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三)
“安娜告诉我您写了一部很好的剧本。”克洛蒂说。
“我是写了一个剧本，可已经有三位经理给我退了稿。”亨利乐呵呵地说。
“我得安排您见见吕茜-贝洛姆。”克洛蒂说。
“吕茜-贝洛姆？那是谁？”
“您真非同一般，谁都认识您，可您谁也不熟悉。人人皆知的阿玛丽莉大时装店就是她经营的。”
“我不明白。”
“吕茜是利舍代尔的情妇，利舍代尔的妻子与丈夫离了婚，嫁给了维尔侬，是第46演出厅的经理。”
“我还是不明白。”
克洛蒂噗嗤一笑：“维尔侬对他妻子服服帖帖，为的是让他妻子饶恕他跟一些男人结交，因为他是个搞同性恋的。儒莉埃特跟她前夫仍旧亲亲热热，她前夫对吕茜确实言听计从。您这下明白了？”
“清楚了。可是您的那个吕茜对这事有什么兴趣？”
“她有个女儿，风姿迷人，她想让她当演员。您剧中有否女角色？”
“有。可是……”
“总是可是可是，那就一事无成。我告诉您那位姑娘长得楚楚动人。您哪天到我家来，我把她介绍给您。我每周四举行聚会，您总是不参加，现在我有事求您，您可千万别拒绝。”克洛蒂侃侃而谈，“我搞了个儿童膳宿公寓，全是进了集中营的人的子女。经济上我一个人负担实在太重了，我组织了一系列报告会，属义讲性质。有些附庸风雅的人会不惜掏出二千法郎来见见您这个有骨有肉的模样，来的人肯定很踊跃，我很放心。我把您列入了首批报告名单中。”
“我讨厌那种乱哄哄的场面。”亨利说。
“为了那些孩子，您不能拒绝，就是迪布勒伊也会同意的。”
“您的那些慈善家们就不会白白掏出二千法郎而不找别人的麻烦？”
“他们掏一次是可能的，掏十次当然不行。慈善，这事很美，可必须赚点。这是慈善募捐会的原则。”克洛蒂哈哈大笑起来：“瞧斯克利亚西纳这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他觉得我把您独占了！”
“对不起。”斯克利亚西纳说，“可我真的想跟佩隆谈点事。”
“那就谈吧！”克洛蒂说。她走到大沙发旁，坐在了于盖特的身旁，两人开始低声聊了起来。
斯克利亚西纳站在亨利面前：“前几天你曾坚持认为虽然《希望报》隶属于革命解放联合会，但并不放弃讲真话的原则。”
“是的。”亨利说，“怎么了？”
“我急着想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要是我给你提供一些有关苏联制度的确凿事实，而你又不表示怀疑的话，你能否公布于众呢？”
“噢！《费加罗报》肯定会抢在我们前头发表。”亨利笑着说。
“我有个朋友刚从柏林来。”斯克利亚西纳说，“他向我透露了一些有关俄国人为扼杀德国革命所采取的手段的确切情况。发这些消息，必须是一家左派报纸。你准备发吗？”
“你的那个朋友谈了些什么？”亨利问道。
斯克利亚西纳扫了大家一眼：“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柏林的一些郊镇，共产党势力一直十分强大，即使在希特勒统治时期也是如此。”他说道，“在柏林之战期间，科贝尼克和红威登镇的工人们占领了工厂，升起了红旗，组织了一些领导委员会。这本来可以成为一场群众大革命的发端，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进展顺利。领导委员会已经准备为新政权输送干部。”斯克利亚西纳停了一下：“可是情况并没有这样发展，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从莫斯科来了大批官僚，解散了领导委员会，清除了基层组织，安置了一部国家机器：那是一部占领机器。”斯克利亚西纳的目光落在亨利身上：“这不说明问题？这是典型的鄙视民众、官僚专制！”
“你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亨利说，“只是你忘了说那些官僚就是逃亡苏联的一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早就在莫斯科创建了自由德国委员会：与在柏林被攻占期间揭竿而起的人相比，他们的资格总要强一点。是的，工人中确有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可当六千万纳粹德国人都为自己辩护，断言向来就是反对纳粹政权时，看你如何去辨别真伪！俄国人持怀疑态度，我表示理解。这并不证明他们就整个蔑视基层组织。”
“我早就料到了！”斯克利亚西纳哈哈大笑说，“攻击美国，你们向来有准备；但要你们开口抨击苏联，就没人干了。”
“显而易见，他们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亨利说。
“我不明白！”斯克利亚西纳说，“难道你真的瞎了眼睛？还是你害怕了？迪布勒伊已经被收买了，这人人皆知。可是你！”
“迪布勒伊被收买了！你自己都不会相信吧！”亨利说。
“噢！共产党可不会用钱来买你们。”斯克利亚西纳说，“迪布勒伊老了，他名声显赫，他已经拥有资产阶级读者，他需要大众。”
“那你就去向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会员宣布，迪布勒伊是共产党员！”亨利说。
“革命解放联合会！好一个漂亮的骗人协会！”斯克利亚西纳说道，把头紧倚着扶手椅的靠背，一副疲乏不堪的样子。
“朋友之间哪次聚会都少不了为政治吵吵闹闹，再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度上一个晚会，你觉得这不会令人伤心吗？”路易朝亨利笑吟吟地说，“搞政治，可以，可为什么动不动就非谈政治不可呢？”
路易的目光越过斯克利亚西纳的头部，试图重新获得在年轻时代时与亨利那种心领神会的默契。亨利也有这种愿望，正因为如此，他心里感到更加恼火。
“我也完全这样想。”他不快地说。
“搞来搞去，搞得最终都忘掉了地球上还存在着其他的东西。”路易说道，显得很不好意思地望着自己的指甲：“那其他东西就叫美，叫诗，叫真。现在谁也不关心这些东西了。”
“对此还是有人感兴趣的。”亨利说。他暗忖：“我应该对他说我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但是要侮辱他最老的旧友而又不刺激他，又谈何容易。亨利放下酒杯，站起来正要走，可朗贝尔开了腔：
“谁也不关心？”他激动地说，“反正《警觉》杂志不会不关心。要您接受一部稿子，必须掺杂一点政治，若仅仅是美、是诗，您也决不会发表的。”
“我责备《警觉》杂志的正是这一点。”路易说，“当然，以政治为主题的书也可以写得很美，你的小说就是一例。”他彬彬有礼地添了一句：“但我以为恢复纯文学的权利更合乎人们的愿望。”
“对我来说，纯文学这个词毫无意义。”亨利说。他声音刺人地又补充了一句：“这是个危险的词。鼓吹将文学与其他一切割裂开来，最终将导致什么后果，这人人皆知。”
“这要视年代而论。”路易说，“1940年时，我认为可以摆脱政治，当然是我的过错。请相信我完全清楚我错误的严重性。”他以坚信不疑的口吻补充道：“可在今天，我觉得又有了仅仅为了自己的旨趣进行纯创作的权利。”
他以谦恭、征询的神态望着亨利，仿佛真的恳请恩准。这股虚伪的恭敬劲头让亨利十分恼火，可发火无济于事。
“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他冷冷地说。
“没有那么自由！”朗贝尔说，“你不知道，逆流而上多么艰难。”
路易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尤其在当今，世上的一切都企图让人相信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来，要逆流而上就更艰难了。倘若个人恢复了价值，就可重新获得许多东西，但是问题的症结正在这里：由于不给个人任何施展的余地，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是的，是不给。”朗贝尔有力地说。他神情激动地望着亨利：“你还记得有一次在斯克利伯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跟你说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关心自己，我始终这么认为。如果认为个人微不足道，无能为力，那你要人沦为何种样子呢？瞧瞧吧，尚塞尔故意找死，塞泽纳克吸毒，樊尚酗酒，拉舒姆向共产党出卖了灵魂……”
“你把什么都混为一谈！”亨利说，“我看不出纯文学会给樊尚或塞泽纳克带来什么东西。至于你关于个人失落与复得的高见，”他向路易转过身子说道，“纯属无稽之谈。有的人举足轻重，有的人微不足道，这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生命的安排。人年轻时，尚不清楚到底如何安排自己一生，因此而无所适从，可一旦对某事发生了兴趣——自身之外的事——就不再存在任何问题了。”
他气呼呼地说了一通。朗贝尔竟对路易的胡言乱语认真对待，使他大为不快。他站起身：“我得走了。”
斯克利亚西纳也站了起来：“你真的已经决定不考虑我提供的情况？”
“你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情况。”亨利说。
斯克利亚西纳给自己满斟了一杯威士忌酒，一饮而尽，他又抓起酒瓶。克洛蒂赶紧走到他跟前，用手挡住了他的胳膊：
“我认为维克多这个小老头儿喝得已经够多了！”
“您以为我喝酒是为了自己取乐？”斯克利亚西纳猛烈地高声嚷道。
亨利微微一笑：“这倒是个好借口。”
“我只有这样才能忘掉！”斯克利亚西纳又斟了一杯说道。
“忘掉什么？”于盖特神色惊恐地问道。
“两年后，俄国人必定占领法兰西，你们就下跪迎接他们好了。”斯克利亚西纳说。
“两年！”于盖特惊叫道。
“不！”亨利道。
“你们正在把欧洲拱手交给他们，你们都是同谋！”斯克利亚西纳说，“你们害怕了，事实就是这样，你们之所以背叛，是因为你们害怕了。”
“事实是你恨苏联恨得头脑发昏。”亨利说，“你颠倒事实，到处传播无稽之谈。这是肮脏的勾当。透过苏联，你攻击的是整个社会主义。”
“你完全知道苏联已经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斯克利亚西纳笨嘴拙舌地说。
“别对我说美国跟社会主义更加贴近吧！”亨利道。
斯克利亚西纳气得两眼发红，瞪着亨利：“你口口声声说是我的朋友！可你却为判处我死刑的制度辩护！等哪一天他们枪杀了我，你就在《希望报》上好好解释他们杀得在理吧！”
“我的上帝！”亨利说，“老战士们已经够让人麻烦了！现在又要让我们为将来要遭受枪杀的人们烦心！”
斯克利亚西纳仇恨地瞅了瞅亨利，他端起半满的酒杯，向空中摔了过去。亨利一闪，杯子击碎在墙上。
“你该睡觉去了。”亨利说道，边向门口走去。他微微招了招手：“再见。”
“不要责怪他。”克洛蒂说，“他醉了。”
“看得出。”
斯克利亚西纳跌坐在扶手椅上，双手捂着脑袋。
“什么场面呀！”亨利与朗贝尔走到寓所的院子，说道。
“是呀。我与伏朗热观点一致：政治辩论应该禁止。”
“斯克利亚西纳不是在辩论，他是在预卜未来。”
“噢！不管怎么说，事情总是这样。”朗贝尔说，“闹得把杯子往头上砸，可连谈什么都弄不清楚。你们俩都不了解东德发生的情况。他对苏联有偏见，可你又偏袒苏联。”
“我不偏袒。我十分清楚苏联国内的一切并不十全十美，要是十全十美那才怪呢！但是，走上正道的到底是他们。”
朗贝尔扮了个鬼脸，什么也没有回答。
“我在琢磨斯克利亚西纳对这次见面到底抱着什么目的。”亨利说，“可能是路易给他出了主意，他希望我帮助他挽回面子。”
“也许他渴望与你言归于好。”朗贝尔说。
“路易？瞧你说的。”
朗贝尔困惑不解地打量着亨利：“他是你过去最好的朋友吧？”
“那是一种奇怪的友情。”亨利说，“他是从巴黎城来上的屠耳中学，一来就把我迷住了。他也觉得我不像别人那么土气。可两人从未有过什么真正的情谊。”
“我倒觉得他挺讨人喜爱的。”朗贝尔说。
“你觉得他讨人喜爱，那是因为你讨厌政治，维护纯文学。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朗贝尔犹豫了一下：“不管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他说的是实情。个人的问题确实存在，当谁都对你-唆、说你不该提出这些问题时，那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容易了。”
“我可从来就没有说过不该提。”亨利说，“这些问题必须提出，我同意。我说的是不应该把它们与别的问题割裂开来。要想了解你自己和你想做的事情，就必须确立你在世界中的立脚点。”
朗贝尔跨上轻骑，亨利坐在他身后。“一年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他心里想，“可他们现在又摆出一副稳坐钓鱼台的傲慢劲儿，仿佛已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由于他们说的与我们不同，所以朗贝尔和他这个年纪的人都会认为是他们带来了新的东西。年轻人必定被诱惑。不行，”亨利暗暗叮嘱自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与他们斗争。”等摩托车一停，亨利便语气热烈地说道：
“你知道，我接受了你的主动帮助，感激不尽。你出的主意很出色：我们要继续当家作主！”
“你同意了！”朗贝尔喜形于色。
“当然。这件事整个儿搅得我心情很不好。不然我准会高兴得跳起来。但是你想象得出我为能保住报纸，多么幸福啊！”
“你认为特拉利奥会同意吗？”朗贝尔问。
“他将不得不同意。”亨利说。他热情地紧握着朗贝尔的手：“谢谢。明天见。”
“不，眼下不是回避的时候。”亨利走进自己的房间时想。他对迪布勒伊的怨恨不可能很快平息，但是，这并不阻碍他们一起工作，这些感情问题都是第二位的，重要的是要阻止伏朗热卷土重来。一定要取得胜利。他点燃了一支烟。成为《希望报》领导委员会成员，这对朗贝尔来说是件好事，亨利将尽一切努力使他更紧密地参与报社的活动，朗贝尔可以在政治上得到锻炼，社会生活的失落感将大大减轻，一旦投身于社会就再也不会无所适从了。
“眼下，作为一个年轻人，可真不易啊。”亨利心里想。他决定近日与朗贝尔推心置腹地谈一次。“我到底跟他谈什么？”他开始脱下衣服。“若我是共产党员或基督教徒，事情就不会那么难办了。一种普通的道德，可以尽量强迫人们接受，可要赋予生命以意义，就不同了。三言两语难以说清，不然势必造成朗贝尔用我的眼睛去观察世界。”亨利叹息了一声。文学的作用正在于此：向别人展示他所看待的世界。可问题在于他尝试过，但失败了。“我真的尝试过了吗？”他扪心自问。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坐在床沿上。他曾想创作一部毫无创作动机的书，不带任何动机，不强迫自己无缘无故地去写，可他对此很快就丧失了兴趣，这不足为怪。他曾暗暗发誓，一定要做到心诚，但只是做到了随意。他企图不站在过去也不站在现在的角度谈论自己，但是，他生命的真实存在于自身之外，存在于事件、他人和他物之中。要谈自己，必须谈其他的一切。他站起身，喝了一杯水。当时，设想文学再也毫无意义曾使他心安理得，可这并没有阻止他创作了一部自己颇为得意的剧作，一部有明确时间、明确地点的剧作，而且也具有某种意义，正是为此他才感到满意。那么，为什么不动笔创作一部时间与地点明确，而且具有一定意义的小说呢？叙述一个当今的故事，读者们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忧虑，发现自己的问题；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动什么，仅仅作为一个见证。他辗转反侧，好不容易睡着了。
迪布勒伊没有成功，既未能说服特拉利奥，也没有说服萨玛泽尔。但是，他们也许不明白朗贝尔进入报社领导委员会对亨利来说是一种何样的保证，抑或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阴谋企图；他们没有作难，很容易接受了亨利向他们提出的合作方式。这次人员变动看似纯属行政性质，对此谁也没有多在乎，惟独樊尚不同。他闯入总编室，当时只有亨利和吕克在场。他怒气冲冲地责问道：“我实在不明白眼下发生的事情。”
“可事情很简单。”亨利说。
“我不认识那个特拉利奥，可一个有那么多钱的人肯定危险。不要他也一样能行。”
“可不成。”亨利说。
“你为何让朗贝尔进入委员会？”樊尚问道：“意想不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你以后多着呢！他明明知道底细，却和他父亲重归于好！我一想到这事就生气！”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那位老人出卖了罗莎。”亨利说，“你不要对别人乱加评价，我了解朗贝尔，对他完全信任。”
樊尚一耸肩膀：“这事整个儿让我痛心！”
“应该承认我们把事情搞砸了。”吕克叹息道。
“什么事情？”亨利问。
“整个事情。”吕克答道，“本来希望事情有所改变，没想到一切如故。只有钱顶用。”
“不可能改变那么快！”亨利说。
“永远也改变不了什么！”樊尚说。他猛地转过脚跟，向门口走去。
“他不知道我把事情告诉了你吧。”吕克忐忑不安地说。
“不知道。”亨利说，“我什么也没跟他说，以后也不会告诉他。告诉他干什么呢？”
原定签约的那一天，尽管11月的天还很暖和，但波尔在壁炉里生起了旺旺的劈柴火。她一边漫不经心地拨着火，一边问道：
“你已经绝对决定签约了？”
“绝对。”
“为什么？”
“我别无出路。”
“出路总是有的。”她说。
“可这件事没有。”
“有。”她站起身子，面对亨利：“你可以一走了之！”
多少天来，她笨拙地闷在心里的这些话终于倒出来了。她一动不动，双手抽搐地拧着披肩的两端，俨然一位把自己的躯体奉献给猛兽的殉难者。她声音忽然变得坚定起来：“我认为你一走了之更有风度。”
“要是你知道我对风度何等不在乎……”
“若在五年前，你决不会有半点犹豫，你早就走了。”她说。
他耸耸肩膀：“这五年里我学会了许多东西。你不也是吗？”
“你学会了什么？”她声音夸张地问，“学会了妥协，学会了让步。”
“我已经把我为什么接受的理由给你解释过了。”
“噢！理由总是有的，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牵扯进去。可问题正在这里，必须善于推翻理由。”波尔脸色骤变，双眼露出惊恐、哀切的神色：“你知道，你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选择了自甘寂寞与洁身自好的道路。庇萨纳罗笔下的那个身披金光闪耀的洁白圣装的小圣-乔治，我们过去常说就是你……”
“是你过去常说……”
“啊！别否认我们的过去。”她叫嚷道。
他不快地说道：“我什么也不否认。”
“你否认你自己，你正在背叛自己的形象。我也知道是谁的责任。”她气愤地补充道，“我总有一天要跟他算账。”
“迪布勒伊吧？但这说到底，纯属荒谬。你对我比较了解，还不知道谁也别想指使我干我不愿意的事嘛。”
“有时，我感觉到已经一点也不了解你了。”她绝望地看着亨利说道，接着神色茫然地问道：“这真的就是你吗？”
“我觉得是。”他一耸肩膀说道。
“可是连你自己都没有把握。我又看到了你过去……”
他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不要总是从过去当中来寻找我。我今天与昨天一样真实。”
“不。我知道我们的真实何在。”她声音激动地说道，“我要不惜一切保持我们的真实。”
“我们过去总是吵个没完没了！我变了，你脑子里要牢记这一点。波尔，人都在变，人的思想和感情也同样在变。你最终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决不。”她说。泪水涌上波尔的双眼：“请相信对这些没完没了的争吵，我比你更加痛苦，若不是被逼到这一步，我决不会跟你吵。”
“谁也没逼你。”
“我也有我的天职。”她愤怒地说，“我一定履行。我决不允许别人把你引入歧途。”
对这些夸大的字眼，他不知如何是好，声音阴郁地嗫嚅道：“你知道这会导致何种后果？我们最终会弄得彼此仇恨的。”
“你会仇恨我？”她把脸埋进手里，接着抬起脑袋：“如果非到这一步不可，那我也可以承受你的仇恨。”她说道，“为了爱你。”
他一耸肩膀，没有作答，向房间走去。“必须摆脱。我要摆脱。”他气呼呼地对自己说。
11月份，革命解放联合会支持了多列士的要求；共产党人也对革命解放联合会表示了几分善意，工厂里人们又开始阅读《希望报》了。可是好景不长，共产党人愤怒地反击亨利和萨玛泽尔的文章：亨利在文章中指责共产党投票赞成一千四百亿军事贷款；萨玛泽尔那篇文章则着重指出了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就三强的政策问题产生的纠纷。对此，共产党人作出了强烈反应，派人打入革命解放联合会，不惜一切手段与革命解放联合会进行斗争。萨玛泽尔提出与共产党人公开决裂，依他看，革命解放联合会应该组成政党，在6月的大选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他的提议被否决，可领导委员会决定利用大选的机会，对共产党采取不怎么被动的政策：到时发起一次运动。
“我们并不想削弱共产党，可我们希望它改变路线。”迪布勒伊作结论道，“那么，眼下就是一个迫使它改变路线的良机。仅仅以我们自己的名义进行宣传触动不了它。可对群众基础，它不得不予以重视。我们鼓励人们投左派政党的票，但同时要提出他们的条件。目前，无产阶级对共产党怨声载道，倘若我们引导这种不满情绪，能够将之改变成明确的要求，那我们就有希望迫使领导人物改变态度。”
每当迪布勒伊作出一项决定，他往往让人感觉到他先前一切的生活似乎都是以此为基点的。当他们开完会议，像以前每个星期六一样来到河畔一家小餐馆用晚餐时，亨利再次发现了迪布勒伊的这一脾性。迪布勒伊向亨利简述了当天夜里准备动笔撰写的文章，仿佛他事先早有考虑，安排文章在预定的确切时间见报。他首先指责共产党人支持了向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借款一事：确实，这能促使繁荣早日恢复，但工人们从中得不到任何益处。
“您认为这次运动真的可以造成影响吗？”亨利问。
迪布勒伊耸耸肩：“到时看吧。您在抵抗运动期间一直主张只要一投入行动，就要有胜券在握的气概。这是个很好的主张，我坚持采用。”
亨利打量了迪布勒伊一番，他心里想“要是在去年，他决不会给予这种答复。”眼下这段时间，迪布勒伊明显忧心忡忡。
“换句话说，您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他说。
“噢！听我说，希望还是不希望，这纯粹是主观的事。”迪布勒伊说，“如果一切以个人情绪为准，那就永无休止，最终将成为另一个斯克利亚西纳。当你要作出决定时，应该考虑的不是自己。”
他的话声和微笑之中隐含着一种随和的味道，若在过去，这早就让亨利动心了。但是，自从11月份的危机爆发以来，他对迪布勒伊失去了任何热烈的情感。“他之所以对我如此信任，这样跟我说话，是因为安娜不在场，他需要在别人身上检验自己的思想。”亨利思忖。同时，他也暗暗责备自己心存恶意。
迪布勒伊在《希望报》发表了一系列措辞极为激烈的文章，共产党的报刊愤然反击。他们把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态度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态度作了比较，说托洛茨基分子曾以抵抗运动是为英帝国主义效劳为借口拒绝开展抵抗运动。尽管如此，革命解放联合会和共产党之间这场相互攻击，指责对方不了解工人阶级真正利益的论战还保持着比较有礼有节的态度。但是在一个周四，亨利惊愕地在《铁钻》报读到了一篇文章，迪布勒伊在文中受到了极其猛烈的抨击。文章批判了他在《警觉》杂志连载的论着。几个月前，迪布勒伊曾给亨利谈到过此书，其中的这一章也只是以十分委婉的方式涉及了政治问题。但是，他们却以此为突破口，无缘无故地对迪布勒伊大加攻击：控诉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工人阶级的死敌。
“他们到底怎么了？拉舒姆怎么会允许发表这篇文章？他真卑鄙。”亨利说。
“他让你吃惊了？”朗贝尔问。
“是的。文章的口气也叫我震惊。眼下，倒是有一种宽容的气氛。”
“我并不那么大惊小怪。”萨玛泽尔说，“离大选还有三个月了，他们决不会诽谤像《希望报》这样一份工人、甚至连共产党人都阅读的报纸。就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解放联合会而言，情况也完全一样，他们不对它进行攻击是有利的。至于迪布勒伊，毁掉他在左派年轻知识分子中间的威信，这样做他们有利可图。”
萨玛泽尔和朗贝尔十分明显的幸灾乐祸的情绪让亨利心中大为不快。两天以后，朗贝尔一副乐呵呵的、近乎逗弄的神态对他说：“我针对《铁钻》报的文章玩儿着写了一篇东西。只是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同意发？”听了这话，亨利感到心里一阵抽搐。
“为什么？”
“因为我对拉舒姆和迪布勒伊各打了五十大板。拉舒姆是活该，他以后就会学乖把文章写得模棱两可了。要是个知识分子，那他就不能为政治而牺牲知识分子的美德；如果他把知识分子的美德当作徒有虚名、装潢门面的东西，那就让他先说清楚。至于自由思想什么的，就只好另找地方去谈了。”
“我确实怀疑能在《希望报》发这玩艺儿。”亨利说，“再说，你也不公平。还是拿出来看看吧。”
文章尽管充满恶意，但巧妙、辛辣，有时还相当中肯。它猛烈攻击共产党人，但对迪布勒伊也极为不敬。
“你还真有论战的天赋。”亨利说，“你这篇玩艺儿很出色。”他微微一笑：“显然，不能发。”
“我说的不是实话？”朗贝尔问道。
“迪布勒伊被肢解，这确是实情；但你责怪他，我感到惊讶。你知道，我情况跟他一样。”
“你？但是，这是由于你对他忠心耿耿的缘故。”朗贝尔说。他把文章又放回口袋：“请注意，并不是我非要坚持发我这篇破文章，可事情确实有趣。即便我想发表，也没有法子。对《希望报》或《警觉》杂志来说，我过分反共；可对右派分子来讲，我又过分亲左。”
“我是第一次不用你的文章。”亨利说。
“噢！通讯报道、评注，这些东西到处可发。但是，一旦我想对某件有一定重要意义的事情谈谈我的想法，你就只能向我表示歉意了。”
“那你就试试吧。”亨利友好地说。
朗贝尔微微一笑：“幸好我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要说。”
“你没有尝试再写短篇小说？”亨利问。
“没有。”
“你打退堂鼓打得太快了。”
“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叫我打退堂鼓吧？”朗贝乐突然咄咄逼人地说，“是因为我读了《警觉》杂志上那个小珀勒维写的故事。要是你也欣赏那类文学，我就再也不理解了。”
“你不觉得那很有意思？”亨利诧异地问。“从中可以感觉到印度支那的氛围，感觉得出一个移民的命运，同时也感觉得出一个童年时代的生活。”
“干脆说《警觉》杂志既不发表长篇小说，也不发表短篇小说，只发通讯报道而已。”朗贝尔说，“只要哪个家伙在殖民地度过了童年，并反对殖民地，您就宣称他富有才华。”
“珀勒维是有才华。”亨利说，“事实上，说一点儿总比什么都不说强。”他又接着说道，“你写的短篇小说的缺陷就在于你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讲述。若你像那位小伙子一样谈谈你的亲身经历，你那篇东西也许可以写得十分出色。”
朗贝尔耸耸肩膀：“我也曾想过写写我的童年，可后来放弃了。我个人的经历不会给世界提出什么问题，它纯粹是主观性的，依您的观点看，是毫无意义的。”
“任何东西都不是毫无意义的。”亨利说，“你的童年也有其意义：需要你自己来寻觅，并让我们有所感受。”
“我知道，”朗贝尔挪揄的口吻说道，“不管用什么玩艺儿，都可以编造出一篇富有人情味的东西来。”他摇摇头：“我对此并不感兴趣。若我写作，那就要谈谈那些陷于无意义之中的事物。我要以我的手法尽力拯救这些事物。”他一耸肩膀：“请你放心，我不会干的：我问心有愧。只是我不喜爱您所爱的文学，因此我便什么也不写：这更简单。”
“听我说，下次出门，咱们再认真谈谈这些事情。”亨利说，“如果是因为我让你对写作丧失了兴趣，我深表歉意。”
“别抱歉，这用不着。”朗贝尔说。他板着脸走出办公室，就差点儿砰地一声关上门了。他真的受到了伤害。
“他会消气的。”亨利心里想。他决定不再庸人自扰，事情的发展总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萨玛泽尔也不像亨利担心的那样碍手碍脚。除了吕克，他可凭自己的热情抓住手下的全部人员。特拉利奥从不登报社的大门。报纸的订数大幅度增加，说到底，亨利还跟以前同样自由。但尤其使他感到乐观的是他那部新动笔的小说。他曾担心会遇到巨大困难，没料到小说几乎自行形成了结构。这一次，亨利差不多可以肯定开了个好头，写得轻松愉快。惟一的麻烦是波尔非要他在她身边写作，还执意要看他的初稿，亨利拒绝，她便生气。这天早晨，他俩刚刚用完早餐，波尔又开了腔：
“你写作顺利吗？”
“勉勉强强。”
“你什么时候给我一点儿瞧瞧？”
“我已经不下二十遍告诉你现在还看不出什么名堂，还没有成形。”
“是呀，从你第一次告诉我到现在，可能已经成形了。”
“我全都从头重写了。”
波尔的双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颌：“你对我再也不会很信任了，是吗？”
“当然信任！”
“不，你再也不相信我了，打从那次骑自行车旅游之后。”她若有所思地说。
亨利惊诧地打量着她：“那次旅游对我们俩又会有什么影响？”
“事实说明问题。”她说。
“什么事实？”
“呃，你再也不相信我对你说的话。”亨利一耸肩，波尔马上补充道：“你不相信我，这类情况我可以给你列举出二十次来。”
“比如？”
“比如，我在9月份就告诉你，你如果愿意，你自个儿可以到那旅馆里去睡，可是你每次还是一副犯罪似的模样问我同意不同意。你并不相信，与我自己的幸福相比较，我更愿意你自由。”
“听着，波尔，我第一次上旅馆睡了之后，第二天早晨发现你的眼睛又红又肿。”
“我有哭的权利，不是吗？”她用挑衅的声音问道。
“我可没有心思让你哭。”
“当你拒绝信任我，当我发现你把手稿锁起来，你确实锁了，难道你认为我不会伤心流泪……”
“确实没有什么可哭的。”他气呼呼地说。
“这是欺侮人。”她说。她神态惊恐，几乎像个孩子似地瞧了瞧亨利：“我有时不禁自问，你是不是故意虐待人。”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没有搭理她。波尔气得嚷了起来：“你害怕我乱翻你的草稿吗？”
“如果我是你，我是会翻的。”亨利强作轻快地说。
她站起身，推开椅子：“你承认了！你是因为怕我才把抽屉锁得死死的。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是为了避免你一时生出什么念头。”他说。这一次，他声音中那股轻松的劲儿完全是装出来的。
“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她重复道，两眼直瞪着亨利：“要是我向你发誓不碰那些稿子，你会相信我吗？你就会放心地开着抽屉？”
“你那么死盯着那些倒霉的手稿，你自己恐怕不会守誓的。我当然相信你的诚意，可我还是要关好抽屉。”
出现了一阵沉默。波尔慢慢地说：“你从没有像刚才那样伤我的心。”
“如果你受不了，就别逼着我说实话。”亨利猛地推开椅子说道。
他登上楼梯，坐在桌前。也许应该把手稿给她看一看，这样一来，就可以摆脱她的纠缠了。显然，发表时他必定要对这些段落作些修改；除非不等发表，她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可在这之前，每当他重读这些段落时，他都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比生活更真实。”他思索着，“生活中，迪布勒伊耍弄了我，路易是个混账，波尔又毒害了我的生命，而我却要对他们强装笑脸。可在纸上，只要有什么感受，就可尽情倾吐。”他又快速浏览了分离前那一场景：在纸上，说离便离，多容易啊！仇恨、喊叫、相互残杀，一切都可尽情表达。正因为如此，这才是虚假的。“假虽假，”他暗自思忖，“可却挺让人满意的。在生活之中，人不断自我否定，别人也经常与你背道而驰。波尔惹我发火，但是等一会儿我又会怜悯她，她以为我心里对她还有爱情。在纸上，我可让时间停止流逝，把我的信念强加给世界：让这些信念成为惟一的现实。”他拧开了钢笔帽。波尔决不会读到这些段落。然而他得意洋洋，仿佛终于迫使波尔认清了他给她描绘的形象：一位只爱装模作样、想入非非的虚假恋人，一个扮演伟大、宽宏、忘我的角色，但实际上没有自尊、没有勇气、虚情假意、自私自利的倔女人。在他眼里，她就是这个形象，在纸上，她与这个形象完全吻合。
以后的日子里，亨利尽最大努力避免再引起吵闹。没料到波尔又找到了一个斗气的借口：他同意去克洛蒂那儿做报告。他开始还试图辩白一番：连迪布勒伊都在克洛蒂那儿做了报告，那是为了给一个儿童之家弄点钱，难以拒绝。可是由于波尔缠着不放，他决定保持沉默。显然，这种策略只能给波尔火上浇油；她表面上也缄默不语，但脑瓜子里似乎在反复斟酌重大的决策。报告会那一天，亨利是那么严厉，以致他暗自庆幸地思忖：“这下她要主动提出跟我分道扬镳了。”他和蔼地问道：
“你坚决不陪我一起去吗？”
她突然大笑起来，要是亨利不了解她，真会以为她是疯子：“笑话！陪你去那个可笑的场面！”
“随你的便。”
“我还有更正经的事情要做呢。”她的话音分明在逗引别人追问。亨利乖乖地问道：
“你有什么事情要做？”
“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她傲慢地答道。
这一次，他没有再问下去。可当他刚梳理好头发，她忽然以挑衅的口吻说道：
“我要到《警觉》杂志社去见迪布勒伊。”
亨利猛地转过身，她不可能没有察觉到他的反应。“你为什么要去见迪布勒伊？”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这几天要找他说个明白。”
“说什么事？”
“我要跟他说的事多了，有我的，也有你的。”
“我求求你不要掺和我与迪布勒伊之间的关系。”亨利说，“你没有什么好跟他说的，你不要去见他。”
“我请你原谅，”她说，“我找他已经太晚了。那人是你的恶神，只有我能帮你摆脱他。”
亨利感到血往脸上涌。她要去跟迪布勒伊说些什么？亨利在怒不可遏或忧虑不安的时刻曾毫不顾忌地在波尔面前谈了自己的想法，要是这些话有的被搬过去，简直不能容忍。但是如何劝她不去呢！克洛蒂那儿在等着他，他无法在短短五分钟的时间里找到法子说服她，除非把她捆起来或关起来。他结结巴巴地说：“你瞎说。”
“瞧你，像我这样生活十分孤寂的人，思考问题的时间是很充裕的。”波尔说，“我考虑了你，考虑了有关你的一切，有的时候，我有所领悟。迪布勒伊那个人，我几天前就看透了他，而且看得十分准，非同一般。我终于看透了他准会不惜任何手段把你彻底毁掉。”
“啊！要是你开始产生什么幻觉的话！”他说。他试图找到办法恫吓一下波尔，可最终只找到一个：以离婚相威胁。
“我相信的不仅仅是我的幻觉！”波尔故弄玄虚地说。
“那还相信什么？”
“我作了调查。”她说道，一束诙谐的目光紧逼着亨利。亨利困惑不解地打量着她：
“安娜肯定没有跟你说过迪布勒伊要毁掉我。”
“谁跟你说安娜了？”她说，“安娜！她眼睛比你还要瞎。”
“那么，你请教的那位超人一等的高明者是谁？”他问道，心里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
波尔的目光变得严肃起来：“我跟朗贝尔谈过了。”
“朗贝尔？你在哪儿见到了他？”亨利问道，气得喉咙发干。
“在这里，犯了罪了？”波尔神态冷静地说，“我打电话让他来的。”
“什么时候？”
“昨天。他也不喜欢迪布勒伊。”她得意地说。
“那是滥用别人的信任！”亨利说。一想到她用那古怪的语言、可笑的激动劲头与朗贝尔瞎说八道，他真恨不得-她几耳光。
“你口口声声说什么纯真、风雅，”他气呼呼地说，“可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共同生活，参与他的思想、他的秘密，却在他背后自作主张，事先不打声招呼，干那卑鄙的勾当，你听见了吧，”他一把抓住波尔的手腕说道，“卑鄙。”
她摇了摇头：“你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因为我为你的生活牺牲了我的生活，我对它享有权利。”
“我从没有让你作任何牺牲。”他说，“我去年曾想方设法帮助你创造你自己的生活，你死活不愿意。这是你自己的事，你对我没有任何权利。”
“我不愿意是因为你。”她说，“因为你需要我。”
“你以为我需要这样永无休止的争吵？你完全错了！有时，你真搅得我想永远也不再踏进这个家门。我这就跟你明说：要是你去见迪布勒伊，我决不饶恕你。你永远别再见我。”
“但是，我是想救你！”她激动地说，“你不明白你正在毁自己！你一味妥协，还要到沙龙去作报告……我知道你为什么再也没有胆量把你写的东西给我看：你的惨败反映到了你的作品中，你感觉到了这一点。你感到耻辱。那耻辱感是那么强烈，以致你把手稿都锁了起来。非得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才会耻辱到这个地步。”
亨利狠狠地看着她：“如果我把手稿给你看，你向我发誓不去见迪布勒伊。”
波尔的神态突然软了下来：“你一定给我看？”
“你向我发誓？”
她思虑片刻：“我向你发誓今天不去找他。”
“行。”亨利说。他打开抽屉，拿出一本厚厚的灰绿色封面笔记本，扔到床上。
“我可以读吗？真的？”波尔声音极不和谐地说。平日那份悲剧演员的自信在她身上不见了，相反，她突然显出一副可怜的模样。
“你可以读。”
“啊！我是多么高兴。”她说，继而羞涩地一笑：“今天晚上我们再像过去那样，好好讨论讨论。”
他没有回答，两只眼睛望着波尔用手掌轻轻地抚摸着笔记本。那上面只有纸、墨，看去就像是锁在他父亲药房里的药粉一样安全、无害。实际上，他比一个下毒者还更卑鄙。
“再见。”当亨利逃跑似地快步穿过公寓时，波尔俯在栏杆上喊道：
“再见。”
下楼梯时，他还继续跑，试图忘却脑中的一切。待他晚上再与波尔见面时，她肯定已经全读过了。她准会细细阅读着每一句话，重阅每一个字：这是一起暗杀。亨利止住了步子。接着，他手扶栏杆，返身慢慢地登了几级楼梯。那条黑狗狂吠着向他扑来。他恨这条狗、这座楼梯，恨波尔疯狂的爱，恨她一时缄默无语、一时又吵吵闹闹，恨她那些没完没了的烦恼事。他转过身子，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梯，来到了街头。
这是一个美丽的冬日，天空蒙着薄薄的雾霭，背景呈玫瑰色。透过玻璃窗洞，亨利瞥见了一隅温柔的天际。他把收回的目光，向听众投去，可一见到面前的听众，到底该讲些什么，就更加让人犯难了。满目小巧玲珑的帽子、珠宝首饰和裘皮衣装：大多是女流之辈，尤其是那些风韵犹存、自以为善于修饰的女人。法国新闻史，这对她们来说会有什么兴趣？屋里太热，空气里弥漫着香水气味；亨利的目光与玛丽-昂热淡淡的笑靥相遇；樊尚乐呵呵地朝他扮了个鬼脸；不远处朗贝尔坐在一位拥有亿万家财的阿根廷女郎和一位热心赞助文艺事业弯腰曲背的女人之间。亨利没有勇气与朗贝尔正面相对：他感到羞辱，他再次垂下眼睛，一任话语从嘴中吐出。
“好，好极了！”
克洛蒂发出了鼓掌的信号，掌声四起，欢呼声雷动，他们纷纷向讲坛跑去。于盖特-伏朗热打开了亨利身后一扇小门：“往这边走。克洛蒂马上就要把那些太太们驱出门外，她只留下了您的好友和几位知己。您肯定渴得要命吧。”她补充说道，一边拉亨利往酒茶台子走去，那儿，朱利安独自一人面对着两个招待，正在斟一杯香槟酒。
“请你原谅，我什么也没有听。”他粗声粗气地说，“我来这儿，完全是为了白喝个够。”
“原谅你了。报告会嘛，听报告和作报告一样让人感到讨厌。”亨利说。
“对不起！我可一点都不感到讨厌。”樊尚说道，“甚至还觉得富有教益。”随后他又笑着说，“不过，我也要喝一杯。”
“喝吧！”亨利说，他脸上显出亲切的微笑。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夫人，胸前挂着荣誉勋位勋章，快步向他走来：
“谢谢您的支持！妙极了！您知道您报告的收入比杜阿梅尔更高！”
“我很高兴。”亨利说道，两眼寻找着朗贝尔。波尔跟他说了些什么？亨利从来没有跟他谈过自己的私生活，他肯走通过纳迪娜了解了他的一些私事，可对此亨利根本不在乎，他与纳迪娜的那段风流韵事像一杯清水一般一目了然。波尔就不同了。他朝朗贝尔微微一笑：
“聚会结束后，用摩托送我回去，麻烦你吗？”
“我很乐意！”朗贝尔声音十分自然地说道。
“谢谢！咱们还可以聊聊。”
他打住了话头，因为克洛蒂像股狂风似地进了沙龙，向他快速奔来：“这下您可成了宠儿，您得为几本书题词，这些太太都是您狂热的崇拜者。”
“很高兴。”亨利说，他又低声补充了一句，“但是我不能久留，报社等着我。”
“您无论如何要见贝洛姆母女一面，她们是专程为您而来的，她们即刻就到。”
“半小时后我就走。”亨利说。他接过一位身材高大的金发女郎递过的书：“什么名字？”
“您不知道我叫什么，”金发女郎傲慢地淡然一笑说，“以后您就会知道的：科莱特-马松。”
她又神秘地一笑，表示谢意。亨利又在另一部书上题了另一位的名字。好一出闹剧！他签名、微笑，又微笑、签名。小沙龙里挤得满满的，全都是荣誉勋位获得者、克洛蒂的知己。他们微笑着，紧握着亨利的手，双眼闪烁着好奇又好似放肆的光芒，重复着上一次对杜阿梅尔说过的一些话语，下一次也肯定会不加任何改变地对莫里亚克或阿拉贡老调重弹。不时有一位热忱的读者自以为非得倾吐出内心的崇敬而后快：这一位被一段对彻夜难眠的描写打动了心，那一位又为有关墓地的一句话动了情，可是提到的都是信笔涂抹、不足挂齿的段落。吉埃特-旺达杜尔嗔怪地向亨利发问，为何选择一些那么可悲的先生为主人公，紧接着向周围一大群更加可悲的人们一一微笑。“人们对小说的人物是多么苛刻啊！”亨利暗忖，“容不得他们有任何缺陷。这些人的读法都那么古怪！我猜想他们大多没有沿着给他们指引的道路前进，而是像瞎子似地在书中盲目穿行。偶尔，某个词在他们心间发出共鸣，唤醒了天知道什么往事或什么思念之情；或者，他们自以为从某个形象中发现了自己的映像。于是他们一时止步，对着映像仔细地观照，然后又摸索着迈进。最好还是永远不和自己的读者见面。”他心想。他走到玛丽-昂热身旁，玛丽-昂热一副嘲笑的神态打量着他。
“你为什么要嘲笑人？”
“我没有嘲笑，我在观察。”她用讥讽的口吻说：“你是应该隐居，你并不闪光。”
“要闪光得怎么办？”
“瞧瞧你的朋友伏朗热，好好学几课。”
“我没有这个天赋。”亨利说。
博取他们的赞叹，亨利没有这份雅兴，可非说要惹他们生气，也不实在。朱利安高谈阔论，一边故意显示，一边一杯接着一杯饮酒，周围的人们一个个露着纵容的微笑。“我呀，要是我有这样的名气，”他高声说道，“我非得赶快把他们一扫而光。贝尔藏斯①、波利尼亚克②、拉罗什福科③，这些名字充斥着法国史书，全是历史灰尘。”他可以尽情侮辱这些历史名人，甚至说些不堪入耳的奇谈怪论，周围的人也少不了会着迷。一个写诗的人如果未能封以尊称、获得桂冠或授以勋位，那当个小丑倒也不错。朱利安自欺欺人，自以为高人一筹，可心底那种矮人一截的心理反倒证实了他的地位。惟一的办法是不与这些人打交道。围着克洛蒂大献殷勤的时髦作家和冒牌文人也许还更为让人沮丧。他们没有写作的兴趣，没有思维的心思，他们自寻的一切烦恼全都显现在脸上。他们惟一关心的，是为自己创造形象，是获得成功；他们频繁交往，只是为了能更进一步相互嫉妒。多么可怕的乌合之众。亨利一眼瞥见了斯克利亚西纳，向他充满好感地微微一笑：此人虽然狂热、糊涂、难以容忍，但却是活生生的。他用词说话是出于表达激情的需要，而不是用以换取金钱或沽名钓誉，在他身上，虚荣心是次要的，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缺点。
①贝尔藏斯（1670～1755），法国宗教史上的著名人物，曾长期任马赛主教。
②波利尼亚克（1661～1742），法国红衣主教，著名的外交家。
③拉罗什福科（1613～1680），法国著名伦理作家，着有《箴言录》。
“希望你别埋怨我。”斯克利亚西纳说。
“当然不会。你喝了吧。怎么样？你一直住在这里？”
“是的。我专门下楼来向你问个好。我原以为上流人士全走了呢。你就是对这些人作报告？克洛蒂还让我也说说呢。”
“这些听众并不差。”伏朗热迈着懒洋洋的步子凑过来说道，他挨个朝各位送去一个傲慢的微笑，在朗贝尔身上止住了目光：“腰缠万贯的人总是装得微不足道，可实际上他们对真正的价值往往具有鉴赏力。比如克洛蒂的奢侈就很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