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的革命
随后的一切发展得非常迅速。舞台上出现了两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宗教狂。手拿捆绳和刀子，很明显他们要惩罚脱去袍子挑衅安拉旨意的冯妲?艾塞尔。
冯妲?艾塞尔落入他们手中之后，用一种让人想入非非的、半色情的动作挣扎着。
实际上她的表演不像个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而更像是那些流浪剧团们经常表演的“将被强xx的女人”。她像个待人宰割的祭品，习惯性地低下头，露出哀求的目光，发出让男观众们冲动的叫声，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两个络腮胡中的一个（刚才在剧中饰演父亲这个角色）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倒在地，另外一个人的姿势则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先知亚伯拉罕让自己儿子做祭品时的那些画，他用和先知相同的姿势把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这个画面就是在共和国初期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间对“反动分子和宗教分子造反”的恐怖想像。一开始，前排有些上了年纪的官员和后排中有些保守派老人都被吓住了。
冯妲?艾塞尔和“两个宗教狂”把这个重要的姿势一动不动地保持了整整十八秒钟。此时观众们已是怒不可遏了，后来我采访了许多卡尔斯人，他们说实际上那三个人一动不动地持续了更长时间。让宗教学校学生气愤的是，舞台上“宗教狂”的丑陋、恶劣、漫画般的夸张，不仅仅是因为短剧不写戴头巾姑娘的苦恼，而写脱掉袍子女人的痛苦。他们也觉察到这么大胆地演这部戏也有挑衅的味道在里面。他们明白，大喊大叫、向台上扔东西（半个橙子，一个坐垫），只会在这个为他们准备的陷阱里陷得更深，这种无助感使他们更加愤怒。因此，他们中政治经验最丰富、矮个子、宽肩膀的高年级学生阿布都拉赫曼?厄兹（三天后他父亲从锡瓦斯来认领儿子的尸体时写了他的真名）试图让同学们平静下来，别出声，坐下来，可是没有成功。从大厅另外的角落里普通观众们中传来的鼓掌声和嘘声，使本已愤怒的学生们胆子更大了。更重要的是，和卡尔斯周围的一些市相比较，这里的年轻伊斯兰教徒们显得“没有影响力”，那个晚上他们第一次团结一致，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看到坐在前排的政府官员们、军人们产生了恐惧，这使他们既惊讶又兴奋。现在既然电视在向整个城市进行直播，他们不把这次示威弄出点样子来决不会罢休。后来人们忘了隐藏在这越来越高的喧嚣声后对娱乐的一种期望。录像带我看了很多次，有些学生呼着口号、破口大骂的时候还面带笑容，一些普通观众看了这场摸不着头脑的“戏剧”演出，最后想乐乐，同时想表达他们厌烦的情绪，也鼓倒掌、发出嘘声，这使学生们的胆子更大了。“前排的人如果不是太在乎这令人心烦的喧嚣声，不是那么紧张的话，根本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后来我听到有人这么说；“那十八秒钟里，匆匆忙忙起身离开的官员和有钱人们实际上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们带着老婆孩子走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安卡拉事先计划好的。”我也听到有人这么说。
卡很担心，因为吵闹，自己已经开始忘记记忆中的这首诗了，因此，这时他已从剧院里出来了。与此同时，从蓄着络腮胡的“保守派”手中夺回冯妲?艾塞尔的解救者出现在了舞台上，是苏纳伊?扎伊姆。头上是阿塔图尔克和解放战争时英雄们常戴的那种羔羊皮帽，身上穿着30年代时留下来的军装。他以坚定的步伐（根本没显出他的微跛）走上舞台，留有络腮胡子的宗教狂一见到他，便惊恐万分地摔倒在了地上。那个孤独、上了年纪的教师站了起来，竭尽全力地为苏纳伊鼓掌。“万岁，棒极了!”一两个人喊道。灯光打在苏纳伊身上，对卡尔斯人来说，他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奇迹。
每个人都发现他是如此俊美、光彩照人。那是一种坚毅、果决、有些伤感、易怒，甚至还带有些女性化的美，凭着这种俊美他在70年代曾扮演过切?格瓦拉、罗伯斯庇尔和革命者恩维尔帕夏等角色，在左派学生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该死的安纳多鲁巡回演出中他的一条腿残了，可是没有完全消除他的俊美。他不是让带着白手套的右手食指贴近嘴唇，而是将它优雅地放在下巴上:“安静。”他说。
完全没必要，因为一方面剧本中根本没这句话，另一方面整个大厅实际上已经安静下来了。站着的人们坐了下来，他们又听到了另外一句话。
“他很痛苦!”
也许他只说了半句，因为是谁很痛苦，大家都没明白。如果在过去，这句话人们会理解为人民或是民族很痛苦；可现在他指的是卡尔斯人整个晚上所看到的东西，还是他们自己呢?是冯妲?艾塞尔，抑或是共和国很痛苦呢?大家都搞不清楚。但这句话所表达出的这种感觉是正确的。整个大厅陷入了一种恐惧和伤感交织在一起的沉寂中。
“光荣和神圣的土耳其民族，”苏纳伊?扎伊姆说,“在追求光明的道路上，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你踏上这伟大而高贵的旅程。不要担心，反动派们、鲜廉寡耻之徒、因循守旧之徒永远也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伸向共和国、自由和光明的黑手终究会被砍断。”
到这时才听到与奈吉甫隔两个座位坐着的一个勇敢而又激动的同学给了他一个嘲讽的回答。然而大厅里一片死寂，恐惧中夹杂着敬佩。大家像蜡烛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等着这位给无聊的演出增添了许多意义的解放者说一两句动听的措辞强硬的句子，说一两个富有哲理的故事，好让他们晚上在家里能一起议论议论，可他却什么也没说。此时，从幕布两边各出现了一名士兵，这时从后门也进来了三个士兵，他们穿过过道，登上了舞台。像现代戏剧那样，演员们在观众中走来走去，最初让卡尔斯人感到恐惧，后来又觉得很有意思。与此同时，有个戴眼镜的报信的小孩儿跑上了舞台，观众们立刻认出了他，笑成一片。他就是民族剧院对面卡尔斯报纸总销售点老板的侄子，他每天都待在那里，卡尔斯所有人都认识这个机灵可爱的小家伙，叫他“眼镜”。他跑到苏纳伊跟前，苏纳伊弯下腰，他在苏纳伊耳边悄声说了些什么。
所有卡尔斯人可以看到苏纳伊?扎伊姆听完以后非常悲伤。
“我刚知道教育学院院长在医院去世了，”苏纳伊说。“这次卑鄙无耻的谋杀将会是对共和国、对世俗主义、对土耳其未来的最后一次进攻!”
大厅里的人们还没来得及议论这个坏消息，舞台上的士兵从肩上取下枪，上了膛，对准观众。一声巨响，他们开了第一枪。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温柔的恐吓，也可以看作是来自戏剧虚拟世界指向现实生活中噩耗的一个标志。戏剧知识有限的卡尔斯人觉得这可能是来自西方一种时髦的表演创新。
这时，从观众席中传来一阵响动，一阵震荡。听到枪响感到恐惧的人们把这震荡理解成为了其他人也在害怕。有一两个人想站起来，舞台上的“络腮胡子保守派们”则伏得更低。
“谁也不许动!”苏纳伊?扎伊姆说。
同时士兵们又把枪上好膛，对准了观众。正在这时，与奈吉甫隔两个座位的那个勇敢的矮个子学生站起来，喊起了口号：
“打倒不信仰安拉的世俗主义者，打倒残暴的法西斯分子!”
士兵们又开枪了。
随着枪响，大厅里又是一阵慌乱，空气中弥漫着恐惧。
随后，人们看到后排座位上刚才喊口号的那个学生跌坐在了座位上，但又马上站了起来，像失去了平衡似的，手在空中乱舞着。整个晚上，有些人一直认为学生们的这些荒诞的行为很可笑，当他们看到这个学生像个死人似的怪异地跌坐下去的时候，就觉得更可笑了。
直到第三次射击以后，大厅里的一些地方才感觉到真是在朝他们开火了。他们不是靠耳朵听出来的，而是靠胃感觉到的，这种感觉和军人们夜里在街上追赶恐怖分子时的一样，绝不是空枪。大厅里用来取暖的大火炉，德国货，用了四十四年了，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声音，白铁皮烟筒被打穿了，烟像烧开了的茶壶口冒出的蒸汽一样开始向外喷着。人们看见中排坐着的一个人站起来朝舞台走去，他的脑袋血淋淋的，人们还闻到了火药味。恐慌才刚刚开始，而此时大厅里的大部分人还像泥塑一样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做噩梦时的那种孤独感弥漫在整个大厅。前排就座的文学课教师努丽耶女士，她每次去安卡拉都一定去民族剧院看演出，为这部戏逼真的效果所陶醉，她不由自主地第一次站了起来，向舞台上的演员们鼓掌。而奈吉甫也就在这时像是想说什么似的站了起来。
紧接着士兵们开始了第四次射击。事后，安卡拉来的特派员——一个少校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几个星期秘密细致的调查，他整理出的报告中表明，在这次射击中打死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额头和眼睛中弹的奈吉甫。但我也听到别的说法，所以没法说奈吉甫就是死于那一刻的。坐在中间和前排的人的观点中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奈吉甫也是在第三次射击后才发现空中飞着子弹。在被击中前两秒他了站起来，许多人都听到了他的喊叫（但录像里没有录到）：
“停下，别开枪，枪里面有子弹!”
大厅里每个人实际上心里都已经明白，可理智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就这样被说了出来。第一次射击时的五颗子弹，其中有一颗击中了包厢顶上石膏粉做的月桂树叶子，二十五年前苏联驻卡尔斯最后一位总领事曾和他的狗一起在这里看过电影。因为开这一枪的那个希依尔特的库尔德人不想打死任何人。另一颗子弹也是出于同样的担心，笨拙地打在了剧院的天花板上，一百二十年前的石灰和颜料像雪花一样落在了慌乱的人群身上。另外一颗子弹打在剧院最后面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摄像机下面的木栅栏上，过去那些贫穷而又喜欢幻想的亚美尼亚姑娘们，为了看从莫斯科来的剧团演出、杂技和室内音乐会，只买便宜的站票，扶着的就是这些栅栏。第四颗子弹打穿了离摄像机稍远一个角落里的座椅靠背，拖拉机和农机配件商穆赫亭先生和他妻子、守寡的小姨子坐在后面，子弹击中了他的肩膀，一开始他以为是刚才的石灰片掉在了身上而朝上看了看。第五颗子弹打碎了坐在宗教学校学生后面的一个老大爷的左眼镜玻璃，穿过了他脑袋，他是从特拉布松来看在卡尔斯服役的孙子的，实际上人们根本没发现正在打瞌睡的老人已经被悄悄地杀死了，子弹从他的后颈出来，穿过座位的靠背，留在了一个十二岁库尔德小孩儿手里拎着的塑料袋中又大又圆的鸡蛋里，当时卖长面包和鸡蛋的他正在这个座位后给人递零钱。
我写这些细节是为了能解释民族剧院里的大部分人为什么在遭到射击时还那么一动不动。士兵们第二次射击时，一个学生的太阳穴、脖子和心脏偏上的地方被击中了，在这之前，这个学生显得太勇敢了，因此这时人们还以为他的举动是这恐怖戏剧中搞笑的一部分呢。另外两颗子弹中的一颗打中了坐在后面根本没怎么出声的一个宗教学校学生（他表姐是市里的第一个“自杀女子”）的胸部，另一颗则击中了位于放映机上方两米处的墙上的挂钟表面，那个挂钟已经六十年没走了，上面盖满了灰和蜘蛛网。第三次射击时一颗子弹击中了这同一个地方，这向少校特派员证明了，傍晚被选中的一位狙击手士兵并没有遵守之前他手按《古兰经》所起的誓，在这次行动中他没有杀死任何人。少校在他的报告中还讲到了一个类似事件，第三次射击中被打死的一个狂热的宗教学校学生，后来知道他是效力于国家情报局卡尔斯分局的一个勤奋爱岗的密探，他家人控告了政府，而少校的报告却在括号中注明了给他家人赔偿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最后两颗子弹，打中了勒扎先生和搀扶他走路的佣人，勒扎先生曾出钱让人在堡内街区打了口水井，受到了卡尔斯所有保守分子和宗教狂们的爱戴。难以解释的是，尽管这两人同时被击中，同时在大厅中间挣扎呻吟，大部分人却还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重新装弹上膛的士兵们。“我们坐在后排的人，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事情发生多年后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养殖场场主说,“要是我们动了，引起他们注意的话，我们害怕糟糕的事情会找到我们头上，所以我们就那样默不作声地看着发生的一切!”
第四次射击，其中一颗子弹到底击中了哪儿，少校特派员也没能弄清楚。一颗子弹打伤了从安卡拉来卡尔斯的一个年轻的推销员（两小时后因为流血过多死了），他来这里是为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百科全书和剧本的。另外一颗子弹在一个包厢下面的墙上打开了一个很大的洞，20世纪初，亚美尼亚富翁皮革商齐尔高尔?齐兹麦基扬和他家人穿着裘皮大衣来剧院时就经常坐在这个包厢里。据夸张的说法，另外两颗子弹击中了奈吉甫的一只绿眼睛和他宽阔洁净的额头正中，但他并没有立刻死去，据说年轻人那一刻还看着舞台说了句“我看到了!”
朝门口跑的人们、惊叫着的人们、喊叫着的人们，在这最后一次射击之后，全部都蹲了下来。进行直播的摄影师一定是躲在了墙根下，刚才还在左右晃动着的摄像机现在一动也不动了。卡尔斯人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舞台上的人和前排坐着的平静而有地位的观众。大部分市民还是从电视里传来的枪声、惊叫声和喧嚣声中，明白了民族剧院一定出什么事情了。大半个晚上，许多人觉得舞台上的表演无聊而开始昏昏欲睡，但最后十八秒中，枪声响后，他们就一直盯着电视屏幕。
苏纳伊?扎伊姆非常有经验，他能觉察到人们最关注的这一时刻。“英勇的军人们，你们尽了自己的职责。”他说。他优雅地转向还躺在地上的冯妲?艾塞尔，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弯下身向她伸出了手。女人也抓住了拯救者的手站了起来。
坐在前排的一个退休官员站起身来向他们鼓掌。前排中还有几个人也加入了进来。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因为习惯了要对别人的鼓掌加以附和，从他们后面也传来了一些掌声。大厅其他的地方则一片死寂。大家都像是刚醒了酒似的，有些人尽管看到地上正在挣扎着的躯体，可却断定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舞台戏剧的组成部分，心情轻松，脸上也有了些隐隐约约的微笑；一些人则刚从躲藏着的角落里伸出他们的脑袋，这时，苏纳伊的话吓了他们一跳。
“这不是在演戏，这是一次革命，”他用教训的语气说。“我们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你们要相信光荣的土耳其军队!士兵们，把他们带走。”
两个士兵将舞台上两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保守派”带了下去。其他士兵把枪上好膛后走向观众的时候，有个奇怪的人跳上了舞台。说他奇怪，因为他不像是军人也不像是演员，这从他上舞台时那种不恰当的匆忙和缺乏美感的动作中可以马上看出来。许多卡尔斯人期待着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个笑话，都在盯着他看。
“共和国万岁!”他大喊着。“军队万岁!土耳其民族万岁!阿塔图尔克万岁!”幕布开始缓缓拉上。他和苏纳伊?扎伊姆则一起向前跨出一步，留在了幕布的外面。他手中有一把克勒克卡莱造手枪，身上穿着便装，却穿着军人的皮靴。“让宗教狂们见鬼去吧!”他说着，从台阶上下来走进了观众当中。他身后又出现了两个拿枪的人。军人们在拘捕宗教学校学生的时候，这三个拿枪的人在观众恐惧的目光中趾高气扬地喊着口号，不紧不慢地跑向了出口。
他们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参加这次卡尔斯的小型革命、这次演出，是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讨价还价之后，在最后一刻才作出的决定。来到卡尔斯第一个晚上苏纳伊就经人介绍和他们认识了，他想到自己上演的“艺术作品”将被这些手里拿着武器、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的冒险分子们玷污，他坚持反对了一整天，可是最后一刻他还是没能坚持下来，因为他们给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面对不理解艺术的底层，可能会需要手拿武器的人。后来的数个小时里，对这个决定他感到很后悔，因为这些衣着朴素的人们流了血而良心备受煎熬，可像许多事情一样，这些也只是传言而已。
多年后我去卡尔斯时，阿尔切利克代理商穆赫塔尔先生，带我去看了看民族剧院，剧院一半已坍塌，一半已是阿尔切利克的仓库。就那天晚上和后来几天的恐怖，我提了些问题。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他给我说了从亚美尼亚时期直到今天发生在卡尔斯的许多谋杀和灾难。可是我如果想让生活在这里的穷人们稍稍幸福一些的话，在我返回伊斯坦布尔之后，我一定要写这里洁净的空气、善良的人们，而不是卡尔斯过去的罪恶。剧院的大厅已经变成一个阴暗、潮湿的仓库，他在冰箱、洗衣机和炉子的影子中间指给我看了那天夜里留下的惟一的一个痕迹：齐尔高尔?齐兹麦基扬看戏时所坐的包厢墙上被子弹击中后留下的很大的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