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八章
第六章
特劳特在二○○一年海滨野餐会上说，现在生活十分反常，这点无可否认。他继续说：“但是我们大脑的容量很大，足以通过像现在这样的人造意境，使我们适应不可避免的失败和滑稽结局。”他指的是星空下海边沙滩上的野餐聚会。“真是美妙之极！”他说。
他声称用海带和龙虾、海贝一起蒸的玉米棒是仙品。
他还说：“今晚的女士多么像天使！”他是把玉米棒和秀色可餐的女士作为意念进行品尝的。其实他上腭假牙床不牢固，吃不了玉米棒。他与女人间的长期关系一直是灾难性的。在他创作的惟一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再吻我一回》中，他写道，“一个漂亮女人不可能一直像她的长相那般姣好，时间一长就原形毕露。”
小说结尾的寓意是：“男人都是愚蠢的怪物，女人都神经不正常。”
对我来说，人能创造的主要意境就是舞台剧。特劳特把舞台尉称做“人造时震”。他说：“地球人还不知道自然界有时震现象时，就已经发明了它。”这话不假。当幕布拉起，第一场第一幕开始时，演员们都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以及不管是好是坏的所有事情最终将如何结局。但是他们别无选择，按部就班地做下去，就好像未来仍然是个谜团。
是这样，当二○○一年的时震将我们一下子弹回到一九九一年，它将我们过去的十年变成了未来的十年，因此，到时间我们都还记得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在下一次时震后的下一次重播开始时，请记住：戏还得演下去！
今年到目前为止最使我感动的人工时震是一出老戏。
这是已故作家桑顿·魏尔德①的《我们的小镇》。我大概已经看过五六遍，但仍然兴趣不减。而今年春天，我可爱的十三岁女儿莉莉参加学校排演，在这部无辜的、感伤的名剧中扮演格洛弗角墓园中一个会说话的死人。
这部戏将莉莉和她班里的同学从演出那天晚上一下子弹回到了一九○一年的五月七日！时震！直到最后一幕女主角艾米丽的葬礼结束，剧场幕布降落为止，他们都成了桑顿·魏尔德想像中过去的木偶。到演出结束他们才能重新生活在一九九六年。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重新自己决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重新支配自由意志。
莉莉装扮—个死去成年人的那天晚上，我伤心地想到，她高中毕业时，我将已七十八岁，她大学毕业时，我就八十二岁了，依此类推。还谈什么向往未来！
那天晚上真正对我造成心理冲击的是演出的最后一幕。送葬的人们将艾米丽埋下后，下山回到村里。艾米丽向他们告别，说道：“再见了，再见了世界。再见了，格洛弗角……妈妈和爸爸。再见了滴答行走的钟…‘还有妈妈的向日葵。还有吃的东西和咖啡。还有新烫好的衣服和热水浴……还有睡觉和醒来。啊，世界，你真是太美妙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遘一点。
“还活着的时候有谁真正意识到生活吗？——每一分钟每一分钟的生活？”
每次听到这样的台词，我自己变成了艾米丽。我还没有死。但有一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前早已与它说过再见，再见了。这个地方看来就像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格洛弗角一样，安全而纯朴，能够理解，能够接受，有滴答作响的钟，有爸爸和妈妈，还有热水浴、新烫好的衣服和其他的一切。
就是：我一生最初的七年，那时先是该死的大萧条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把事情搞得不堪收拾。
听人说年纪一大你先没了脚力和眼力。这不正确。首先没有的是平行停车的能力。
我发现自己总是唠唠叨叨地讲一些几乎已经无人知道无人关心的戏中的一些情节，比如《我们的小镇》中的墓园片段，或者田纳西·威廉斯是《欲望号街车》中的打扑克场面，或者阿瑟·米勒②的《推锖员之死》中那个勇敢耿直、普通得可怜的美国人自杀后威利·洛曼的妻子所说的一句话。
她说：“要多加小心。”
在《欲望号街车》中，布朗茜·杜波依斯在被她姐夫强xx后送进精神病院时说：“我一直依靠的是陌生人的好心肠。”
那些台词，那些情景，那些人物成了我年轻时候感情上和道德上的界标，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依然如此。那是因为首次听到那些台词、看到那些场面的时候，我身处整个剧场全神贯注的着迷的观众之中。我被凝固了。
倘若我是—个人独坐家中，吃着烤干酪辣味玉米片．盯着面前的阴极射线屏幕，对这些场面我就会无动于衷，就像看“周一晚橄榄球”那样索然无味。
早期电视最多只有五六个频道时，即便是一个人端坐家中，阴极射线屏幕上重要的优秀戏剧节目仍然能够使我们感到像全神贯注的剧场观众中的一员。在那个时候由于可供选择的节目有限，因此很有可能朋友和邻居观看的也是我们看的同一个节目，大家仍然觉得电视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那时我们甚至可能就在当晚造访朋友，问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你看那个节目了吗？嗬！”
一去不复返了。
第七章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我是不可多得的经历。
特劳特在海滨野餐会上声称，我们的这场战争将在影视中永存，而其他战争则不然，那是因为纳粹的军服很有特色。
在谈到近期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为了石油对某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狂轰滥炸时我们的将军穿的迷彩装时，他的评述语带不屑。“我无法想像，”他说，“这种花花绿绿的睡服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会使他们不易发现，而不是更加显眼。”
“很显然，”他说，“我们正在准备在一个巨大的西班牙煎蛋卷中间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问我的哪些亲戚在战争中受过伤。据我所知只有一个。那是我的太外公彼得·里埃伯。他是个移民，南北战争中一条腿受了伤以后，成了印第安纳波利斯一家酿酒厂的老板。他是个理性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存有疑心，如同伏尔泰、托马斯·杰弗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也如同后来的基尔戈·特劳特和我一样。
我告诉特劳特，彼得·里埃伯的英国籍连长给他的下属颁发基督教宣传小册子，作为精神激励，而他手下的士兵全是些来自德国的理性主义者。听了我的叙述，特劳特讲述了他自己改编的《创世纪》故事。
正巧，我身边有录音机，于是打开录下。
“请别吃了，仔细听着。”他说，“我说的内容很重要。”他停顿了一下，用左手拇指关节将假牙盘朝嘴的上腭推了推。
每过两分钟左右假牙盘就又会掉下来。他是个左撇子，就同我以前一样，后来我父母硬让我调整过来。我的两个女儿伊迪丝和莉莉也都是左撇子。我们亲昵地称她们俩“提桶伊迪”和“棒糖莉莉”。
“宇宙之初，世上什么也不存在，我的意思是绝对一无所有。”他说，“但是，无中意寓着有，就如上意寓着下，甜意寓着酸，男人意寓着女人，迷糊意寓着清醒，幸福意寓着悲哀一样。朋友们，邻居们，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意寓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意寓。如果你们对此不满，为何不回到你们出来的地方？“无尽的虚无所意寓的第一件东西，”他说，“其实是两件东西，上帝和魔王撒旦。上帝是男的，撒旦是女的。他们各自意寓着对方，因此在新诞生的权力结构中是平等的竞争者。这个权力结构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意寓。权力是由虚弱意寓的。”
“上帝刨造了天和地，”这位早已绝版的老科幻作家写道，“而地无形态，大洋表面之上是虚无和黑暗。上帝的神灵从海面上掠过。撒旦也可以这么做，但她认为为做一件事而做一件事太愚蠢。目的何在？但她开始时缄口不言。
但是当上帝说‘让天上现出光’而光出现时，撒旦开始对上帝心存忧虑。她开始疑心重重，‘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还要走多远？他是不是想让我帮他收拾这一副烂摊子？’“接着，事态真的变得不堪收拾。上帝按照他自己和她的漂亮的缩小形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给了他们自由，以观察他们如何行事。”特劳特说，“伊甸园可以被看做是罗马圆形剧场和罗马角斗的原型。”
他说：“撒旦无法取消上帝已经完成的事。但她至少可以让上帝创造的小玩具少一点痛苦。她发觉了上帝未曾察觉的东西：活着意味着要么乏味得要命，要么害怕得要死。
于是她在一个苹果里装入了各种想法，至少可以用来解脱烦闷，比如牌和骰子游戏的规则，性交的方法，酿制啤酒、葡萄酒和威士忌的配方，以及各种可以吸其烟雾的植物的图画等等。还有如何创作音乐，如何非常疯狂非常性感地唱歌跳舞的说明。还教你在别人踩到你脚趾时如何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撒旦让一条蛇将苹果交给夏娃，夏娃咬了一口，递给亚当。他也咬了一口，然后两人开始淫乱。”
“我承认，”特劳特说，“苹果里的有些想法对少数品尝者有灾难性的副作用。”这里我们应该说明，特劳特他本人不是个酒鬼，也不是吸毒者，也不是赌徒，也不是色情狂。
他只动笔杆子。
“撒旦别无他图，只想帮忙，很多情况都是如此。”他下结论说，“她用来医治社会病疾的秘方，偶尔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但她努力推广的实绩，并不比现今声誉最好的药房来得逊色。”
第八章
撒旦酒宴菜单的副作用，在许多伟大美国作家的一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在《时震之一》中，我构思了一个叫离宫的作家度假村，其中的四个客房套间都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的名字命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套间和尤金·奥尼尔①套间在大楼的二层，辛克莱·刘易斯②套间在三层。约翰·斯坦贝克③套间在汽车房里。
自由意志重新闯入的两个星期后，基尔戈·特劳特到达离宫时惊呼道：“你们的四个摇笔杆子的英雄全都是有案可稽的酒鬼！”
赌博毁了另一个作家威廉·萨洛扬④。狂饮加上嗜赌搞垮了记者阿尔文·戴维斯，一个我十分思念的朋友。有一次我问阿尔①，赌博中获得的最大刺激是什么。他说那是在一场通宵赌牌中他输得精光后获得的感觉。
几小时以后他带着不知从哪儿搞来的钱又回到了赌桌边，也许是向朋友借的，也许典当了用品，也许找了放高利贷者。他在桌边坐下，说：“算我一个。”
已故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说，他的许多朋友失于对酒精、宗教或象棋三者之一的沉迷。基尔戈·特劳特沉迷于用墨水在漂白铺平的木纤维纸浆上以二十六个发声符号、十个数字和八个左右的标点符号进行有特色的横向排列，同样难以自拔。对任何把自己想像为他的朋友的人来说，他是个黑洞。
我两次结婚，一次离婚。我的两个妻子，简和现在的吉尔，都曾说过，在这方面我同特劳特十分相似。
我母亲沉湎于富人的生活，习惯了佣人和无穷无尽的开销账单，喜欢举行奢侈的晚宴，经常坐头等舱去欧洲旅游。因此，可以说整个大萧条期间她受尽了孤独症的折磨。
她经历了文化适应！
经历了文化适应的人是指那些自以为是某类人，而发现别人已不再把他们当做那类人对待的人，因为外部世界已经不同以往了。一场经济灾难、一项新的发明、外国的入侵或政治分裂，都能很快产生这种效果，快于你说一声“杰克·罗宾森”①。
在《被放逐到冥王星的一个美国家庭》中，特劳特写道：“对任何种类的爱构成最有效打击的，是发现你原先合适的行为现已变得荒诞不经。”他在二○○一年的海滨野餐会的谈话中说，“要是我没有学会如何在脱离文化和杜会的状态下生存，那么文化适应早已把我的心打碎了一千次。”
在《时震之一》中，我让特劳特把他的短篇小说《B36姐妹》扔进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前拴在捎防龙头上的没盖的铁丝垃圾篓中。那地方在曼哈顿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百老汇西边两个门。那是二○○○年圣诞节前夜那天下午，与假设中将每个人每样东西一下子弹回到一九九一年的时震相隔五十一天。
我说过，文学艺术院的成员不用电脑。而热衷于用老办法创作老式的艺术。他们也经历着文化适应。他们就像蟹状星云中母权杜会的布布星球上那两个搞文艺的姐妹一样。
真的有一个美国文学艺术院。在《时震之一》中，我把它的总部设在一幢豪华的大楼里。楼外门前真的有一只消防水龙头。大楼里面真的有一个图书馆、一个画廊、几个接待厅、会议室和工作人员办公室，还有一个非常气派的大礼堂。
根据国会一九一六年通过的法令，文学艺术院不能超过二百五十个成员，都必须是美国公民，必须是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作曲家、建筑师、画家或雕塑家。
由于死亡，由于那个“狰狞的持镰收割者”①。他们的队伍不断缩小。活着的成员有一项工作就是提名，然后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新人来填补空缺。
文学艺术院的创建人中包括老派作家如亨利·亚当斯②、威廉和亨利·詹姆斯兄弟③和塞缪尔·克莱门斯，④以及老派的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⑤。他们的读者或听众不可能很多。他们工作惟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头脑。
我在《时震之一》中说过，到了二○○○年，他们那类艺术匠人在大众眼里，“就像现今在新英格兰旅游城里制作自殖民时期以来一直被叫做‘转转轮’的一种玩具风车的手艺人一样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