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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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美国文学艺术院确实拥有火箭筒,那是因为匪帮们从国民警卫队彩虹分队偷来了一辆坦克,用来打头阵,已经袭击了哥伦比亚大学。那伙人胆大包天,竟然高举着星条光荣——星条旗。

没人敢碰这伙匪帮,就像没人敢碰十大超级公司一样。

可以想像,这批军阀把自己看做完完全全的美国人。“美国,”基尔戈·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写道,“是昨天才发明的三亿鲁布·戈德伯格①式的小玩意的综合体。”

“你最好建一个大家庭。”他继续写道。但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从部队复员到二○○一年三月一日到达离官这段时间内,他本人却没有家庭。他是同莫妮卡·佩帕、达德雷·普林斯和杰里·里弗斯三人一同乘坐豪华铁甲轿车来到离宫的,后面挂着一辆超载的笨重的拖车。

鲁布·戈德伯格是上一个基督教千年最后一世纪中的一名报刊漫画家。他的画往往是些荒唐地复杂但又不可靠的机械,其组成部分包括踏车、机关门、铃、警报器、套上挽具的家畜、喷焊枪、邮递员、电灯泡、鞭炮、镜子、收音机、留声机、发射无弹头子弹的手枪等等,用以完成诸如关上遮阳窗页之类非常简单的任务。

是的,特劳特总是唠唠叨叨反复讲人需要有大家庭。

我也仍然强调这一点。因为很显然,我们是人,就如需要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其他基本矿物质一样,也需要大家庭的温暖。

我刚刚读到这样的报道: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父亲把自己的婴儿使劲摇晃致死,因为孩子还不能控制肛门括约肌,而且啼哭不止。如果在一个大家庭中,周围就还会有其他人,孩子就能得救。他们会帮着哄孩子,也会安慰当父亲的。

如果这个父亲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他也许不会是如此糟糕的一位父亲,也许还根本不会成为一个父亲,因为他还太年轻,成不了好父亲。因为他太缺少理智,决不可能成为好父亲。

在重播开始前很久的一九七○年,我在尼日利亚的南部。那时比夫拉战争行将结束,我们站在比拉夫一方——大多数是伊博人的战败的一方。我遇见一个刚得了新生儿的伊博父亲。他有四百个亲戚!虽然节节败退的战争还在继续,他和他的妻子正准备一次旅行,将新生儿介绍给所有的亲戚。

如果比夫拉军队需要招募新兵,几个伊博大家庭坐下来讨论决定派谁去。在和平时期,家庭讨论送谁去读大学,常常到遥远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牛津和哈佛大学。接着,全家筹集资金,用以支付路费、学费以及购置适合于大学所在地气候和习惯的衣物之类。

在那边,我遇见过一位叫契努阿·阿契贝①的伊博作家。他现在在这边的巴德学院一边任教一边写作。学院在纽约州哈得孙河畔的阿南代尔,一二五○四邮区。尼日利亚目前处在穷凶极恶的执政集团统治之下,批评政府的人因自由意志过多而常常被处以绞刑。我问他,伊博人现在情况如何。

契努阿说,政府中没有伊博人的角色,他们也不想参政。他说伊博人依靠小型经营维持生存,但是不大可能与政府及其盟友,包括壳牌石油公司,形成冲突对抗。

他们一定开过许多次会,讨论道德问题和生存策路问题。

他们仍然把最聪明的孩子送到远方最好的大学去深造。

当我高度赞扬家庭观念和家庭价值时,我所指的并非带着孩子的一男一女,他们刚刚来到城市,惊慌失措,在经济、技术、环境、政治一片混乱中六神无主。我所指的是如此众多的美国人如此迫切需要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所拥有的、桑顿·魏尔德的剧作《我们的小镇》中人物所拥有的、伊博人所拥有的东西。

第四十五章中,我建议在宪法里增加两项条款。这里还有两条。应该说不算是对生活的奢望,就像人权宣言一样。

第三十条:每个人一旦达到法定的青春期年龄,应该在一个庄严的公众仪式中宣布为成年人,他或她必须承担社团中的新义务。并受到相应的尊重。

第三十一条:必须努力做到使每个人感到,一旦他或她离去,人们会非常思念。

人类精神理想食谱中的这些基本成分,只有在大家庭中,才能得到确切无疑的保证。

第五十三章

《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中的怪物开始变坏,因为他发现自己长得奇丑无比,令人讨厌,活着是一种羞耻。他杀死了弗兰肯斯坦——再说一遍,那是那位科学家而不是那个怪物。让我赶快作一补充说明:我的哥哥伯尼从来不是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家,从来没有,也不会去从事任何种类的以摧毁为目的发明。他也没有当过潘多拉,从盒子里放出新的毒药或新的病菌之类。

根据希腊神话,潘多拉是第一个女人。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后又偷了火种,众天种一怒之下创造了她这个人。创造女人是他们的报复。他们给潘多拉一个盒子。普罗米修斯恳求她千万别打开。她把盒子打开了。人类将继承的所有邪恶都从中跑了出来。

盒子中最后出来的东西叫希望。它飞走了。

这个令人沮丧的故事不是我编造的。也不是基尔戈·特劳特。那是古希腊人的故事。

然而,我想说明的观点是:弗兰肯斯坦的怪人郁郁寡欢,带有破坏性,而特劳特在文学艺术院周围激活的人,虽然其中大多数不可能在选美中获胜,总的说来却都情绪乐观,且富有公众意识。

我必须说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与选美无缘。但其中至少有一名漂亮过人的女人。她是文学艺术院办公人员之一,叫克拉拉·齐纳。莫妮卡·佩帕断定是克拉拉·齐纳在抽雪茄,起动了画廓的烟雾警报器。莫妮卡见到她时,克拉拉发誓她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抽过一支雪茄,她讨厌雪茄味。

说完,她拂袖而去。不见踪影了。

我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了。

特劳特把原来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改成了临时医院。克拉拉·齐纳和莫妮卡都在那儿照料伤员,那时,莫妮卡向克拉拉问起雪茄的事。接着,克拉拉骑上一辆轻便摩托离开了。

特劳特手提着现在属于他的火箭筒,在达德雷·普林斯和其他两名武装警卫的陪同下,把仍留在住宿营的流浪汉统统赶了出去。他们这样做,为的是腾出床位,让给那些肢体、头颅受伤的人。他们比流浪汉们更需要、也更应该得到一个温暖的可以躺下的地方。

这是伤病员鉴别分类。基尔戈·特劳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也见过类似场面。“我惟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可以献给祖国。”美国的爱国者内森·黑尔①说。“去他娘的流浪汉!”美国的爱国者基尔戈·特劳特说。

佩帕夫妇那辆改型豪华轿车的司机杰里·里弗斯,驾着他的梦之舟绕过撞毁的车辆和伤亡人员,常常不得不开上人行道,最终到达西五十二大街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演播室。里弗斯喊道:“你们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把里面的工作人员唤醒。然后,他让他们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把同样的信息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向全国播发。

为了使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按他的吩咐去做,他不得不对他们撒了个谎。他说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施放了神经毒气,现在大家正在渐渐苏醒。于是.基尔戈·特劳特忠告就这样传到了美国百万民众以及全世界亿万人的耳中:“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特别节目!一些来历不明者施放了神经毒气。你们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请确保把儿童和老人转移到室内安全的地方。”

第五十四章

当然!失误在所难免!但特劳特用火箭筒打哑汽车防盗警报并不是其中之一。如果要写一本一旦时震再次发生、重播再次出现、自由意志再次闯入时城市里如何应急的小册子,书中应该提议每个街坊各备一把火箭筒,让责任性强的成年人知道存放在何处。

失误?小册子应该指出,不管是否有人操作,车辆造成的损坏,车辆本身没有责任。把车辆当做东躲西藏的反抗奴隶来对待,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仅仅因为它们是车辆而已。把仍处于运转状态的轿车、卡车、公共汽车当替罪羊。

还会使援救人员和难民丧失交通工具。

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告诫人们:“把别人停泊在某处的一辆道奇勇士轿车打得稀烂,也许能为精神压迫症患者带来一时的解脱。但是,一切过后,这只能给车主的生活带来更大的混乱和烦恼。已车所不欲,勿施与人车。”

他继续说道:“没有人的行为的卷入,一辆熄火的机动车若能自己启动,那便成了天方夜谭。自由意志闯入之后,如果你必须把点火装置的钥匙从熄火的、无驾驶员的车辆上拔走的话,千万,千万,千万把钥匙扔进邮箱里,而不要扔在阴沟里或者堆满垃圾的空地上。”

特劳特本人犯下的最大错误,也许是把美国文学艺术院用做陈尸所。包铁皮的大门和门框又被竖起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不让室内暖气外溢。其实更有理智的做法应该是把尸体铺排在墙外,因为外面气温低,在零下好几度。

在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上,特劳特当然想不到去担心天上的事,但应该有某一位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成员在苏醒后意识到,地面上碰撞渐渐平息下来之后。天空中还有仍在自动飞行的飞机。机组人员和乘客仍在时震后麻木症的作用之下,昏昏沉沉,全然没有意识到燃料耗尽后会发生什么。

十分钟,也许一小时,也许三小时,也许其他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在六英里高空飞不动的飞机,将收盘清账,所有机上人员都将置地入住。

……

对于非洲扎伊尔热带雨林中的身材矮小的姆布蒂人来说,二○○一年三月十三日也许与往常任何一天无异,并不更加精彩,也不更加沉闷,除非重播结束时有一架捣乱的飞机正巧落在他们的头上。

自由意志再次闯入时,所有飞行器中最糟糕的无疑是首先由天才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所预见的螺旋提升器,即直升飞机,或称铁蜻蜒。直升飞机不能滑行,直升飞机本来就没想上天飞行。

比天上的直升飞机安全些的地方是游乐场的惯性车,或垂直大转轮。

是这样,当纽约市实行了军事管制后,以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变成了军营。基尔戈·特劳特的火箭筒被收缴,文学艺术院总部被征用,改做军官俱乐部。特劳特,还有莫妮卡·佩帕、达德雷·普林斯和杰里·里弗斯坐上豪华轿车,驶向离宫。

特劳特这个从前的流浪汉,现在穿上了昂贵衣着,包括鞋袜、内衣、衬衣袖口的链扣,与原属于佐尔顿·佩帕的路易斯·维顿行李箱很相称。每个人都认为莫妮卡的丈夫还是死了好。他还有什么可指望的昵?特劳特在西一百五十五大街发现了佐尔顿被压扁、压长的轮椅。他把轮樯竖起倚在一棵树上,说,这是现代艺术。碾压后两个轮子叠在一起,看似一个。特劳特说,这是一只铝和皮制的六英尺大螳螂。正要骑上一辆独轮车。

他将这件作品命名为《二十一世纪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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