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战争边缘的美国
1940年春天德国发动闪电战期间，凯特?史密斯不断高歌恳请上帝保佑的那个美国跟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已经有很大变化，但较之70年代初的超级大国的美国还相去很远。在美国参战之前，虽则欧战已经促使它开始兴旺，但并有没有带来真正的繁荣。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就任总统后的第二天早上，《下午报》(七个月前由马歇尔?菲尔德在纽约创办的一家不登广告的报纸)在头版登了一幅衣衫褴褛的失业工人群的照片。这样的惨象，当时在美国还可以看到。当时全国失业人数近900万；在工程兴办署名下以工代赈的人近300万；黑人有30%需要救济。那已经是股票市场大崩溃之后的第11个年头了。千百万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已经完全记不得什么叫经济繁荣。他们的父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则尚未降临，年轻的一代由于需要为生存而挣扎，却早已饱经锻炼，惯于忍穷吃苦了。
国家急需大量的兵员，但兵役局的军医却说应征青年约有半数体格不及格，于是罗斯福便在1941年春召开全国营养会议，想弄清楚问题所在。会议的答案是任何福利部门里做过实况调查的人都知道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十年以来的营养不良。据1940年人口普查，全国有半数以上的儿童，其家庭收入每年不到1500元。1/4的人口仍然务农，而普通农民每年只能挣1000元。1939年秋天，托莱多市的学校竟因经费不足停课两个月。纽约曼哈顿区不少身无一技之长的人，只好拿从惨遭轰炸的英国城市布里斯托尔运来的残砖断瓦给东河大道铺地基，去挣一年832元的工资。
尽管这样，当时从欧洲来的游客还是嘲笑美国的物质文明。当然，今天的欧洲青年就不会说战前的美国人太舒服了。当时虽然农村电气化不断进展，但是3/4的农家仍然用煤油灯照明。就全国来说，七个人才有一部电话机，五个人才有一辆汽车；1/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1/3的家庭没有卫生间。只要念完八年级，一般美国人就不上学了。参议员瓦格纳在华盛顿提出了健康保险法案，但是由于美国医师协会在国会是大肆活动的结果，提案没有通过。其时，5～15岁的儿童死于风湿性心脏病的最多。
全国人口是1.32亿。人口统计学家一致认为不会再有很大增长了。30年代中，职业妇女人数不知不觉地增长了50万，但是，已婚妇女就业的仍然只占17%。家庭主妇还是一面干家务活，一面收听电台播放推销肥皂的伤感的日间广播剧(最受欢迎的是《维克和萨德》)和推销商品的新歌曲节目。一支名叫《奇基他香蕉》的小调，每星期竟播唱2700次。
那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900亿元，道?琼斯的工业股票指数徘徊在150左右。总之，美国的经济依然萧条。《纽约晚报》惟一的经济新闻记者西尔维娅?波特对通货紧缩的情况作过如下的生动描述：单身公寓房客每月房租25元；香肠面包每个五分；电影入场券每张两角；杂志大多每份一角；一顿客饭四角五分；手表修理费一般是一角；1/5瓶的威士忌酒卖一元二角五分；通常和朋友打赌只下五分钱的赌注。
工商界依然把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插手，工会不合作，联邦政府开支太大，工人偷懒，以及罗斯福之拒不采纳胡佛的主张，对工资和物价始终不肯进行“合理的调整”等等。但是卡罗琳?伯德提出了另一种看法，认为30年代的工商界并不真懂生意经，因为他们以为繁荣只靠华尔街的金融家和钢铁之类的所谓基础工业，而忽视了关键问题，即消费者及其所需要的低档商品和各种劳务。她指出，对“鞋子、药品、食物、肥皂、香烟、衣服，以及破汽车也不能不用的汽油等等的需求，是同人口一道增长的；汽车、卡车、汽油、电力、零售商品、洗衣、美容这些行业，总是有生意可做的”。《财富》月刊在战前的几个月里，以惊异的口气指出，有一类工业自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一直都很兴旺，这就是那些专门制造一用即扔的东西，如纸餐巾、纸杯、纸碟子、不能退钱的瓶子、月经带、避孕套等等工业。当时男人花在避孕套上的钱，多于理发。
有些商品没有放手生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家仿佛觉得，它们对人没什么好处。洗碟子原是妇女的本分，不能让她们一扔了事嘛。服务到汽车上的营业例如服务到车上的路旁食馆、银行等。——译者是不对头的，因为这使得干什么事都太方便了。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缺乏远见是其一)，有钱人不愿意投资到超级商场、邮资总付计数器、空气调节设备、滑雪场、霓虹灯、半导体收音机、胶合板以及汽车游客旅馆这些方面。分期付款的购货方法，只有有钱人才可以用。小额账单大多数是用现金付款的，银行限制开支票来往账户，办法是要求使用支票的要有比较大的结余额。当时如果竟有银行为储户保守秘密，垫款给他们度假(“先走人，再还钱”)，那就会吓坏人的，好比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在大庭广众公开出丑一样。
许多到战后使美国改变面貌的新发明，本来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有了。当时不但雷达眼看要在工程师手里完成，电视机也是如此。1939年4月30日，全国广播公司在纽约万国博览会试播电视，虽然用的是早期的“杜蒙”牌电视机，屏面很小，但曼哈顿区的人们还是接收到了图像。不过哈佛大学查尔斯?道斯教授认为电视将来不可能盛行，因为“只能在一个半黑的房间里收看，而且机器老是要有人管着。”这时荧光灯已开始使用了。正如尼龙和涤纶问世不久后纺织品就起很大变化，各种塑料很快也将代替钢、铝、锌、镍成为工业原料，制造出大至驾驶盘，小至自来水笔(后来还有圆珠笔)之类的东西。1940年春，伊戈尔?西科尔斯基伊戈尔?西科尔斯基，美国航空工程师，因研制直升机而闻名。——译者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机场首次驾驶直升机，有个记者说它是“稀奇古怪、状如纺锤的机器”。某杂志预测，西科尔斯基的直升机在战场上可能有用。
美国的汽车当时还没有成为后来某社会评论家所说的“令人顾盼自豪的东西”，但也离此不远了。“俄尔兹”牌车商大事宣传，说装上一个价值57元的“液压离合器”，就可以不用换挡；“林肯?泽菲”牌敞篷车宣传说，装一个奇妙的按钮，一按就可以起落篷顶。但是底特律市那些思想保守的车厂老板对这些新玩意儿却只是耸耸肩，一笑置之，正如战前最后那几个月的出版界瞧不起袖珍书店的出版计划一样。该书店的第一册平装本袖珍读物是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了的地平线》，只能摆在一些日用杂货店卖，每本两角五分。
这些新鲜事物，不管哪一项，谁只要能预测到它的发展前途，谁就能发大财。但是新的未必都好，有时缺乏先见之明倒也不是坏事。那时希特勒横行欧洲，华盛顿却在制定计划，要更广泛应用预扣税款的原则，从社会保险费到联邦所得税都在各人进款里先行扣除。1939年9月2日的《纽约时报》在第20页登出消息，说有一位名叫A?H?罗浮的研究人员向国际肿瘤会议作了报告，说把香烟里的焦油涂在小白鼠身上就会引起癌症。
1941年秋天，人们出远门总是坐火车。上好的新柴油机车效率很高，正是时髦东西。车站上的红帽子搬运工多得很，路基保养得很好，卧车旅客——至少睡下铺的——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乘务员给你擦鞋、拎包，到该起床的时候还会轻轻为客人拉开绿色帘子。如果临走给他五角钱，他会说一声“谢谢你啦，先生”，而且是真心话。当时餐车上吃饭是件乐事：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菜色品种齐全，人人彬彬有礼。
人们不坐飞机，可能是因为飞机上吃得不好，机场太远，或者怕不安全。民航机的服务质量的航次安排都在改进，例如泛美航空公司的“杨基”式巨型快速班机从长岛飞里斯本现在只要26.5小时了，但当时多数人并不那样赶忙要坐飞机。自己开汽车出远门也行，只是得吃点苦头。梅里特大路和宾夕法尼亚高速公路刚刚开放，其他公路还只有两股或三股的并行车道，而且沿途城镇都设有防止超速路段，对违反限制的人要罚钱，用来贴补地方警察的工资。路旁客栈不多，名声也不大好。埃德加?胡佛就领导过一个反对这种小客栈的运动。他在《美国杂志》发表文章，把这种客栈(汽车旅客旅馆的前身)说成是“疾病、贿赂、作弊、诈骗、强xx、强迫卖淫、盗窃以及谋杀的新策源地”。他还提醒人们说：住店的正式夫妇所用的褥垫，可能不久前就被“乱搞关系”的人弄脏过。
火车经过新居民区时，你看不到有什么廉价商店或者路边食品店的广告牌，因为它们正如通往这些居民区的高速公路一样，是很多年后才有的。那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需要私人汽车。他们上班，上街，上学，都搭公共汽车、电车。从那时起，各地公共汽车路线被陆续取消的，真是多得说不清了，但是市内有轨电车的变化，我们还知道一些。1940年美国有轨电车的路轨长达1.96万英里，到60年代只剩下2049英里，而且大部分也废置不用了。
火车站附近照例至少有一家旅店，维多利亚式的，屋顶是“复折型”的。有周到的服务员，有清洁的床铺，每晚收费一元。服务员随时都有美酒供应，私娼的夜度资是三元，军人收两元。旅馆的餐厅挺安静，也便宜。如果爱热闹，不妨找个小酒家，那里总有自选唱片的唱机，还可以听听酒客谈论当地新闻。那时的俗话有些会使70年代的青年人听起来莫名其妙，如“宴会”叫bash〔狂欢〕；离开一个地方不说split〔分〕，而说scram〔滚〕。爱搞女人的叫wolf〔狼〕。要“狼”滚开，你就对他说getlost〔消失罢〕，dropdead〔死吧〕，dryup〔干掉吧〕，或者blowup〔吹掉吧〕。要是姑娘喜欢这人的话，她会夸他nobby〔有风度〕，cute〔惹人爱〕，nifty〔吸引人〕或者snazzy〔迷人〕。在单独和这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可能觉得他是个sap〔笨蛋〕；可是如果他够精灵的话，那么来一个smooch〔接吻〕，她就什么都顺从了。
以上所说的那些旅店、酒家、电影院和娼妓，是到处推销货品的人员消遣解闷之所。如果是探亲访友的，那么他们会到车站接你。要是个男人，出身富裕人家，穿的可能是一套双襟的格子花呢衣服。你的亲友可能住在城市中心，即日后所谓的“内城”后来一般贫苦人民才住在内城，但当时则是上流人士的住宅区。——译者。但是有比根山那样的繁华市区，就有布鲁克莱恩比根山位于波士顿城北的高地；布鲁克莱恩是波士顿城西郊外住宅区。——译者那样的郊区，这是必然的，你只能到这里为止。因为那时格林威治和温内特卡这样的郊区的生活，和70年代的莱维特镇和帕克?福莱斯特这些是所谓“计划”郊区，房子千篇一律，没有特色。——译者大不相同：战前的郊区都是有钱人住的，一般人不能问津。郊区青年都由特设中学培养，再上大学。能在郊区住，就表示社会地位高。郊区不是商业中心的延伸，而是乡下俱乐部的延伸。这里的住家都是约翰?马昆德美国小说家(1893～1960年)，主要描写上层人物。——译者的小说中人，是约翰?奥哈拉约翰?奥哈拉，美国小说家，善于逼真而尖刻地描写美国城市生活。——译者所羡慕，詹姆斯?古尔德?科曾斯詹姆斯?古尔德?科曾斯，美国小说家，以技巧细致、描写客观而闻名。——译者所熟悉的，也就是共和党内那些白人新教徒中的上层中产阶级。为了在海恩尼斯港占一席地，只有像约瑟夫?肯尼迪这样的人才能争到手。天主教徒的他，也不过勉强做到这一点，如果换成犹太人，那就休想了。这里的人，跟他们参加的夏季野营和冬季游弋一样，都爱宣传自家的“膳食有严格的标准”。如果他们的儿子上了大学，也自以为高人一等，成立自己的学生联谊会，不跟旁人家杂处。
除非你怕同外界隔绝，否则战前的郊区生活是非常愉快的。那里的老房子宽敞，新房子漂亮。大萧条时期，花一两万元就可以买一座很大的房子了。虽然现代化设计的崭新建筑各处都有了一些，但人们还是喜欢十五六世纪都铎式的或者殖民地时期的式样。当时，剪草砍柴是杂工们的事，做父亲的只管打高尔夫球，母亲只管种花，小伙子和姑娘们星期六晚上就到俱乐部去跳舞。这里没有你争我夺的情况，衣服时兴穿灰色法兰绒。谁要是行为不端，俱乐部就会把他开除。夏天晚上，一家大小团坐在院子里，草坪上摆着各种家具，其中有一张摆动式的沙发椅，老年人坐上去很舒服，不过青年男女却受不了。参加晚会的姑娘谁也不穿蓝斜纹布长裤，那是西部各州放牧的牛仔和干粗活的人才穿的。青少年自有其流行的风尚，但是他们都希望像上一代那样有体面，有地位。看来他们是会一帆风顺的。即使发生战争，人们也还认为出身名门的青年一定会当军官。军队里也是这样看，因此特权阶层之在军界世代相传，产生形形式式的影响，当然是势在必然的了。
可是美国黑人青年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歧视黑人实际上已成为军界的规矩。1940年，美国陆军里只有两个黑人当上军官，海军一个也没有。黑人士兵通常都集中在“港口”运输大队里，为舰艇装卸军用品，只有三个团肯收黑人当战斗兵。黑人水兵只能在伙房工作，如果运气好的话，就穿起白上衣在餐厅服侍军官，一听吩咐就深深一鞠躬。1942年初，艾森豪威尔搜集了一些材料，都是关于所谓“军队中的黑人问题”的(谁也不认为这同时也是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他觉得确实难搞，但是他到底前进了一步：战地记者报道军队里种族歧视情况的稿件，他不许扣发。有些记者反对这样做，怕国内“捣乱分子”会把新闻加以渲染，可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他反问：美国打这一仗，究竟为的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们是无法回答的。但是他们当中如果有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就可能指出，那里的州议会早已声明美军作战就是为了“保持白人的优越地位”。世界大战前夕，种族偏见在美国各地农村越来越厉害。犹太人的境遇本来已经够惨的：有名的律师事务所不能插足；进医学院读书有名额限制；好些职业规定“只收基督教徒”，犹太人就没门了；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约翰?兰金有一次还在国会会议厅里大骂某新闻记者是“小犹太鬼”，别的议员竟不吭一声。但是，以程度而言，反犹太主义还远不如反黑人的种族主义那么厉害。参议员西奥多?G?“大人物”?比尔博跟兰金一样，也来自密西西比州。此人颇有几句足以使会议生色的名言，如：“我们南方人必须把种族界线划得更清”；“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白人才有宣讲的权利”；“咱们就是要告诉那些同情黑鬼的北方朋友们，你们见鬼去吧!”
密西西比州某地，栅栏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复活节彩蛋游戏，白人儿童上午9时30分举行，黑人儿童下午3时30分举行。”这固然是在南方，但是北方的种族主义也同样猖獗。国会不肯做出禁止对黑人施加私刑的决议。有人说，在某一联邦工赈营里，“黑人妇女住地只是用布幕隔开，就算是屋子。”这是事实，但是自命开明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却说是造谣。在著名的莱因兰德离婚案里，男方在法庭声称不知道妻子是个混血种黑人，妻子只好当众把上半身衣服脱光，证明丈夫早该知道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很爱听《阿莫斯和安迪》这个侮辱黑人的广播节目，但是他却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黑白人种之间的纠纷，有很大部分是由共产党煽动起来的。”芝加哥有一家有名的黑人办的报纸，叫做《保卫者》，曾警告南方黑人读者不要对北方抱什么幻想，因为北方也并不欢迎他们。
留在南方又怎么样呢?不但要饱受尤金?“巡捕”?康纳(当时已是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警察头子)之流恶棍的侮辱，而且得在城里靠634元的收入混一年日子，在乡下还只有566元。黑人知道，如果搬到纽约或底特律，收入就会多一倍，因此开始陆续向北方迁移，后来总数竟达100万。但是到了北方，虽有足以糊口的工资，却还是挤在城市黑人贫民窟里。为了解决衣食和读书问题，他们就要受到社会歧视和无数挫折，其代价之高，着实可怕。60年代起而造反的黑人，就是这些年里在北方贫民窟里出生的孩子。
早期的黑人著名人物中有许多音乐家，以及像杰西?欧文斯和乔?路易斯这样优秀的运动员。体育专栏作家们说路易斯是历史上最出色的职业拳击家(当时他已经九次保持冠军头衔)，而本人也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他说：“我比拳时是光明正大的。只有这样，别的黑人孩子将来才能跟我一样有个出头机会。如果我干不规矩的事，就对不起他们了。”在他的崇拜者当中，有一位名叫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在自传中写道：“当年的黑人男孩，刚会走路，就想当褐色轰炸机的接班人。”马尔科姆?艾克斯是黑豹党领导人。“褐色轰炸机”是乔?路易斯的绰号。——译者
美国最优美的音乐，有些就是在这个年代灌了唱片的。但是白人对黑人音乐家却如此歧视，真是美国的一大耻辱。本尼?古德曼打破了种族界线，让黑人特迪?威尔逊参加自己的乐队，饭店经理却不让他在舞厅同乐队一起演奏。在纽约，艺术精湛的杜克?埃林顿乐队可以在百老汇大街洛氏国家剧院演出，但不能在百乐门和斯特兰德两家剧院上演。至于到各地的巡回演出，情况就更糟了，光是每天找地方吃饭睡觉就受不少气。古德曼有一回带乐队在南方演出，警察竟要扭送黑人领唱莱昂内尔?汉普顿进监狱，幸亏警察局长来了，这人是个爵士音乐迷，汉普顿才得救了。黑人女歌唱家比莉?霍利戴在旅馆出入，不能走前门，只能走后门。底特律某剧院经理觉得比莉皮肤不够黑，不便和黑人一起上台，于是她只好再把肤色弄得更黑。有一次她谈到跟阿蒂?萧乐队到南方演出的经历说：“我每次吃饭、睡觉、上厕所，几乎都要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斗争一番。事情竟然弄到这种地步!”
不过他们有时也能出一口气。珀尔?贝利谈过她在芝加哥某中国饭店怎么跟对方顶嘴。她说：“有个中国服务员走过来，他说的话我半句也听不懂，但是最后一句总是‘我不接待’。够了!于是我也用东方人的腔调对他说：‘你以为我到美国是来摘棉花的吧?可是我也听说你们到美国是来洗衣的。老兄，还是接待接待吧。’你猜怎么样呢?他真的接待啦!”莉娜?霍恩在第一批战俘营里也公然傲视白人，做出精彩表演。当时战俘营营长叫德国俘虏都坐在前排，而负责监视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反而坐在后排。莉娜心里冒火，于是走下舞台，慢步通过前座，背朝德国俘虏，面对黑人同胞唱了起来。
罗斯福总统本想把民权法案的制定工作推迟到战后去办，但有时形势迫人，不能不采取行动。黑人领袖们眼见联邦政府虽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国防工厂，但向这些工厂申请就业的黑人总是吃闭门羹。因此，1941年春，卧车服务员兄弟会负责人菲利普?伦道夫就对总统说：政府实际上用公款来支持种族歧视，如果这样干下去，他就要搞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向华盛顿进军了。总统犹豫不决，于是伦道夫就对会员们进行动员，决定7月4日游行。罗斯福怕工人上街会打破全国团结一致的局面，终于在6月25日让步了，公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设立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并规定各厂主、各工会“在国防工业中都要给一切工人提供充分而公平的就业机会，不得因种族、信仰、肤色和民族不同而有所歧视。”命令虽下，却没有认真贯彻。黑人领袖们本来希望颁布一个行之有效的命令，现在感到失望了。然而，这件事到底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自此以后便出现了声势浩大的黑人工人运动，向历届总统都进行挑战。
在政府内部，对美国黑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最为敏感的是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和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二人，他们的共同努力在战前美国民权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时玛丽安?安德森玛丽安?安德森，美国黑人女低音歌唱家，最初在欧洲演唱出名，1935年回美国后更名噪一时。——译者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歌唱家，连托斯卡尼尼托斯卡尼尼，意大利乐队著名指挥，曾于1926～1936年指挥纽约交响乐团，后来又担任美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指挥。——译者也对她说：“你这样的嗓子，百年才出一个啊。”但她是黑人。她刚打算在宪法大厅举行一次音乐会，却被一个名叫玛丽?约翰逊的机灵促狭的红发女记者打听到了，便想使坏。她知道宪法大厅是美国革命女儿会的产业，于是去拜访主席小亨利?罗伯特夫人，问革命女儿会对这事态度如何。罗伯特夫人断然回答说，我们有权管，这个计划休想实现。从此以后，安德森也罢，别的黑人歌手也罢，都不能在宪法大厅演出。
下一步棋该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走了。他认为，想使社会公众注意革命女儿会的种族偏见，有个好办法：让安德森在华盛顿举行一次露天音乐会，不收门票。安德森同意，协进会同人都觉得最好在林肯纪念堂举行。于是伊克斯便出而帮忙，因为未经内政部长的同意是不能在纪念堂举行音乐会的。伊克斯知道了革命女儿会的做法，就给白宫挂电话，这时总统正要动身前往温泉，伊克斯请他稍等，见面谈了再走。罗斯福了解后，就命令伊克斯安排开一次露天音乐会，规模越大越好。
这时，罗斯福夫人宣布了退出革命女儿会，并接受怀特的建议亲自和伊克斯连同好些内阁部长、最高法院法官、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男女名流担任发起人，组成一个极其显赫的赞助委员会，促成安德森演出。这么一来，革命女儿会主席先前的所作所为，便为音乐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宣传资料，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在被邀请当发起人的名流当中，有几个借口自己所处的地位不便过问有争议的问题，没有参加，但是绝大多数都来了，包括全体外交使团在内，听众共达7.5万人。从开场的《美国颂歌》到收场的《我的烦恼谁也不知道》，听众听得着迷了，听完之后纷纷离座奔向歌唱家，霎时间全场沸腾，几乎出乱子。怀特看到一个穿着过节服装身材细长的黑人女孩也走到前面，把手伸向安德森小姐，满脸热泪。这人虽则年轻，但从她的手指看来，显然是干粗活的。怀特后来说：“看这个女孩的眼神，就知道她心里是在说：安德森做得到的，我也能做到。”
这个不平凡的事件引起了千百万人的注意，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在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人一心只想国家大事，甚至不能认为他们经常在关心什么是非问题。大多数美国人那时都只沉溺于个人问题、身边琐事之中，或者只谈本行，不管别的。甚至在底特律市，虽则工程师们已经在研究意大利菲亚特牌轻坦克有什么弱点，可是最普遍的话题不外还是商品销路。就销路来说，这一年看来将是底特律最好的一年。汽车行已经卖出了五百万辆，各厂经理无不得意忘形，前来联系工作的英国军官看了不禁惊讶不置。亨利?福特起初宁愿工厂关门也不愿意签合同搞军工，接着又坚持不管怎样也不为加拿大造飞机，这就使英国人更加震动了。哈特福德市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负责为“驱逐机”(即现在的战斗机)生产发动机，没法完成。格伦?L?马丁公司签订了一项价值1.31亿元的合同，负责生产1000架B-26轰炸机，但据最后消息，上了装配线的只有20架。
在好莱坞，女演员桃?拉摩把她演《丛林艳史》时所穿的纱笼捐给了洛杉矶历史科学艺术博物馆。这个设在洛杉矶的博物馆，只好接受，小报作家卢韦拉?帕森和赫达?霍珀还对拉摩的慷慨行为表示赞扬。但是在市内另一个地方，刚去世的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遗体却停放在一家简陋的殡仪馆里，多萝西?帕克多萝西?帕克(1893～1967年)美国女诗人，短篇小说家，记者。——译者在他的跟前站了好一会，悄然叹道：“可怜的小混蛋啊!”这年是名作家相继谢世的一年，菲茨杰拉德、詹姆斯?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弗吉尼亚?伍尔芙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年)，英国女小说家。——译者四人的死讯在半年之内先后传来。
1941年，发行历史长达110年的《波士顿实录晚报》停刊了。这是个不吉之兆：此后便有好些美国报纸陆续停刊，虽然过程很长很慢，却在逐日增多。过了20年，停刊的日报竟占总数1/4。由于《实录晚报》的编辑都是哈佛大学校友，哈佛对该报停刊特别表示惋惜。这是因为当时哈佛同所有处在变革时期的大学一样，新思潮奔腾澎湃，特别需要直言不讳的报纸。1941年，W?H?奥登W?H?奥登(1907～1975年)，是由英国移居美国的诗人。30年代是英国左翼作家的领袖，后于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译者出版了诗集《不安心的时代》，威廉?巴雷特威廉?巴雷特(1900～?)，作家兼翻译家。——译者印行了《什么是存在主义》，亨利?卢斯所著的《美国世纪》使非沙文主义者无不为之震惊，而《凯尼恩评论》所登的约翰?皮尔?毕晓普约翰?皮尔?毕晓普(1892～1944年)，美国诗人兼小说家。——译者的文章则对“艺术”的前途表示乐观。毕晓普认为，欧洲发生危机，正是美国文化发展的大好机会；他欢迎欧洲流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美国，而且认为他们来了就会留下不走。他写道：“艺术在美国有发展前途，因为只有在美国，聪明人才既能进行探索，不受国家的阻挠，又能发表其探索的成果，不受权贵的干扰。”
当读者研究毕晓普这篇对美国民主满怀希望的文章之日，正是约瑟夫?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第十区当上了民选的巡回法庭法官之时。此公原先在乡下养鸡，后来半工半读，先后当过汽车加油站雇员、厨房杂工、烤饼师傅、筑路队挖土工，一直到法学院毕业。斯皮罗?阿格纽是巴尔的摩伐木工人互助保险公司的赔偿申请审查员。惠特克?钱伯斯现在长得胖胖的，穿着一身宽大难看的蓝衣服，脸色阴郁，在《时代》周刊当一名三流书评家。阿尔杰?希斯还是住在华盛顿P街3210号，他在国务院官运亨通，如果静电复印机早在3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那么他就不必用打字机偷抄文件，钱伯斯的指控也就无法证实，支持钱伯斯的尼克松能否因此名震全国，继而进入白宫，也就难以逆料了。回想这种种往事，还是挺吓人的。
1941年对体育专栏作家来说是个淡年。当然有个斯卑士柯特球队还可以写写：鲍勃?费勒鲍勃?费勒，美国棒球选手。——译者投出的球叫对方无法“全垒打”，乔?狄马乔则连续比赛56场都一打就中。但是卢?格里克卢?格里克，即亨利?路易斯?格里克，外号“铁马”，是美国著名棒球选手。——译者在六月间去世了；芝加哥大学退出了校际足球赛；战争又弄得戴维斯杯、怀特曼杯和温布尔登国际网球赛一一取消；奥林匹克运动会原定在赫尔辛基举行，也作罢了。体育专栏编辑们报道职业足球赛的消息，但并不热心，因为足球那时还不很吃香。不过足球迷中有一位海军少尉约翰?F?肯尼迪，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那天，华盛顿红人队在该队球场比赛，他还去看了呢!
那是个天朗气清、金黄可爱的秋天。这阵动人秋色逝去之后，要过好久才到另一个黄叶纷飞的和平时期的秋天，到那时，当年的青年已经失去了青春，有些失去了生命。日后战争结束、远征军坐船回国时，当年的少女已近中年，体态也不那么柳腰纤细了。教人惊奇的是，那时美国女子一般是身高五英尺五英寸(比现在矮)，体重可有120磅(比现在重)。也许抚今追昔，已经难以看清当日的景象，但是从装束打扮的变化上无疑也能窥见一斑。那年秋季时兴的是长发垂肩，不然就是剪短了卷起来。女学生把头发披在背后，袅袅婷婷地走过校园，就像年轻的女神一样。正如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所说的：“从背后看去，哪一个姑娘都是美人。”
大学女生平时穿着长达膝部的袜子，参加舞会时穿裸肩的蝉翼纱晚礼服。如果是史密斯学院史密斯学院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著名女子学院。——译者的，平时往往穿毛衣或配套毛衣，带上一串珠链(瓦萨学院瓦萨学院设于纽约东面阿灵顿镇，也是著名的女子学院，以提倡音乐和体育而闻名。——译者的喜欢戴三串)。鞋子是阔帮矮跟的。走读的女生往往头扎发带，衣服的腰部裸露一点，但是当众裸体是反常行为，因为这样反而大煞风景。男学生的装束不那么吸引人：上衣翻领偏宽，裤脚偏大，回头看看当年的照片，实在不太像样。白衬衫(1941年时每件售价二元)是当时的标准服。感恩节每年11月4日。——译者一过，那些一心惦记着情侣、忙着张罗礼物的人，看到了科蒂公司化妆品公司。的广告文学，便可能照搬学着说：“我满怀着柯蒂公司香气袭人的遐思，祝你圣诞快乐。”
“幸运”牌香烟在电台里播放的广播节目中有现代流行歌曲比赛，《上帝保佑美国》名列第三。上了年纪的人，每当听到希尔德加德唱《多佛的白岩》时，不禁想起上次大战而喉头哽咽。但是跳摇滚舞的青年却自有其爱好。短短的五年内，他们爱听的唱片销数竟增加了100倍。他们争论谁是最好的女歌手(马撒?蒂尔顿，海伦?奥康内尔和马里恩?赫顿三人最受欢迎)，一有机会，就去听乐队奏摇滚舞曲。纽约西52街被称为“摇摆音乐街”。只要在“名门”、“玛瑙俱乐部”、“凯利艺人团”等等夜总会里坐一个晚上，著名歌手如康特?巴锡、邦尼?贝里恩和巴德?弗里曼等等的演唱就全都听到了。T?多尔西在纽约饭店大厅演出，古德曼在宾夕法尼亚饭店的曼哈顿大厅。如果你跳舞要跳尽兴，爱出风头，那就不妨带舞伴上百老汇大街罗斯兰舞厅之类去，那里的墙壁全都镶上镜子，天花板满布星状电灯，舞女的装束也特别入时。
有人认为青年跳摇滚舞看来虽则天真烂漫，其实有不少鬼名堂。他们说对了。性爱与摇滚舞有关，甚至可以说是摇滚舞的一部分。如果有个姑娘听到某个英俊非凡的伴侣老在唱着“请你给我一些引起我怀念你的东西吧”，她完全懂得他所要求的是什么。林德夫妇罗伯特?林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夫妇二人都以所作的社会调查著名。——译者发现，在十个调查对象中，有七个承认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大学生当中这种人无疑较少，但是只是名义上“处女”的百分比确是很高。大多数大学生都不考虑结婚问题。甚至第二次大战过后很久，美国的中产阶级还认为早婚是下层社会的习惯，所以学校中人们为了避孕，就只好求助于后来金赛博士艾尔弗雷德?金赛是研究性行为的美国生物学家，见后。——译者所谓“发泄代用品”(避孕套)了。
可以预料，对于青年人的这些习惯，老一辈是很不悦的。原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的威廉?基尔帕特里克教授慨叹说，“旧道德的强制力量”已经全部消失了。这位教授早先在课堂上对社会传统准则曾大加抨击，现在一反故态，也不怕难为情。罗马教皇向女教徒们呼吁，不要穿那“不正派的时装”，但这种劝告毫无意义，因为她们平时所穿的服装只露小腿、双手和面部而已。也许他是说游泳衣太难看吧?《纽约时报》确是谈到了游泳衣问题，认为“海滩上男男女女简直一丝不挂”，因而颇不以为然。
洛杉矶市郊阿尔汉布拉有一所中学，那里的女生在搬进新大楼的时候发现只有一间大浴室，大家得脱光衣服，集体沐浴。16岁的女生琼?艾夫琳?劳伦斯不肯这样干，她宁肯体操不及格也不愿意在其他女生面前裸体。她父亲是工程师，看见女儿这般非礼勿动，表示百分之百支持。这位女学生向法院起诉，要求向校方发出禁令，理由是：强迫她当众裸体，是不道德的行为，又违反加利福尼亚州禁止当众脱衣的法令，还侵犯了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即个人有生活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她的主张获得了大众的支持，甚至青年们的支持。在同级学生中，就有275名联名请愿，要求设置单人淋浴室。
洛杉矶的法官感到进退两难。他觉得自己应该乖巧一点才是：学校房子早已盖好，女生不集体淋浴，就只好任脏不洗，所以他没有对该校发出禁令。但纽约州的法院可就不客气了。关于第三世的罗素伯爵(即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讼案，也许最能说明战前人们是怎么拘泥礼俗，70年代对放荡行为又是怎么地轻轻放过的。学术界早就知道罗素是个与众不同的怪人，他那些独特的见解超越于性爱和婚姻之上。而且，他在数学和哲学方面都卓有成就，英美两国作家中他的文章写得最为深入浅出，并曾任教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所以，当他答应到纽约市立学院担任教授和哲学系主任时，学院当然喜出望外。纽约的记者访问他，报道说：这位哲学家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双眼深蓝，鼻子特大，瘪下巴。有一位还写道：“英国上层人士认为罗素是个疯子。”
纽约主教派教会的主教威廉?曼宁本人就是个英国人，他认为这位爵爷是个伤风败俗的老头子。他给各报编者写了一封公开信，坦率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先引证了罗素的一些话(“人类只有欲望，并无道德标准可言……只要不生孩子，性关系全然是私人之间的事情，对国家和邻居都毫不相干”)，然后提出问题：像罗素这样的人，能摆出来作为青年人的师表吗?纽约市立学院代理院长的回答是：“罗素先生应聘前来是讲授数学和逻辑学，并不讲他个人的伦理观和道德观。”
这样，罗素便赢了第一个回合。但是不出所料，这事果然引起了许多方面的愤慨，例如赫斯特报系、爱尔兰老修道会、美国天主教女儿会、路德教徒公会、浸礼会牧师联合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等等就都通过决议，致书报馆，举行群众集会和抗议游行。但是纽约市高等教育局开会讨论的结果，还是支持这位哲学家。于是罗素又赢了第二个回合。
要是在今天，事情也许就此结束，姑且假定有什么主教会发动这样的圣战，但这是极不可能的。然而40年代初期为父母的可是要竭尽全力防止孩子们变坏的。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牙医凯先生的太太琼?凯就是这样的一位关心儿女的母亲。她这样想：假如她的小女儿长大之后进纽约市立学院，落到罗素这个恶魔的手里，怎么办?她请教约瑟夫?戈尔茨坦律师，律师替她以纳税人的资格向法院起诉罗素讲学与她无直接关系，但是学院是市立的，经费是市拨的公款，所以纳税人有权起诉，说是滥用公款。——译者。他们带了罗素所写的四本书来到纽约州高等法院，向法官约翰?麦克吉汉作证。戈尔茨坦说，这些书是“淫荡的、猥亵的、污秽的、色情的、刺激性欲的、色情狂的、春宫一样的、亵渎神明的、大不敬的、撒谎骗人的、极其不道德的”，也是“思想狭窄的”。
麦克吉汉法官是仰仗民主党坦慕尼俱乐部的大力才当上法官的。他一看到这案件，就知道大有文章可做。他读过一些剪下的报章，知道人们对罗素传说纷纷，有的说他在英国主办过裸体新村，有的说他不反对同性爱，有的还说他欣赏猥亵的打油诗。于是这位法官便手不停挥，一口气写了长达17页的火辣辣的判决书。麦克吉汉说：高等教育局聘请罗素讲学，实际上是在纽约市立学院开了一个“诲淫讲座”。他判断说道：不能以学术自由为名而容许教师胡说学生任意性交是正当的。何况罗素是个外国人，更不应如此放肆。他取消了纽约市立学院的聘约，把这个大逆不道的人打下地狱，结果却是，赶到哈佛大学去当正教授——这一来，哈佛大学当然高兴不过了。
罗素最初对这场官司摸不到头脑。当记者把法庭裁决告诉他时，他只是倒抽一口冷气，说：“这对我是一记闷棍，我不知道怎么看，怎么说好。我只想说明，我并不像曼宁主教那样对性的问题有那么大的兴趣。”他委托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替他应付官司。过后不久，他却很不痛快起来。又三年，他回到了英国，从此成为批评美国最厉害的一人。
1940年春，帕特?瑞安和迪克?尼克松订婚，6月间婚后在惠蒂尔市租了一套公寓房间住下，楼下是一家汽车保养场。1941年12月6至7日是个周末，这两天尼克松在考虑怎么去向政府申请一份差事。惠蒂尔市西北12英里外有个15岁的女孩名为诺玛?琼?贝克即玛丽琳?门罗，后来是有名的性感电影明星。——译者，她在性方面特别早熟，上街看电影的时间比在十年级上课的还多。迪安?艾奇逊从首都加利福尼亚大街一家殡仪馆走出来，他刚刚向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遗体告别。7日上午，艾奇逊在马里兰州他的农场招待客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美国诗人，戏剧家(1892～?)。——译者夫妇，他们是开车到林子里来帮他收拾砍伐下来的木头的，随后一起共进野餐。罗斯福总统这时坐在椭圆形书房里，身穿一件旧毛衣，一张一张翻看自己收集的邮票。汉密尔顿?菲什1919～1945年任众议员。——译者这天恰好53岁，在做生日。参议员哈里?杜鲁门有大批信件要写，他想为密苏里州的小商人们多拉一点军火生意。理查德?惠特尼已经假释四个月了，在朋友家里休养。最近进行军事演习，陆军准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由于担任调度工作，弄得筋疲力尽，正在得克萨斯州萨姆豪斯敦要塞补睡一觉。唐纳德?纳尔逊1942～1944年任美国军火生产局局长。——译者原是一位很能干的公司经理，最近才来首都协助政府搞经济动员工作，这个星期天他到一所农场做客，这是内政部长哈洛德?伊克斯和他那位红头发的年轻太太在马里兰州经营的，三人一起吃了午餐。参议员奈伊在去匹兹堡途中，准备参加孤立派的大会。迈伦?泰勒1939年任罗斯福驻梵蒂冈的私人代表。——译者在纽约圣母俱乐部参加“领圣体”后的早餐communion一词，天主教称为“领圣体”，意即分享耶稣的肉和血；新教则称为“守圣餐”。领圣体后的早餐，是天主教的一种例行集会。——译者；他在发言中赞扬了罗马教皇和罗斯福总统如何努力争取和平。但是三天之前《芝加哥论坛报》却说罗斯福是个战争贩子，而且为证实自己的话，还刊登了一个所谓绝密计划，说罗斯福打算在1943年派500万美军进攻德国(其实为了预防事变，各国参谋部都有这一类的假想作战计划)，所以在周末晚会上，司法部的律师们就认真研究应否控诉《论坛报》老板麦考密克上校犯了叛国罪。诺曼?梅勒美国小说家(1923～〓)。——译者在哈佛大学参加候补队足球赛。爱德华?默罗因为晚上要到总统家里做客，刮胡子刮得特别小心。年已七旬的科德尔?赫尔国务卿正在前往白宫旁边那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家共用的旧大楼，只因有两位日本外交官不知道为什么要求紧急会见，时间已经安排好了。
周末的两本畅销书是玛格丽特?利奇的《华盛顿醒醒吧》和玛格丽特?斯蒂恩的《太阳是我的祸根》。
星期天各报登了马特森公司开往夏威夷旅游客船的广告。
这天清早，珍珠港上空出现了机翼带日本旭日徽的敌机。飞机投弹准极了，把美国舰队炸得落花流水，摧毁了珍珠港基地，炸死了2403名美国人。
这场袭击永远也无法解释清楚，因为它是考虑不周的刺激(准确地说是一系列的刺激)引起的丧失理性的报复。造成了这星期天的一场浩劫的长期摩擦，起因大概远在两年前：由于参议员范登堡的敦促，美国国会废止了1911年的日美贸易协定。国务卿赫尔通知东京：以后美日贸易，只能做一天算一天。当时沃尔特?李普曼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走向战争的一步。他写道：“美国这样做，无异向一个强国挑战。”其实还不止此。因为此端一开，后边还有一系列教日本人忐忑不安的外交步骤，弄得他们一方面大丢其脸，一方面又从此得不到那些不可或缺的进口物资，最后，连他们军队的命根子——石油——也断绝进口了。
今天来回顾，这一切是一清二楚的，但当时却不那么明显。美国政府天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西洋形势的发展，对太平洋最多不过是偶尔瞟一眼。在总统看来，亚洲问题是个道义问题。日本人是侵略者，当然应该撤兵回国；不过他认为希特勒才是国际和平的主要破坏者，但美国不愿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对于日本，他始终是想谈判解决的，直到12月6日，他还致电日本裕仁天皇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如果电文及时到达，几乎可以肯定，历史的进程就会有所不同了。驻日大使格鲁本来希望华盛顿采取较温和的路线，但是赫尔和国务院的高级顾问们都是强硬派，而且由于国会议员，包括大多数的孤立派，甚至参议员惠勒也在内，都强烈反日，所以赫尔他们的态度是很强硬的。
但是，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一陷落，亚洲的战略形势就完全改观了。这三个国家的亚洲殖民地几乎毫无自卫能力，华盛顿觉得有义务代管起来。1940年9月4日，赫尔警告东京不要插手越南。同月下旬，总统宣布，除西半球国家外，美国对一切国家都禁运废铁废钢，只有英国例外。日本受到这个他们称之为“不友好的行动”的刺激，第二天便跟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
1941年夏天，局势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7月24日，日军正式占领包括越南在内的法属印度支那。两天后，罗斯福总统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存款，这就是说，日本再也不能从美国买石油了。英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对日本来说，局势是够严重的，但还不是山穷水尽，因为日本的主要石油来源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每年进口180万吨。可是真正的致命打击不久就来临了：荷兰派驻雅加达的殖民地总督冻结了日本的所有资金，并立即取消当时仍然有效的石油合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觉得这是个真正的危机，因为日本陆军的坦克、飞机所用的每桶汽油都是靠进口的。更糟糕的是，日本海军虽则直到目前为止还主张忍让，这时也联同陆军一起要求开战了。民用石油马上实行配给。日本大使野村9月抵达华盛顿，对新闻界垂头丧气地说：“东京全市连一辆出租汽车都没有了。”
日本只能支持几个星期，不能再多。圣诞节前，他们还能从私人方面找点门路，因为英美石油公司设在中立国的油库还有一些油。可是耽误一天都不行了。近卫首相把日本政府的要求提交格鲁：如果美国不再武装蒋介石，在太平洋方面也不再建筑新的防御工事，并且帮助天皇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那么日本可以答应不利用印度支那为军事基地，在中国事件“解决”之后就从中国撤兵，并“保证”菲律宾中立。格鲁请华盛顿注意，日本天皇身边有一批亲信，他们比近卫还坏；要是美国让近卫下不了台，有人便会取而代之。赫尔没有理会这个意见，却送来了一份最后通牒作为答复：日本必须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宣布废除三国条约，同各邻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赫尔似乎认为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日本。单看国内政局，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向柏林也发出同样的通牒，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那时全国各地就会纷纷召开“美国第一”派的群众大会，国会也就会弹劾国务卿。但是毕竟是格鲁估计正确：近卫10月16日下台，东方最凶猛的鹰派东条英机继任首相。
受到禁运限制的日本人，现在感到再没有讨论的余地，只有诉诸战争了，否则就要从中国撤退，这是不可想像的事。于是他们把手里的武士刀磨了又磨，准备动手。美国情报机关掌握了日本的密电码，对事态的发展无不了如指掌。11月22日，东京致电留在华盛顿商谈的野村和来栖，要他们注意：一周之内，“事情会自然发生”。11月27日，近在华盛顿的来栖和远在东京的山本通话，美国通讯部队把他们的话破译了。他们用的是代号：“君子小姐”指赫尔，“梅子小姐”指罗斯福总统，“婚姻问题”指在华盛顿进行的谈判。山本问道：“今天婚姻问题谈得怎么样?”来栖回来说：“今天谈的跟昨天梅子小姐谈的没有什么不同。”接着来栖问道：“娃娃就要出世了，对吧?”山本非常肯定地说：“是的，娃娃看来马上要出世了。看来好像会是个健壮的男孩呢。”最后，11月29日，又监听了一次谈话。这回有个日本大使馆官员问道：“告诉我，什么时候是零点即发动战争的时刻。——译者，不然我就没法办外交了。”东京那边柔声答道：“好吧，那么我就告诉你。零点是珍珠港时间12月8日。”——这就是说，美国时间12月7日。
华盛顿这时已经明白，谈判是虚与委蛇，毫无意义，只不过拖延时间罢了。眼见日本就要进攻了，什么时候进攻美国也知道，只是不晓得进攻哪里，所以就给夏威夷、菲律宾各地的司令官分别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此电的目的是促使你们注意战争即将来临。旨在求得太平洋局势稳定的美日两国谈判业已停止。预料几天之内日本将有侵略行为。你们应作适当的防御部署，为执行WPL-46所规定的任务作好准备。
WPL-46是作战计划。12月6日，夏威夷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将军又收到陆军情报处的一份电报：
美日谈判实际已陷僵局。战争可能即起，预料将有颠覆活动。
肖特断定颠覆活动是指的瓦胡岛上日本侨民的捣乱行为，于是下令把所有飞机都摆在机场中央，一架接一架。这样一来，敌机一到，这些飞机就立时全部被炸毁了。肖特将军和夏威夷海军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尔少将一致决定不执行WPL-46号作战计划；他们认为，实行长期警戒会把士兵们弄得精疲力竭的。星期六那天官兵们还照例放周末假。太平洋舰队共有94艘军舰，包括八艘战列舰和九艘巡洋舰(这是美国目前能制止日本进一步侵略的惟一力量)，可是并没有布置特别警戒。
这一切是很费解的。肖特和金梅尔后来作证说，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珍珠港可能遭到袭击。然而历史上很少军事行动是像这次那样早就预料到的。美日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对，双方长期以来都已考虑到袭击珍珠港的问题。1932年美国海军在珍珠港附近举行过几次演习，日本就注意了。日本对这些演习是关心的，因为从1931年起，日本海军学院历届毕业学员照例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认为袭击珍珠港应该怎么进行?”1941年1月，格鲁大使报请华盛顿注意，日本有偷袭珍珠港的可能(他在日记中写道：“东京纷传，谈判一旦决裂，日本就要倾巢出动，袭击珍珠港。但是我认为我们驻夏威夷的弟兄们是不会睡大觉的吧。”)。秘鲁驻日大使也听到了同样的传说，好心好意通过格鲁转告华盛顿。可是美国的军事机关置若罔闻。哼，穿条子裤的官儿们!秘鲁佬!打仗的事他们懂个啥!
但是有些美国人却早看清了未来的局势。1941年7月，海军作战计划科科长里奇蒙?凯利?特纳就指出过，如果日本发动进攻，夏威夷“很可能”是进攻目标，还预言日本将进行空袭。海军部长诺克斯也写过信给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战争将从突袭珍珠港开始。”战事即将爆发，迹象极多。事件发生前四天(即12月3日)，美军截获了一份东京密电，打听“珍珠港上空是否有观察气球”。12月5日，驻火奴鲁鲁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向珍珠港美军司令部报告，说当地的日本领事馆已经在烧机密文件。连金梅尔少将本人也警告过所属参谋人员(后来他自己却记不得了)：“日本可能不待宣战就偷袭珍珠港。”
当时的实情究竟怎样?四年后，美国胜利了，国会也调查过金梅尔和肖特所造成的惨重损失，可是依然找不着答案。指挥官失职，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人由于种种因素，包括民族沙文主义，从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那些委琐可笑的矮子，戴着厚眼镜，一嘴龅牙，两条罗圈腿!谁都知道美国可能跟日本打仗，却没有人真的信它；一方面认为不可避免，一方面又觉得未免荒唐。8月11日，《时代》周刊还报道说：“美国海军的防御力量……是相当不错的。”11月24日又说，华盛顿官方认为，“美日两方极有可能交战。”到了12月8日，瓦胡岛一片火海之日，正是《时代》周刊赶印出版之时，这个周刊竟还反映美国人如何信心十足，说：“从仰光到檀香山，每个美国士兵都已站到战斗岗位上了。”
其实真正站到战斗岗位上的是每个日本士兵，他们的部队已经作好准备，要向马尼拉、香港和马来西亚进攻了。为了各方协同作战，几个月来他们不断草拟计划，进行演习。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外国情报人员没有一点消息，甚至连谣言也不曾听到。然而，到头来，日本佬还是弄巧成拙了。原来他们的外交花招有个重要企图，就是先对美国宣战，然后在美国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轰炸珍珠港。时至70年代的今天，由于25年来历次战争都是不宣而战的，人们觉得日本当时实在不必那么讲究宣战时间，但是1941年之际，大多数强国还是先宣后战的，否则总觉得太不讲信义了。
按照东京的原定时间表，日本派去华盛顿的两位使节应该在12月7日上午10时20分打电话给赫尔，要求下午1时会见。东京给驻美大使馆发电，内容共14点，最后部分谈到断绝外交关系，措辞虽则审慎，实质就是宣战。按计划，在赫尔接到日本大使交来文件后20分钟，日本飞机就从航空母舰起飞，满布珍珠港上空。可是这天上午10时20分，野村按照指示和赫尔商定了会谈时间之后，突然发现发生了大问题。原来早一天他离开大使馆时，负责译电的人员还在埋头搞那份很长的电报。现在已是星期六，这些人很早就下班了。现在要再花两三个钟头才能补译完电文，这叫野村大吃一惊，因为已经快上午11点了。他们拼命抢时间，但是已经来不及。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午后12时32分(即夏威夷时间上午7时零2分)，瓦胡岛上的一个雷达管理员报告说：发现大队飞机向该岛飞来，即将到达。长官叫他不必担心，因为荧光屏上看到的东西大概是从美洲大陆来的美国飞机。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20分，日本开始袭击珍珠港了。下午1时48分，海军部电讯处处长接到了紧急通知，要他准备接收火奴鲁鲁直通华盛顿的紧急电报。1时50分，电报到了：
NPM1516号
发电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分别发送：大西洋美国和盟国海军总司令，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海军作战处长办公厅
珍珠港遭受空袭，并非演习。
下午2时零5分，野村、来栖来到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共用的旧大楼，二人一副狼狈相。原来他们查密码，摸索着打字，已经一连忙了三个小时了。电文打字打错了不少，很不像样，但是没有时间重打清了。他们刚进大楼，赫尔的电话铃就响了，是总统打来的。他把刚收到的情况告诉了赫尔：不久前通讯部队破译日军密电所获得的那份情报，现在证实了。总统叫赫尔接见野村和来栖，但是不提珍珠港，只要冷冷地打发他们走便是。
下午2时21分，两位日本使节进了赫尔的办公室。野村拿出东京来电译文，表示歉意地说：“我原来奉命在下午1点把这份电文交给你的。”
赫尔气得声音都发抖了。他说：“为什么要在下午1点交给我?”
“这个我不知道，”野村回答说。日本使节们究竟事前知道了多少情况，无法确定。人们认为，他们也和赫尔一样，除了进攻目标不知道之外，其他都早已知道了。
赫尔看了电文一眼，气愤愤地说：“我告诉你们，过去九个月来我跟你们会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我担任政府公职已经50年了，我还没见过哪一份外交文件这样鬼话连篇，歪曲事实的。你们这些话这样无耻，不到今天我还意想不到地球上有哪个政府能说得出口。”
野村张嘴想说话，可是赫尔不客气地朝门口点头示意，把他打发走。
过后不久，美联社分设全国各地的新闻编辑室就同时从自动收录机上收到一则新闻：
急〓〓电
华盛顿——白宫宣称：日本袭击珍珠港
说也奇怪，只有一家广播公司打断了原定节目，播送了这条战争爆发的消息。共同广播公司的广播员莱恩?斯特林把马球场上的职业足球赛(捷足队对群雄队)的节目停了下来，临时加播战争消息。但是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却继续播送萨米?凯的小夜曲和电台自己安排的音乐演奏，因为原定下午二时半才播送新闻，他们认为不妨让听众再等一下。这时，又有新电讯来了：
新闻简报
美联社华盛顿12月7日电：罗斯福总统今天发表声明说，日军对夏威夷珍珠港进行了空袭。
日军同时对瓦胡岛上的海军和其他军事机构也进行了空袭。
总统的简短声明是由总统府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向记者宣读的。没有马上谈到详细情况。
白宫宣读上述声明时，日本使节野村、来栖二人正在国务院。
急〓〓电
华盛顿消息——据报道，日本又向马尼拉陆海军基地进行空袭。
这条急电不确实，日军当天并没有空袭菲律宾。但是第二天他们的零式战斗机飞到菲律宾的时候，发现麦克阿瑟原来也和肖特一样，把飞机密集在克拉克机场中央，便如法炮制一齐炸光。现在各广播网都已把原定节目全部取消，一得到战争消息就播，连谣传的也照播不误。
很多美国人等到下午3点原定哥伦比亚公司播送纽约交响乐团演出音乐节目时，才知道日军已经进攻珍珠港，海军少将切斯特?尼米兹也不例外。他打开收音机，刚听到广播员头一句话(“今天日军袭击珍珠港”)，就立即离家外出，后来人们才知道，是奉命接替那个倒霉的珍珠港舰队司令金梅尔的。与此同时，萨姆?豪斯敦要塞的电话机铃声大作，闹醒了艾森豪威尔准将。他的夫人只听到他说了几句：“是吗?什么时候?我马上来。”接着匆匆走向门口，边穿衣服，边回头对她说：“我上司令部，不知什么时候回家”。
战争爆发的新闻传来后，总不免有些古怪的反应。莱恩?斯特林由于打断了电台关于马球场上足球赛的报导，就收到球迷们的不少电话，一个个怒火冲天，问他球赛情况到底怎么样了。菲尼克斯市也出现同样情况，那里的人纷纷给《亚利桑那共和报》打电话，气愤地问：“芝加哥健儿队对红衣队的纪录，你们知不知道?难道除了战争你们就再也没有其他消息了吗?”丹佛市KFEL电台临时停播了一项宗教节目，就有人打电话来问，电台是否认为报道战争比传播福音更为重要。棕榈泉市有个少女说：“谁都知道战争要爆发，干吗那么忧心忡忡，把好端端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糟蹋了呢?”新泽西市有个上了年纪的人哈哈大笑道：“上次你们广播说什么火星人到了地球，把我们吓一大跳。我早就料到现在又要来这么一手的!”有个记者问参议员奈伊对战争新闻有什么看法。他似乎预感到自己在政界快要变得无声无息了，所以只是嘀咕了一声：“我觉得新闻不那么可靠!”
但是参议员惠勒的反应却跟全国人民的情绪一致。他说：“现在没有二话可说，只有狠狠揍日本人，揍得他头破血流。”回想星期六那天，全国还是意见分歧，连罗斯福总统也在上周白宫午餐会上表示，如果日本侵略菲律宾，不知能不能说服国会对日宣战。但是现在全国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可是日本那两个使节居然还在华盛顿像煞有介事地谈判和平，再加上美国人向来又害怕所谓“黄祸”，由于有这么一些因素，这场战争就变成了一场圣战，大家都决心要严厉惩罚那帮阴险狡诈的东方人。
海军部长诺克斯用电话向总统报告珍珠港被袭击的消息，罗斯福一听就气得透不过气来，说：“真的吗!?”罗斯福先前的看法和诺克斯一样，以为日本要打就会先打菲律宾。所有美国将领，连马歇尔将军在内，都没有料到日本会派航空母舰进攻夏威夷，因为日本的精锐师团都在印度支那，有随时占领马来亚、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的油田之势，珍珠港距离这条进攻线还很远呢。在军事演习中，珍珠港当然是个合乎逻辑的目标，但是从1941年12月的战略形势来看，它确乎不像。现在他们认清了惨痛的事实：敌人就是要一举把美国的海军打垮，以便取得战争的全盘胜利。美国舰只除已出海的几艘航空母舰外，八艘战列舰，九艘巡洋舰和许多驱逐舰也都被击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罗斯福总统和赫尔通话以后，一动也不动地坐了整整18分钟。他也许是在祈祷，也许是在盘算，或者只是定定神，以便适应新局势。他呆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亲自口述了第一则新闻简报。他很镇定，整个首都也出奇地镇定。不过也有例外。华盛顿开船坞附近种上了好些日本樱桃树，有个爱国心太强的人把其中一棵砍下来了。民防局局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坐在响着警笛的巡逻车上到处巡视，大声叫市民们“镇静!镇静!镇静”(但是同时通过广播器说：“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里就不是危险区!”)。这时候日本大使馆对面聚集了一群人，瞧着烟囱冒浓烟，日本人正在烧外交文件呢。有个妇女说：“我在佐治亚州瓦尔多斯塔市见过私刑杀人，这群人很有那种神气。”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日本大使馆人员拖出来吊死，拉瓜迪亚也镇定下来了，剩下的樱桃树也没有谁去动它。这时总统正在迅速而有效地着手工作。他召开了内阁会议，隔着大西洋和丘吉尔通了电话，向国会领导人汇报了情况，发出了要各国防工厂加强警戒的命令，通知了赫尔将新情况转告南美洲各国政府，而且还同马歇尔将军一起检查了各地陆军的部署。爱德?默罗那时正在红树高尔夫球场打球，一听到战争爆发，以为罗斯福虽则原来约他共进晚餐，现在想必要取消了。但是罗斯福夫人还是打电话给默罗太太说：“反正我们总得吃饭。不管怎样，你们还是来吧。”
默罗夫妇来吃饭了，可是总统的椅子是空着的。这时，总统的漂亮的椭圆形书房成了三军总司令部。萨姆纳?韦尔斯站在总统身旁，总统口授明天要发出的公告，办公室门偶尔打开，便听到总统的洪亮的声音：“昨天逗号1941年12月7日破折号这是个叫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可耻的日子破折号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突如其来但蓄谋已久的袭击句号另段美国本来是和日本和平相处的逗号而且由于日本的要求逗号当时仍与日本政府日本天皇进行着谈判希望能维持和平……”
默罗觉得自己该走了，但是总统夫人几次离座去问总统，回话还是要默罗留下来。深夜11点，默罗太太先回家了。直到12点半，罗斯福才请默罗一起吃点夹馅面包，喝点啤酒，他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把情况都告诉了默罗，说珍珠港受了多少多少损失，还说政府负责国防的人员，包括他本人、诺克斯、史汀生，当时几乎都不相信消息是真的。他们实在不明白，这么大的一个军事基地怎么这样不堪一击，怎么会受了这样严重的损失?他还在发愣，还在生气。
“我们的飞机竟摆在地上给人家炸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边说边用拳头打桌子，“摆在地上!”
当晚，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有的唱《上帝保佑美国》，大多数只是静静地凝望白宫，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总统府灯光黯淡，北面门廊的大灯没有亮，这种情况人们记得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总统府女管家亨里埃塔?内斯比特正在尺量各处的窗户，准备做遮光的黑帘子。总统府西街已经禁止通行了，因为太靠近总统办公室。工程人员正在白宫的地下室里用粉笔划线，准备从那里开个口子，打一条地道经过行政东街地下直通财政部大楼的旧地下库房。如果首都受到轰炸，这个地方就是全华盛顿最安全的避弹室了。
财政部摩根索部长已经下令在白宫周围加派双岗。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共同的那座大楼房顶上站了军队，他们脚下的那个房间就是赫尔不久以前会见两个狼狈不堪的日本使节的地方。士兵们在黑暗中摸索着把高射炮架好了。这座大楼的五楼改成了营房，驻扎了高射炮兵。此刻谁也不认为这些预防措施是小题大作了。
大楼楼下，马歇尔将军正从办公室走出去。白宫有个顾问问他，夏威夷方面的消息怎么出入那么大?将军答道：打仗嘛，总会有种种传闻的，有时谁都分不清真假。他还加上一句解释：“我们都在战争的云雾里。”
在芝加哥，一大群人围着一个报摊要买《论坛报》号外。有个矮胖女人问过路人，“这是干什么?”回答：“太太，我们在打仗啦!嚷的就是这事。”她说：“啊，原来是这样!跟谁打啊?”一连几天，这事传为笑柄，而且确也足以博得一笑。其实问题提得很好，因为总统的战略向来是把大西洋放在第一位的。当天下午，丘吉尔打电话问罗斯福：“总统先生，日本人来这么一手，究竟实际情形是怎样的?”总统回答说：消息没错，是打起来了。“他们袭击了我们的珍珠港。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但真的这样吗?美国之群情激昂，只是针对日本而发的。珍珠港的罪行总不能归咎纳粹德国嘛。尽管国会议员们激动极了，可是如果要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国会大概还是不会同意的。即使国会同意对德宣战，全国又会意见分歧的，现在的旺盛士气就会落下来的。
但是希特勒这时已经开始丧失理智了，这对盟国是一大幸事。由于俄国战局紧张，“元首”再也吃不住了。他越发控制不住自己，动辄发脾气，所作的决定也越来越凭直觉，即他所谓本人性格中“艺术家那一面”。12月8日，他离开东普鲁士狼窟司令部，乘火车匆匆赶回柏林，因为日本援引三国条约，要求德国对美宣战。他本可以不理会东京的要求。早先信誓旦旦，后来自食前言，这种做法在他早已习以为常，而且袭击珍珠港确实可以说是情况不同，德国要是不想介入战争，是满有口实的。按三国条约规定，只有日本本土遭受攻击，德意两国才有相助的义务。如果希特勒置日本于不顾，日本大概也无法报复，因为德国在西，日本在东，各处地球一方，中间隔着个苏联。
上面所说的也正是希特勒顾问们所提出的意见。除了里宾特洛甫态度动摇外，“元首”周围的人无不劝他说：树敌已经够多的，不要再加上美国了。可是这时“元首”却偏偏想起以前对日本外相口头提出的保证来。那时他答应过：“一旦日本跟美国打仗，德国一定随即采取必要的步骤。”他说：“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三国条约岂非在政治上失效了吗?”“但是其他的纳粹头子还是不以为然。他们从12月8日起到11日止，日以继夜地整整进行了四天激辩，东京惶惶不安，苦候结果。最后希特勒终于直说，他的真正动机是进行报复。由于德军在茫茫的俄罗斯草原上受到挫折，希特勒对美国驱逐舰在大西洋方面的所作所为是越来越恼火了。一句话，罗斯福逐步升级的刺激终于弄得“元首”忍无可忍。据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所得的资料，希特勒当时说过，他要正式宣战的主要理由“是因为美国早已攻击我们的船只。对于这场战争，美国早已是个强有力的介入者；美国由于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早已造成了德美交战的局面。”于是他宣布德国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墨索里尼这时早已是希特勒的十足的奴才了，便也跟着对美宣战。一转眼，罗斯福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国会别无他法，星期四当天就对德宣战。迪安?艾奇逊认为希特勒此举“非常愚蠢”。他日后写道：“由于敌人蠢到极点，他们终于帮我们解决了种种困难，解除了重重疑虑，使我国人民团结起来，走上了那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走的漫长而艰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