特卡琴科，该师各团的政治副职和党小组长，将党团组织的工作搞得非常出色，从而该师在战斗中从没出现过贪生怕死和惊慌失措的现象。巴秋克师的西伯利亚籍战士，坚定果断，使德国鬼子大伤脑筋。仅在马马耶夫岗，巴秋克的强击队就以机枪、冲锋枪火力消灭了数千敌兵。
巴秋克师的政治机关非常注意总结推广对敌斗争的新经验。反坦克枪手德米特里·舒马科夫用反坦克枪打飞机的经验就足以说明问题。政工干部C·涅霍罗舍夫当天就把这一经验推广到所有的分队，两天后，该团反坦克枪手就击落了6架敌机。狙击手运动的发起人是该师的瓦西里·宰采夫，这项运动开展后，在各个分队、各个掩蔽部和战壕里，马上出现了《狙击手公报》，用来统计当天消灭了多少希特勒分子。师里的战斗小报每天都登载神枪手的事迹。巴秋克师还广泛开展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给牺牲了的同志亲属写信。信中，战士们们发誓要为战友报仇。整个分队，整个排、连，甚至整个营，都在信上签了名。不言而喻，凡是立过誓言的军人，都会竭尽全力去履行它。
共产党员在集团军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把热饭送到前沿，送到各火力点；为精心照料伤员而付出巨大的心血；有条件时，还在掩蔽部里开辟了俱乐部，使战士、军士们可以在里面读读报纸，听听无线电，稍事休息。
集团军和各师的党委一般都是在部队里召开党委会。许多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军人在火线入了党。
我很荣幸地参加了向第284师优秀军人、其中包括瓦西里·宰采夫颁发党证的仪式。他们吻着党证，发誓血战到底，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狠狠打击敌人。
这些还不是我们集团军的共产党员孜孜不倦地工作的全部画面，党员们在心理上培养、在实际中保证了部队高度战斗力。第62集团军的共产党员在部队中起着骨干作用。他们团结群众，战斗时冲锋在前，格斗时勇猛无比，进攻时坚定不移，突击时机智勇敢，防御时坚韧顽强。
对共青团的领导是集团军党组织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共青团！”……我一想到它，心里就充满了激动和骄傲之情。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我们集团军的共青团员立下了多少不朽的功勋！他们在斯大林格勒同希特勒侵略者斗争得多么勇敢、多么顽强！
在这个被摧毁的城市的各条大街上还正进行着激烈战斗的时候，我就向市委和市执委的领导同志请求，将来斯大林格勒重建后，应把最美丽的大街命名为共青团大街。这是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的要求，因为战斗在各条大街上的第62集团军的主要成员是青年军人。许多连、营、团全部由共青团员组成。
党领导下的共青团总是打先锋。凡是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在我们的城市呆过的人，都能看到，具有良好精神和战斗素质的年青团员，在战斗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军人欣慰地看到，在艰苦的战斗中，年青的战士和指挥员，在沉着、勇敢和军人的献身精神方面，比之我们这些老兵毫不逊色。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年青一代的军人，不仅继承、发扬光大了老一辈的光荣传统。
歌颂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年青参加者，就是歌颂在危险关头以自己的胸膛掩护伏尔加河、掩护祖国母亲的青年一代；就是歌颂我们苏联青年无限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的一颗忠贞不渝的赤子之心；就是歌颂整整一代青年威武不屈、勇往直前的性格；就是歌颂年青一代宽阔的胸怀、深厚的战友之情。
我们的共青团员光荣地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他们没有屈服，没有被吓倒，而是得到到了锻炼，学会了战胜敌人的战斗本领和技巧。
在一次激战中，敌坦克向据守在车站附近的罗季姆采夫师的一个步兵连发起攻击。团支部书记费多尔·雅科夫列夫抓两颗反坦克手榴弹，挺直身子，高呼着“同志们！决不后退一步！”将手榴弹扔到领头的坦克底下。坦克燃烧起来。雅科夫列夫正要扔第二颗手榴弹时，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雅科夫列夫的模范行动激励着战士们，他们用手榴弹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在雅科夫列夫的遣物里找到了他写的一张纸条。《我的誓言》——这是这位共青团员为自己写的真诚而朴实无华的诗句所加的标题。诗是：
我是党的儿子，祖国是我的母亲，
敬爱的列宁就是我慈父。
战斗中，我决不后退，
让朋友和敌人都知道……
法西斯敌人的8辆坦克在机场营房区攻击哈桑·扬别科夫指挥的1辆坦克。他接受了挑战，并击毁了4辆敌坦克。但扬别科夫的坦克也被铝热弹击中燃烧起来。敌自动枪手包围了坦克，并等着苏联坦克手们从车里跳出。然而苏联军人决心宁死不降，战斗到底。当火和烟雾充满了坦克的战斗部时，我们坦克部队的值班无线电员，接收到了扬别科夫车长用他那熟悉的声音发出的信号，他喊到：“永别了，同志们！不要忘记我们！”。接着传来歌声：“起来，伟大的祖国，去投入生死的决战！”。这是扬别科夫的全体共青团员坦克手们在高唱。苏联军人哈桑·扬别科夫、驾驶员安德烈·塔拉巴诺夫、报务员瓦西里·穆希洛夫和炮长谢尔盖·费坚科为了祖国而英勇、自豪地牺牲了。
受过列宁主义教育的共青团员们，从苏联各地来到伏尔加河上的这个坚强堡垒，他们以实际行动证实了自己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优秀儿子。
人们永远怀念年青的中士雅科夫·巴甫洛夫——著名的“巴甫洛夫楼”的“主人”，年青的中尉季莫费伊·谢马什科——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战斗的英雄。共青团员军人成为敌人闻之丧胆的强击队的核心，他们在巷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现在，已把在战场上找到的染满城市保卫者鲜血的共青团证作为珍贵的文物保存起来。新一代的共青团员将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瞻仰这些证件，这是伏尔加河堡垒的英勇的年青保卫者们对苏维埃祖国无比忠诚的证明。
这是一张编号为13145761的团证。它已被地雷碎片炸破。来自萨拉托夫的19岁的共青团员尼古拉·博罗杜申，就是怀揣着这张团证去冲锋陷阵的，后来他英勇地牺牲了。
这是又一张团证，四周已被烧坏。它的主人是乌克兰籍战士、坦克手彼得·弗拉先科。年青的战士在牺牲前几天才加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证是在战场上颁发给他的。在同敌人的决斗中，弗拉先科的坦克中弹起火，他仍坚持战斗到最后。他的战车周围躺着几十具法西斯分子的尸体。
一位哈萨克共青团员基瑟姆·阿曼若洛夫象珍藏瑰宝一样珍藏着自己的团证。他在工厂居民区的一条大街上中弹倒地，手里仍紧紧握着团证。这是他的一面旗帜，他高举着它去战斗、去牺牲。
这是瓦西里·布托夫和亚历山大·奥列尼切夫的团证，已被子弹打穿。这两名共青团员在攻打法西斯侵略者占据的拖拉机厂时，一马当先，不幸牺牲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
在伏尔加河岸的战斗中，有成百上千名年青人被提升为团、营、连、炮营、炮连的指挥员。青年指挥员把部队紧紧团结起来，他们是年青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共青团员。
是什么使他们创造出了这些震惊世界的英雄壮举呢？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荣传统所培养的苏联青年的良好的精神品质。五年计划期间，他们在第聂伯列宁水电站、在共青城的工地上、在伏尔加和乌拉尔的工厂里、在乌克兰和西人利亚、在北方和南方的忘我劳动中，经受了锻炼。
第62集团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普通战士中仅有一种特权，那就是冲锋陷阵、身先士卒。
经过耐心细致和孜孜不倦的政治工作，全军形成了同志般的战斗团结。战士尊敬和爱护指挥员；指挥员与战士同甘共苦、生死相依。这种战斗的友谊增强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
常常有这种情况，你来到观察所，就会感到战士们怎样保护你。
罗季姆采夫将军大概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红十月镇西边的前沿阵地，战士们是怎样劝说我们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他们保证：没有我们，他们也能对付得了受领的任务。
象这样的战士爱护指挥员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这充分证明了我们指挥员有崇高的威信，也证明了我军的一长制得到党的政治工作的有力支持和帮助。
战士们热爱自己的指挥员和将军，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都是同样出身的人。这是那些研究德国何以在东方战线遭到惨败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永远无法理解的。
虽然战火和水把我们与辽阔的祖国大地分隔，我们的心总是同全体苏联人民连在一起。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收到了许到了许多信件、包裹、电报，更不用说枪支弹药了。正是这种温暖的关怀，激励着第62集团军的全体军人去创立不朽的功勋。全体指战员都知道，他们的战斗功勋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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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了主要的事情，讲了斗争中的思想工作，讲了爱国主义，讲了对社会主义祖国、对故乡的热爱，讲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贞不渝，讲了对战士的培养教育。然而，如果我们在战斗进程中没有掌握、没有提高战斗技能，没有取得以劣势兵力顶住、阻止住优势敌人的突击、直至最后把它赶走的作战本领，那么，上述这一切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
尽管在那异常恶劣的条件下，部队机动非常困难，然而，第62集团军的部队仍然实施了机动，使兵力较弱的方向在夜间得到了加强。德国人被搞得莫名其妙：昨天这里几乎还是空无一人，可今天清晨这里已建立起牢固的和顽强的防御，有时还实施反攻击。
希特勒的将军和军官们的城市作战战术遭到了失败。他们的楔形攻势在巷战中被粉碎，失去了锐势。
技术装备、特别是飞机在数量上的优势，并没有使敌人在城市战斗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敌人原以为，航空兵将摧毁一切，并为地面部队打开一条通路，然而，他们的打算落了空，因为我们的强击队与敌人短兵相接，这使希特勒的飞行员颇伤脑筋，既不能伤害自己人，又要能轰炸俄国人。很多次，他们企图轰炸我强击队，而炸弹却落到了德国人的头上。
我们的城市作战战术是与德国人的战术相对立的，它是在战斗中制定的，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地加以完善的。
我在伏尔加河岸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决不能死搬教条。我们根据具体情况，来探求组织和遂行战斗的新方法。
斯大林格勒同我国所有的和平城市一样，都没有防御准备，更不用说在围城条件下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原先在城里的街道上没有构筑过任何防御设施，只是在开始巷战后才构筑。这也是第62集团军当时的作战条件的特点之一。
我们集团军创造了许多大城市作战的新方法。在交战过程中，我们的军官和将军们不断地学习，大胆地抛弃不适合巷战术方法，在部队中推广和使用新的战术方法。
早在会战的初期阶段，我们就已完全清楚，要迫使敌人放弃他自己的计划，只能采取积极防御，也就是攻势防御。在这方面，我们各支撑点的守备部队，都有了各自为战、机断行事的经验。他们学会了与所属炮兵、迫击炮、坦克、工兵协同动作、以及用各种武器进行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的作战方法。他们为了反冲击经常频繁出击，这使他们积累了在巷战中实施机动的经验。
特别是从11月19日展开全面反攻以来，第62集团军的指挥员组织起精干小分队，以突然迅猛的突击，对敌人实施攻击，并夺回敌人占领的一座座楼房和一个个地段。他们猛烈地进攻敌人，插入敌后，迎面扫射、压制企图探头起身的敌人，迫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在战斗中，我们的强击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强击队的作战特点是由城市战斗的性质决定的。所谓城市战斗、城市进攻就是对有设防的住宅、楼房以及成为敌支撑点和抵抗区枢纽部的其它设施实施强击。
这种作战排除了使用大部队的可能，因此，投入作战的只能是小股步兵和个别少量的大炮和坦克。
在城市战斗的不同阶段，强击队行动的条件也不尽相同。如果敌人是刚刚突入城里，只占领了市区的一部分，他们自然是来不及构筑工事、建立牢固的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以小股部队行动，而且要独立行动。如果敌人已突入城里2至3个星期，而且以牢固的工事、周密配置的火力网来保障其防御，这时以小股部队独立作战，取得战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在这种情况下，小股部队只能作为大部队的尖刀去行动。
强击铁路工人之家的胜利就是由每队10—12人的3个
强击队取得的。但有82名各种专业兵与他们协同行动。由此可见，强击队的兵力大小、编成以及作战性质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强击队独立行动时，其人员不宜太多，编成主要为单兵种，但它始终要与其它分队协同动作，来完成总战斗任务的一部分。
每个强击队的兵力和编成，还取决于强击队的行动目标。指挥员应根据已掌握的有关行动目标的性质、守备部队的人数等侦察情报，来决定强击队的兵力和编成。此时，应考虑各队的行动特点。决不可忽视这些特点。不了解它们，就不可能掌握对城市有设防的楼房进行争夺战的战术。
强击队的基础是突击队，每队10—20人。突击队通常率先冲入楼房、土木发射点，并在里面独立作战。每个突击队都有其局部任务。其装备是轻武器：自动枪、手榴弹、匕首、铁铲（有时还当斧头用）。所有突击队归一名指挥员领导。为便于指挥，指挥员配备有信号弹和照明弹，有时还有电话。
巩固队通常分为数个小队，当指挥员一发出“冲！”的信号，他们便紧跟在突击队后面，从各个方向同时突入房屋。突入楼房夺取火力点后，立即构筑防御工事，组织对敌火力配系，粉碎敌增援守备部队的任何企图。巩固队装备重武器：轻机枪、重机枪、防坦克枪、迫击炮、防坦克炮、钢钎、十字镐、炸药。在巩固队编成内，一定要包括工兵、狙击手和其它在战斗中能有效协同动作的专业兵。
近卫军上尉谢杰尼科夫就是这样组织强击队的。他们占领了一座设防牢固的I形大楼，这是敌人的一个强有力的抵抗枢纽部。敌人从这儿控制了伏乐加河的一段重要地段，监视着通往伏尔加河接近地的大纵深。
实践使我们深信，各强击队必须以一个分队的人员为基础组成。一个连、一个营里不能产生现成的强击队。每个排、每个班、每个战士都应该学会强击战术。
时间和突然性，这是强击队成功地进行机动的两个极重要因素。每个接受强击敌支撑点或抵抗枢纽部任务的指挥员，应首先利用时间和突然性这些因素。在近战、尤其是城市里的近战中，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手榴弹是战士们强击时不可缺少的武器。它经常决定着强击距离。进攻的出发阵地距敌越近越好。从这一观点来看第62集团军强击队的作战行动，就清楚地看到，强击队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隐蔽接敌。
即使指挥员拥有勇敢的强击队，如果不做充分的进攻准备，要取得胜利也是枉然。强击应经过认真准备，必须准确地考虑到每一个细节。研究强击目标，制定强击计划，这是准备工作的两大要素。
指挥员根据侦察所得的资料对目标进行研究后，必须对下列问题得出明确的回答：楼房类型、楼板、墙壁的厚度，有无地下室，出入口在哪儿，工事性质，隐蔽枪眼的位置，障碍物的位置及其形状，支撑点的敌守军有无可能与其它分队秘密来往（通过战壕）。有了这些资料，指挥员就能很快查明敌火力点的配置、其扫射扇面及其死角。如果侦察时不弄清敌守军的日常生活和毗邻楼房的火力杀伤作用，那么，对攻击目标的认识就不能说是完整的。而完整的资料，无疑对选择最有利的强击时间将产生影响。
强击队的战术是建立在每个战士的行动迅速、勇猛果断、积极主动的基础之上的。对强击队来说，必须采用最灵活的战术，因为突入设防楼房，进入敌人占领的错综复杂的房间后，强击队会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情况。敌人可能会在楼房里转入反攻击。但是，不要害怕！你已夺取了主动权，它已掌握在你手中。你要凶狠地用手榴弹、自动枪、匕首、铁铲作战。房屋里的战斗是激烈的，因此应随时准备应付意外，不要掉以轻心。
集团军各部队摸到了一条规律，如果敌火力兵器仅集中在人为支撑点的楼房内，就以短促的炮兵准备，特别是对毗邻敌工事进行短促炮火准备来突然发起强击。
利用夜间或硝烟的掩护下推进到前沿的小口径炮兵，配以反坦克枪，在压制敌火力点方面，给进攻部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们以拦截射击阻挡并歼灭企图援救受攻守军的敌步兵。
独立作战的坦克，对敌枪眼或楼房进行猛烈的射击，有力地支援了强击队，加速了强击行动。使用其它现代化的斗争武器，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有些指挥员提出一个问题：在城市战斗中，行动的伪装来说，是夜幕还是烟幕更为有利？我说两者都行之有效。重要的是，在夜幕或烟幕的掩护下行动，指挥员要灵活果断地指挥战斗。在强击铁路员工之家的战斗中，使用的就是烟幕。当时烟幕持续了13分钟，掩护了数个强击队由南向前推进，使德国兵3个伸出到翼侧的土木发射点没能发觉。而且，烟幕没有妨碍对战斗的指挥。在强击I形楼的战斗中，夜幕也没有妨碍对战斗的指挥。这次战斗，进攻选在黎明开始时，而部队的集结是在漆黑的夜间进行的。
采取坑道攻击的办法，也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它适用于用其它方法接近目标时可能要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因此，工兵是强击队的重要成员。
在城市战斗中，与强击队作战有关的战术问题就简要地作这样的介绍。
3
我不能不说说妇女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中的英雄壮举。在我们的一些部队——高炮营、Y—2夜航轰炸机团里，大部分战斗编组和机组人员都是由妇女组成。需要说明的是，在我看来，这些部队执行战斗任务，丝毫不逊于由男人为主组成的部队。
在斯大林格防空军的战斗编组中，无论是在高炮旁还是在探照灯旁，大部分都是妇女。当成百上千颗炸弹落在她们身旁，不仅不能瞄准射击，甚至连在炮旁都呆不住的时候，她们也没有丢下大炮，而是继续射击。在炮火的硝烟中，在炸弹的爆炸中，她们仿佛没有看到炸起的泥土，仍在战斗岗位上坚持到最后。
10月，我遇到过一个炮班，其中有5名还完全是孩子，但已经是经受过战斗锻炼的勇敢的姑娘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一头金黄头发的瞄准手。当时，她对九架法西斯俯冲机进行射击，只击落了一架，而她的伙伴们认为，完全可以打下2至3架，她为此愁容满面。
第62集团军的通讯分队基本上由姑娘们组成。如果派她们到通信中继站去，你可以完全放心，通信一定会得到保证。即使这个中继站受到炮击、遭到飞机轰炸、陷入敌人包围，但如果没有命令，就是死神逼近，姑娘们也不会离开。
我听说这样一个件事：有一次，在巴萨尔吉会让站地域的中继站，只剩下一个女通信兵娜佳·克利缅科。当她的女友们牺牲的牺牲、受伤的受伤时，她没有离开岗位，直到最后一分钟仍报告着战场上的全部情况。下面就是她向集军通信枢纽部的最后报告：
“中继站附近没有自己人，只有我一个了，炮弹在周围爆炸……我的右方有一些画着十字的装甲坦克正逼进，它们的后面跟着步兵……我已无法撤离，反正是会被打死的，我将继续报告。听着……一辆坦克向我的中继站驶来，从坦克里爬出两个人……他们在往四周观察，看来是两个军官。他们朝我走过来了。我紧张得心都要停止跳动了，眼看就要发生什么……”。
通话就此中断了。
50年代时，我曾遇到原第62集团军的女通信兵、现任斯梅良地区区委书记拉祖梅耶娃。我还是1942年9月13日在马马耶夫岗第一次认识她的。通信枢纽部被法西斯分子的炸弹和炮弹摧毁，而她们仍守在电话机旁，继续呼叫着各部队的指挥员。
拉祖梅耶娃是自愿报名参军的。她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识都献给了保卫祖国的事业。1943年她被吸收加入共产党。她复员后当了中学教师。从1949年开始做党的工作。
在我面前的这位谦虚、严肃的妇女，她只讲自己的战友，而关于自己，只是在我一再请求她详细地谈谈她自己当时做了些什么时，她才说：
“谈谈自己”她惊奇地耸肩说，“好吧，我就谈谈自己。同我一起在马马耶夫岗的，有来自卡梅申的一个小姑娘玛丽亚·古利亚耶娃。在1942年9月12日，我和她一起，冒着敌机的不停轰炸挖掩蔽部（虽然我们误把出口朝向敌人，但也没什么不得了的！我们的通信枢纽在那里从9月1日一直坚持工作到14日）。我同她，后来是同舒拉·舍申尼亚总机值班。在市里的另外一些地方，还有塔娅·弗多温娜、柳芭·斯图卡洛娃、克拉夫季娅·什通达、列娜·佩列托尔奇娜等……我记得1942年8月31日那一天，姑娘们坐在帐篷里，守着电台，已经听到轰炸机的嗡嗡声，但姑娘们没有撤离岗位，因为需要转发有关德国人进攻、敌坦克插入我某部队后方的紧急通报。当时，不论是正在发报的法尼娅·列赫尼克，还是坐在她旁边的女友们，都没有离开岗位到掩蔽部去。通信兵姑娘们已自然形成一个约定：不管遭受什么样的危险，都不能扔下女友不顾。姑娘们看着飞来的飞机，听着炸弹的呼啸声，判断炸弹大概落到什么地方。飞机一次二次进入，而她们继续拍发电报……糟糕！敌机又第三次进入，结果是，架设帐篷的地方成了一个大弹坑。
那时，形势迅速地发展着，我们甚至来不及安葬我们的战友。她们就这样永远留在雅布洛涅夫山沟。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红军战士，虽然牺牲了，却完成了战斗任务……”
那天晚上，拉祖梅娃还向我谈了她的好友舒拉·舍申尼亚的事：
“战争爆发前，她在儿童保育院工作。当听说军事委员部要征召一些自愿参加红军的女共青团员的消息后，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舍申尼娅立即到保育院院长那儿，请求上前线。
这一天终于来了。1942年4月底，已经成为预备党员的舒拉和5名女共青团员，来到了军事委员部。
一天之内，手续就办理完毕。5月2日，姑娘们就来到了部队。在阿斯特拉罕电话员训练班受训一个月后，舒拉被分到第115筑垒地域独立通信连，在总机工作。这是1942年7月在顿河的事。从那以后，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形势下，她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
1942年9月13日，在马马耶夫岗架设了一条由筑垒地
域指挥部通往波扎尔斯基将军处的电话线。这一天，马马耶夫岗一分钟也没有安静过。大炮和迫击炮不停地怒吼。当时，要使通信不中断是很困难的，可是我们仍一直保持着通信。
到下午3点钟，通信枢纽部里的架线兵一个也没留下，都查线去了。再也派不出人去恢复被炸断的通信线路了。这时，舒拉对通信连长说：
‘请允许我去，总机上没有我也能应付。’
‘火力太猛，你甚至无法到达断线处。’
‘我能，中尉同志，只要您允许我去。’舒拉坚持道。
连长同意了。于是，舒拉捏了捏留在总机上的一个姑娘的肩头（这是告别的意思），悄悄地走出掩蔽部。
舒拉不止一次去查过线，当天曾战斗在马马耶夫岗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都记得，自从9月14日中午通信再次中断后，他们再也没有听到舒拉的声音……
我常常回想，我们的女通信兵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在这战火纷飞的城市里，没有人来为她们构筑掩蔽部，她们自己或集体一起挖筑掩壕，然后用随手捡到的东西覆盖在上面。她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掩壕里坚持工作了好几个月。她们经常就睡在工作的地方。
10月份，敌人摧毁了司令部的所有掩蔽部，这时，在右岸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妇女同志来说，就更艰苦了。她们在沉闷、拥挤的掩蔽所里工作，在露天下休息，好几个月没有喝上一口热水。
……塔玛拉·什马科娃在巴秋克师服役。我认识她。她抢伤员很出色，甚至趴在地面上连手都不敢抬起的情况下，也从前线抢救回许多重伤员，她为此而获得了荣誉。塔玛拉爬近伤员，和伤员并排地躺着进行包扎。她先确定受伤的程度，再决定该怎样处理。如果是重伤，那决不能留在战场上。塔玛拉经常用尽全身气力，把比她本人重一倍半、两倍的伤员背回来。有时无法把伤员背起来，塔玛拉就把雨衣、帐篷铺在地上，把伤员搬到雨衣帐篷上，然后匍匐着拖着往回爬。
塔玛拉·什马科娃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活下来的人应该感谢她的救命之恩。但许多被从死神那儿夺回来的战士，甚至不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现在她在库尔干州当医生。
象塔玛拉这样的女英雄，在第62集团军里是很多的，第62集团军各部队受奖人员的名单中，就有一千多名妇女。她们中有：自始至终坚守在“巴甫洛夫楼”的玛丽亚·乌利扬诺娃；有从战场上抢救出上百名伤员的瓦利亚·帕赫莫娃；荣获红旗勋章的娜佳·扎尔基赫；在前沿阵地冒着炮火给数百名指战员包扎伤口的玛丽亚·韦利亚米多娃医生以及其它许多人。如在被围困的德拉甘上尉的守备部队里，为几十名受伤的近卫军战士包扎伤口、最后因伤流血过多而手拿绷带牺牲在伤员身旁的柳芭·涅斯捷连科，不也是一位女英雄吗？
10月后的后半个月，城市里的情况更复杂，前线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为避免无谓的损失，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被迫把一些部队和机关撤往左岸，决定首先把妇女送往左岸。军事委员会命令各级指挥员和负责人让女兵们暂时撤到左岸，在那儿休整休整，几天后再回来。
军事委员会10月17日做出这个决定，18日早晨女通信兵就派代表团来找我。为首的是出生在卡梅申市的瓦利娅·托卡列娃。她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司令员同志，您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城里赶走？我们愿意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打败该死的敌人。您为什么要分什么男女？难道我们在工作上比男兵差？不管怎么样说，我们决不过伏尔加河。”
这是10月18日进行的谈话，是在我们转移到新指挥所之后，我告诉她们，在新指挥所里，我们无法全部开通所有的通信器材，形势迫使我们要改用其它较为方便的通信手段、即用便携式无线电台。这样，在没有为大型通信器材准备好工作地点之前，我只好把她他撤到左岸。
女兵代表们同意执行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但要我保证，一旦具备了工作条件，一定要让她们回到右岸来。
10月18日，她们渡过伏尔加河。而从10月20日开始，只要克雷洛夫、古罗夫或我同左岸进行电话联系，女通信兵们就同我们纠缠：“我们已经休息过来了，您什么时候让我们重新回到城里？”或者说：“司令员同志，您准备什么时候履行自己的诺言？……”后来，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10月底，她们带着通信器材，回到了修筑好的掩蔽部。
我至今还记得斯大林格勒的优秀女侦察兵玛丽亚·韦季涅耶娃、莉扎·戈列洛娃、玛丽亚·莫托里娜等，她们一次次地钻过鹿砦和地下室，通过河沟和下水道，穿越前线到敌人后方去……
显然，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谈斯大林格勒防御时，仿佛忘掉了左右邻的其它集团军？不，我没有忘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第64集团军所做出的英勇壮举，该集团军在勇敢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将军指挥下，防守着城市的南部，在反击侵略者的疯狂进攻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坚强性，从而迫使希特勒的将军们，把本应用于攻击市中心的一些团和师，留在别克托夫卡和雷萨山前。
我怀着同样的感激之情，想念着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部作战的部队和兵团的军人们。他们在那儿经常牵制着侵略者的大量兵力，从而减轻了城市保卫者的负担。打个比喻说，友邻部队从左右两面牵住了保卢斯的耳朵，使他无法为所欲为地进行武装掠夺。
我现在所写的只是我受命指挥的部队、兵团以及工人武装支部的战斗行动，是直接与我有关的、我耳闻目睹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