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您大概以为我现在要讲那些忠于我们古老的奥地利的人都关在那里的集中营，以及我在那里所受的屈辱、拷打和折磨吧，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被算作另外一种囚犯。我没有同那些不幸的人囚禁在一起，希特勒分子用尽一切办法折磨他们的心灵和肉体，把积聚起来的愤懑都发泄在他们身上。我则被列入另外一类人之中，这种人数目很少，国社党徒指望从他们身上敲诈金钱或者勒索重要情报。盖世太保对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本身当然毫无兴趣，不过他们大概听说，我们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的财产委托人、监护人和心腹。他们想从我这儿诈取的，是一些罪证材料，可以用来向修道院提出公诉，证明它们隐瞒财产；他们可以用这些罪证材料来反对皇室和一切在奥地利为皇室奋斗牺牲的人们，他们估计，而且也并非没有根据，我们经手的大部分基金还隐藏得好好的，他们要想侵占还很难办到。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第一天就把我抓了去，他们指望用他们屡试不爽的方法从我这里获得这些秘密。由于他们想从我这一类人身上敲诈金钱或者勒索重要材料，所以我们没有被送到集中营去，而是受到一种特殊的待遇。您大概记得，我们的首相以及罗特希尔德男爵（纳粹分子希望从他的亲戚那里诈取几百万元）都没有被投入围着铁丝网的集中营，却似乎是备受优待，被安置在‘大都会饭店’里，——盖世太保的总部也设在那里——每人住一个单间。连我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也获得了这种优厚待遇。
“在大旅馆里独自住单间——这话听起来极为人道，不是吗？不过，请您相信我，他们没有把我们这些‘要人’塞到二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寒冷的木棚里，而是让我们住在大旅馆还算暖和的单间里，这并不是什么更加人道的待遇，而是更为阴险的手段。他们想从我们这里获得需要的‘材料’，不是采用粗暴的拷打或者肉体的折磨，而是采用更加精致、更加险恶的酷刑，这是想得出来的最恶毒的酷刑——把一个人完全孤立起来。他们并没有把我们怎么样——他们只是把我们安置在完完全全的虚无之中，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虚无那样对人的心灵产生这样一种压力。他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分别关进一个完完全全的真空之中，关进一间和外界严密隔绝的空房间里，不是通过鞭笞和严寒从外部对我们施加压力，而是从内部产生压力，最后迫使我们开口。乍一看来，分给我的房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使人不舒服的地方：房里有门，有床，有张小沙发，有个洗脸盆和一个带栅格的窗户。不过房门日夜都是锁着的；桌上不得有书报，不得有铅笔和纸张；窗外是一堵隔火的砖墙；我周围和我身上全都空空如也。我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表给拿走了，免得我知道时间：铅笔拿走了，使我不能写字；小刀拿走了，怕我切断动脉；甚至像香烟这样极小的慰藉也拒绝给我。除了看守，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一张人的脸，就是看守也不许同我说话，不许回答我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任何人的声音。从早晨到夜晚，从夜晚到黎明，我的眼睛、耳朵以及其他感官都得不到丝毫滋养。我真是形影柑吊，成天孤零零地、一筹莫展地守着我自己的身体以及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如桌子、床、窗户、洗脸盆；我就像潜水球里的潜水员一样，置身于寂静无声的漆黑大海里，甚至模糊地意识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索已经扯断，再也不会被人从这无声的深处拉回水面了。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什么可听，没有什么可看。我身边是一片虚无，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虚无之境，处处如此，一直如此。你在房里踱来踱去，你的思想也跟着你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一直不停。然而，即使看上去无实无形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们就开始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这空无一物的虚无之境。从早到晚你老是在期待着什么，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就这样等着等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等啊等啊，想啊想啊，一直想到脑袋发痛。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
“这样继续了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我是置身于时间之外，置身于世界之外活过来的。要是当时爆发了一场战争，我也不会知道；我的世界仅限于桌子、门、床、洗脸盆、小沙发、窗户和墙壁之间。我老是一个劲地望着同一面墙上的同一张糊墙纸，我盯着它看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致糊墙纸上那种锯齿形图案的每一根线条都像用雕刻刀深深地刻在我大脑最深的褶纹里。最后审讯终于开始了。我被突如其来地叫了出去，都搞不清楚那是白天还是黑夜。被叫之后，就给带着穿过几条走廊，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然后，在一个什么地方等着，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突然，又站到了一张桌子前面，桌旁坐着几个穿军装的人。桌上放着一叠纸——那是档案，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接着开始提问：问题真真假假，有的明确，有的刁钻，有的打掩护，有的设圈套；你回答问题时，别人恶毒的手指在翻动着文件，而你不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别人恶毒的手在做着记录，而你不知道它在写些什么。不过，对我来说，在这些审讯中，最可怕的是，我永远也猜不出，而且也无法料到，关于我的事务所办理的业务，盖世太保究竟已经知道了什么，他们到底还想从我口里掏些什么出来？我已经给您说过，我在最后时刻，已经把一些可以构成罪证的文件通过我的女管家带去交给了我的叔父。可是他收到了这些文件呢，还是没有收到？我们的那个雇员究竟泄露了多少秘密？他们到底截住了我们多少信件？这期间他们从我们代理事务的那些德国修道院里，说不定已经从哪一个笨拙的神父那里诈出了多少线索？他们盘问再三。我为某某修道院买过哪些有价证券？我同哪些银行有业务往来？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名叫某某的先生？我从瑞士以及天晓得还从什么地方收到过信没有？因为我无法揣测他们究竟已经查明了多少情况，我的每一个回答便承担了极其严重的责任。如果我承认了他们还不知道的某件事，我就可能毫无必要地使别人遭殃；而如果我否认的事情过多，结果我就害了自己。
“然而审讯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审讯之后回到我的虚无中去——回到那同一个房间去。那里还是同一张桌子，同一张床，同一个洗脸盆，同样的糊墙纸。因为我一旦只身独处，我就设法逐一回想审讯时的情景，思考着我该怎么回答才最聪明，盘算着下一次我得说些什么，才能打消我说不定一言不慎而引起的怀疑。我来回考虑、反复思考、仔细检查我向审判官说的口供中的每一句话，我重新想起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作出的每一个回答。我试图掂量一下，我说的哪些话可能被他们记录了下来，可我心里明白，这种事情我是永远也不可能猜出来，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但是，这种思想，一旦在空房间里开始运转，就不停地在我脑子里盘旋，一再周而复始，引起各式各样别的联想，连睡梦中也不得安宁。每次盖世太保审讯之后，我自己的思想就同样无情地折磨我，脑子里一再重复盘问、追究、虐待的苦刑。这说不定比审讯之苦还更加残忍，因为在审判官那儿的审讯经过一个小时总是要结束的，但是由于这种孤独的阴险折磨，我脑子里的审讯却永无休止。在我的身边总是只有桌子、柜子、床、糊墙纸、窗户。没有任何使人分心的东西，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新来的人的脸，没有可以写点什么的铅笔，没有一根可以拿来玩的火柴棒，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现在我才发现，把人单独囚禁在大旅馆的房间里，这种办法是多么恶毒，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在集中营里，你大概得用手推车去推石头，直到双手鲜血淋漓，鞋里的双脚冻坏为止。你大概得跟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住在又臭又冷的斗室里。然而在那儿看得见好多人的脸，那儿有田野，有手推车，有树木，有星星，那儿总有点什么可以瞧瞧。而这儿呢，你身边的东西从来也不改变，绝对不变，那可怕的一成不变。这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摆脱我的思想、我的疯狂的想像和我的病态的重复。而这个恰好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企图用我自己的思想来窒息我，直到我喘不过气来，那时我只好把我的思想倾吐出来，招出口供，招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供出别人和材料，此外别无出路。
“我渐渐感到，在这一片虚无的可怕压力下，我的神经开始松弛。意识到这个危险，我就竭尽全力绷紧我的神经，紧到快要绷断的地步，我拼命去找些事情，或者去想些事情来散散心。为了使自己有事可做，我就试着在脑子里重现过去背熟的东西，把它们朗诵出来，民歌啊，儿歌啊，中学里学的荷马史诗啊，以及民法法典的条文啊。后来我就试着演算算术题，我在脑子里任意加着和除着数字，但是我的记忆力在一片空虚之中什么也抓不住。我没法把思想集中在什么事情上。想着想着就会冒出同一个思想，而且老是出现：他们知道什么？昨天我说了什么？下一次我该说些什么？
“这种实在难以描绘的状况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四个月——写起来容易，不过才三个字！说起来也容易：四个月，一共才几个音节。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嘴唇就迅速地发出这些音：四个月！但是谁也没法描绘、衡量，并且说清楚，在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究竟拉得有多么长，这事你向任何人也讲不清楚，就是向你自己也讲不清楚。你周围空虚一片，一片空虚，成天看见的老是桌子、床、脸盆、糊墙纸，身边老是一片沉默，看见的老是那个看守，他把饭塞进来，连看也不看你一眼，同样的一些思想在虚无之中老是在你脑海里盘旋，直到你发疯为止。你向谁也没法解释，这一切是如何使我崩溃和毁灭的。我从某些细微的征兆中极为不安地意识到，我的头脑已经陷人混乱状态。起初，我被提审时，头脑还是很清楚的，我回答问题泰然自若，深思熟虑，那种双重的思路还在起着作用，想到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而现在，就是最简单的句子，我也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来，因为我在招口供的时候，我像着了魔似的，眼睛死盯着在纸上滑来滑去记录口供的那支笔，仿佛我想紧紧跟上我自己说的话似的。我感觉到，我的力量渐渐支持不住，我感到这一时刻渐渐逼近：我为了救我自己，我将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东西都说出来，为了逃脱这使人窒息的虚无，我将出卖十二个人，供出他们的秘密，而我自己除了得到片刻的休息，别无所获。一天晚上，的确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看守恰好在我快要憋死的时候给我送饭来了，于是我忽然冲着他的背影大叫起来：‘带我去受审！我什么都说！我什么都交代！我要告诉他们文件和钱在哪儿！我都说，我什么都说！’幸亏他没有再听我说下去。说不定他也不想听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