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1）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

我小时候，村里人使用的语言，词语就住在它们表述的事物表面。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事物和自己的名字如出一辙，二者像缔结了永久的契约。对多数人而言，词语和事物之间没有缝隙，无法穿越它望向虚无，正如我们无法滑出皮肤，落进空洞。日常生活的机巧都是依赖于直觉、无须语言的熟练劳动，大脑既不与它们同行，也没有另辟蹊径。脑袋的存在只是为了携带眼睛和耳朵，供人们在劳作中使用。我们常说：“他肩膀上扛着个脑袋，是为了不让雨淋进脖子。”这句话可以用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尽然。冬天室外无事可做的时候，看着父亲把日子一个接一个喝倒，为什么外婆总这样劝母亲：“如果感觉难受，就整理一下衣柜吧。”收拾衣物能让脑子平静下来。母亲把她的衬衣和父亲的衬衫，她的长袜和父亲的袜子，她的裙子和父亲的裤子，重新叠好，摞起来，或一件件挂好。两人整理过的衣物挨在一起，仿佛能阻止父亲醉醺醺地把自己从婚姻中摇出去。

只有众人一起干活，相互依赖对方的手艺时，语言才会伴随劳动。但此时人们也未必交谈。扛麻袋、挖沟、砍伐、收割，所有这些重体力活，都是沉默的课堂。体力消耗过度，没有力气用来讲话了。二、三十人能够连续几个小时默默干活，一言不发。有时我待在一边想，我就这么看着，看你们如何在劳动中荒废了话语的能力，等你们从劳作中走出来，会忘掉所有的词语。

人的行为无须言语重复，词语会妨碍手的动作，横亘在身体之路上。这一点我早已明了。然而，外在的双手和内在的大脑出现不一致时，就会知道：你此时的所想超越了你的能力，也超出了他人对你能力的估计。你想的其实是别的什么，只有在你感到恐慌时才会来到。我并不比别人更胆小，也许只是和他们一样，为着无来由的、大脑中遐想出来的东西感到害怕。这遐想出来的恐惧不是单纯的幻像，人们与它纠缠不清时，它同来自外界的恐惧一样真实有效。正因为植根于大脑，我们可以称之为没头没脑的恐惧。之所以没头没脑，是因为它没有准确的缘由，因而无从消除。爱弥儿·齐奥兰（EmilM.Cioran）曾说过，无来由的恐惧的瞬间也许最接近真实的存在。

人们在瞬间对意义的追寻，精神的发烧，情绪的冷颤，都发生在提出下面这个问题的时候：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专横地抨击庸常，从“平常”时刻闪烁而出。我无须忍饥挨饿，也不用赤脚行走，夜晚躺在熨过的干净床单上，关灯之前，外婆还为我唱“主啊，入眠之前，我要将我的心献上”的催眠曲??然后，床边的壁炉化为村口爬满野葡萄藤的水塔。荷嘉·诺瓦克（HelgaM.Novak）美丽的诗句：“水塔周围的野葡萄，如士兵的下唇一样凋谢时，将自己的颜色完全褪去”，我在那时还未能真正领略。本应让人安然步入梦乡的祷文，在我脑海中却掀起层层波澜。所以至今我都无法理解，信仰为什么能够帮助别人平抑恐惧，平衡心理，平静思绪。而在我眼中，每一句经文，包括人们天天机械吟诵的祷词，最终只能成为范式，需要我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诠释。双脚的位置在地面，往上是小腹，然后是肋骨，头，最高处是头发。我们如何让心灵越过头发穿过厚厚的屋顶，到达上帝的住所。外婆的愿望无法达成，为什么总对我唱着这些陈词滥调？

野葡萄在我们方言中叫“墨水葡萄”，因为它黑色的果实将手染黑，沁入皮肤，几天都洗不掉。床边的水塔，它上面野葡萄的黑色一如深沉的睡眠。我知道，进入梦乡，就是溺死在墨里。我也知道，睡不着的人，良心不安宁，脑子里装着坏东西。我的脑子里就装着这样的坏东西，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村庄的夜晚，户外也是墨。水塔控制了四周，把大地和天空移走，村人在墨中无一例外只有弹丸之地可以立足。青蛙从四面八方鼓噪，蟋蟀欢闹着指引通往阴间的小径，同时将通道封锁，以防有人从阴间折返，把村子变成盒子的回声。和所有孩子一样，我也曾被带到死者身边。他们被安放在宅中最漂亮的房间，进入墓穴之前，我们去做最后一次拜访。棺木的盖子开着，死者的脚被高高垫起，鞋底冲着门的方向。人们走进门，从他脚的位置环绕一周，凝望死者。青蛙和蟋蟀是亡者的喽，在夜里对着活人说些透明的话，把他们的脑子搅乱。我尽量屏住呼吸，想听个明白，却忍不住换气。我很想弄懂它们的语言，但不愿为此丢掉脑袋，踏上不归路。我想，谁一旦明白了那透明的话语，双脚会被捆住，离开地面。从村庄大盒子里被交出去，让周围吃掉的感觉，在光线刺眼的炎热日子里，在山谷放牛时也会袭上心头。我没有手表，我的表是开往城里的火车路程：每天有四列火车驶过山谷，第四班开走时正好是晚上八点，我可以上路回家。这时，天空开始啃噬青草，把山谷拉向自己。我必须在山谷被拉上去之前赶快离开。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在辽阔的、放肆地碧绿着的山谷中，我无数次问自己，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

我把皮肤上捏出块块红斑，想知道我的腿和手臂是什么材料做的，上帝会在什么时候把它们从我身上拿走。我嚼着叶子和花，希望舌头变成它们的同族，希望自己像花和叶一样通晓生命之道。我用通行的名字和它们打招呼。“乳飞廉”（Milchdistel），是一种花茎有乳浆叶子带刺的植物，但它不中意自己的名字，不愿听从。我试着重新给它起名，叫“刺肋”或“针颈”，不出现“乳”和“飞廉”的字眼。此时，在正确的植物面前，所有错误名字的谎言中，面向虚无的缝隙出现了。自己大声独语而不和植物对话，对我是一件丢脸的事。在四列驶过的火车上，窗户会猛然打开。旅客们穿着短袖站在车厢里。我向他们挥手，尽量靠近铁轨，希望能看清一点他们的脸。旅客都是干净的城里人，一些女人身上的首饰和红指甲熠熠发光。列车驶过之后，我飘起的裙子重又贴在身上，头被突然中断的气流搅得发昏，像旋转木马骤然停下后，眼睛涨痛，眼球仿佛从额头拉开，被气流冷却后，大得眼眶几乎无法将它们包住。我呼吸无力，胳膊和腿上的皮肤脏污，到处是划痕，指甲也被染成绿色和褐色。每次列车驶过之后，我都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厌恶自己，更清晰地看着自己。此时，山谷的天空是一块巨大的蓝色垃圾，草地是一片巨大的绿色垃圾，而我是它们中间的一小块垃圾，毫无价值的一小块垃圾。方言中没有“孤独”这个词，只有“独自”，读“allenig”，听着像“wenig(少)”。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玉米地里的感觉是一样的。花序是老人的白发，可以用来编辫子。玉米粒是破碎的黄色牙齿。我的身体簌簌作响，像尘土中空旷的风一样微不足道。嗓子干渴，头顶一个陌生的太阳，像上等人把一杯水递给客人时手中的托盘。直到今天，长长的玉米地依然会令我感到悲伤。无论在火车上还是在汽车里，每每驶过玉米地，我都被一种恐惧攫住，我闭上眼睛，怕玉米地会直挺挺地环绕整个地球。

我讨厌执拗的田地，它们吃掉野草和野物，只为了喂饱蔬菜和家禽。每一块耕地都是无边无际的死亡形式的陈列馆，是绽放的尸体盛宴。每一片风景都在执行着死亡。花效仿着人类的脖颈、鼻子、眼睛、嘴唇、舌头、手指、肚脐、乳头，纠缠着借来蜡黄、灰白、血红或灰蓝的器官，在绿的陪衬下，挥霍着不属于它们的一切。缤纷的色彩随意从死者皮肤中穿过，愚昧的生者虽乞求却不得，它们只愿傍在亡者身边，在凋零的肉体上盛开。我在看望死者时认识了蓝色的指甲和淡绿耳垂上的黄色软骨，植物已在那里露出牙齿，等不到走进墓穴，迫不及待地在宅中最美丽的房间开始了它们的分解工作。走在村庄的街道上，在房屋、水井和树木之间，我心想：村庄只是世界的花边，人应当在柏油马路的地毯上生活，地毯只在城里才有。我不想被这盛开的、铺张着所有颜色的陈列馆俘虏，我不要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这贪婪的、用鲜花伪装的燃烧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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