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打根八号 同住——在阿崎婆家
在崎津的天主堂见到祈祷的老农妇更加坚定了我研究海外日本妓女的决心。在夕阳下山之际，我来到崎津镇唯一的一家出租车公司雇了辆出租车去阿崎婆的村子。民俗学研究领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民俗学研究者必须步行进村。我不是不知道这事情。我害怕在这种时候一个人走小路被村人见怪。
在村里杂货铺前我下了车，天已全黑了，待我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我过了架在河上的小木桥，登上通向北方的平缓的山路。右手不远的地方有几户人家，草屋顶下纸拉门处电灯闪烁发光。我要去的阿崎婆家的破门前，只有微弱的光，像古老传说中狐狸的家一样。后来我才知道阿崎婆付不起电灯的安装费。电灯公司给安不起电灯的人家免费安一只三十瓦的灯。所以与别人家比，她家光线分外昏暗。
站在她家门前，看见破窗户纸上有无数人影晃动，当我判断这些人影是一个人时，我一下用劲拉开重重的拉门，飞也似地进了屋，好像外边有人追一样赶紧关上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可能陷入一种轻度的心理异常状态。我想应该说几句寒暄话，而从我嘴里意想不到的叫出来的竟是“妈妈”，这是上次访问时在两个同村人面前不得不叫的称呼。
阿崎婆好像正要站起来干什么事，口里发出像是噢又像是喝的声音，她把手里的猫放到地上死盯着呆立着的我。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阿崎婆对我说：“大黑天的，你真找着我家了，快上蹋蹋咪，快进来。”我边说，“真想见见您，所以又来打扰了。”边上了蹋蹋咪。
可能人们不会相信，我与阿崎婆第二次见面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她问我吃晚饭没有，我说吃了。她与上次一样给我倒了白开水，用亲切的目光打量了我，问我这两个月生没生病，还说我比以前胖了些，其余的什么也没问我。按常理她该问我为什么这时候来她家，来干什么，更应该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什么人，她一概不问。我受她这种态度影响，关于自己的事一句也没有提。谈了一阵话，阿崎婆说：“你走了那么远的路一定累了，早些休息吧！”从里边的壁柜里拿出被子。我本想如果没有被子的话，明天去崎津镇或本渡镇去买，有被子给我用实在太值得庆幸了。
解开旧的雨斗篷，阿崎婆打开的是手织的黑条纹棉布褥了和廉价的红被子，看来被褥本来就没有被套和褥套。
我想帮她铺床，阿崎婆制止我，让我等一会儿，用鸡爪子一样的手拼命拍打褥子，拍打得很用力，不像是掸掉灰尘。可能我露出了诧异的神色，阿崎婆说：“这个褥子是我从外国带回来的，用婆罗洲的木棉做的芯。木棉与日本的棉花不一样，必须这样使劲拍打。”约莫拍打了十分钟之后才给我铺上。
那天夜里我虽然身体很疲劳，但是几乎一夜未眠。我睡在那条装着婆罗洲棉的褥子上面很不好受，因长期没人用，褥子潮气很重，人好像泡在冷水里一样。但我睡不着的原因并不是这个。阿崎婆刚才拍打褥子时的一席话刺激了我，虽然疲劳得很，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
阿崎婆说这个褥子是从外国带来的，这样想来是她在当妓女的时代常用的吧！在美丽的南国之夜，各种肤色的外国男人轮番来到她这里，出钱玩弄她的肉体，铺垫的就是这条褥子吧。所以这条褥子给人冷冷的感触。那准是饱蘸了阿崎婆的泪水。这些泪水是背着别人流下的，为的是悲叹自己向几千名异国男人出卖娇小身躯的无奈。不，不仅是阿崎婆一个人，像她一样的成千上万流落海外以卖淫维持生活的日本女性的泪都洒在这褥子上。
后来，阿崎婆告诉我这条褥子的确是她当妓女时常用的。她被卖到东南亚的时候她的母亲已经改嫁了。母亲为了让她穿上一件新衣服，到村里各户人家去借棉线，熬夜纺成条纹布，连裁带缝赶做了一件新衣服。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家里做的衣服。她就是穿着这件衣服被卖出岛去的。到了婆罗洲妓院后，老板骂道：“穿这么素的衣裳怎么接客。”可她不想把离别时母亲亲了缝制的衣裳收起来，就把它改成一条褥子，里边装上婆罗洲的木棉，这就是我身下这条纹褥子的来历。
我与阿崎婆共同生活的三周一直睡在这条褥子上。说实话，我时刻担心这褥子上还会不会残留梅毒、淋菌。但是，我能躺在作为阿崎婆妓女时代的见证物的这条褥子上，对于要亲手书写她们隐匿历史的我，是最有意义的体验，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鸡鸣声此起彼伏，差点儿让一直当做枕头的座椅靠垫从我的头下边滑走。我一睁眼，天已大亮了。阿崎婆拉着我到附近人家去串门。昨夜睡觉前我告诉她，我买了三四袋小包装肉包子，她说：“那么，明天去村里的我的亲戚家串串门。”
首先去串的一家有一座小小的房子。从门前小路向小河的方向走，半路上就可以见到它。阿崎婆告诉我这里边住着什么人：“夏天你来时，你见过户主。头发染成金色，眼睛看不见，那是我死去的哥哥的媳妇。”然后又串了一下她嫂子家西边的两户人家，这两家是金发盲眼人的儿子——阿崎婆的外甥们住的。
姑且不论上次见过的嫂子，我想这次阿崎婆对外甥一定也会像上次一样介绍说我是他的儿子勇治的媳妇吧。可她只回头看看我说一句“这位太太要在我家住几天”。我正要装阿崎婆的儿媳妇，阿崎婆的话把我的锐气都挫掉了。我没办法，只好说一句，“请多关照吧！”把那包子拿出来。孩子们向点心包扑过去，咬着包子，这情景我在东京从未见过。
说起来，访问这几家等于是这个村子接纳我的仪式，它宣布我要在阿崎婆家呆上一阵子。村里也正式接纳了我。在这个仪式勉勉强强地结束之时，我与阿崎婆的共同生活便开始了。
实地体验一下，阿崎婆的生活比我以往所见所闻要贫穷得多。后来我才听说，阿崎婆的生活费由京都的儿子寄来，每月才四千元，除了这经常迟误的赡养费外，没有其他收入。日本《生活保护法》经常被人们批评为弃民政策，连这政策都规定农村老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为九千五百八十七日元，而阿崎婆衣食住一切只有四千日元，连《生活保护法》的一半都不到。而且她还要拿这钱养活九只被抛弃的濒临死亡的猫。她常说：“它们也有生命的，多可怜啊！”
按衣食住的顺序描写一下她的生活，先谈谈她的衣着。阿崎婆只有几件衣服。在崎津镇冰水屋遇见她时她穿的是出门的衣服——褪了色的粗糙的蓝裙子和洗掉色的波纹绉的衬衫。那天是她每月一次拜她所信的军浦大师的日子，所以她才穿的，平常家居的服装是条灰色的旧棉布裙子和一件短袖的单薄的人造棉衬衫。人造棉是二战期间生产的纺织品，波纹织物是战后不久流行的。只有村里人办丧事的时候，阿崎婆才会从旧五斗柜中取出一件铭仙丝织物的和服来穿。这是特殊又特殊的，是不知何时从别人家分赠来的遗物。
鞋呢，除了她经常穿的里子磨损厉害的橡胶草鞋外，只有一双木展。木展带子十分破旧，木纹也清楚地显露出来。这双木展平常总收起来，我与她同住的期间，她只有在参加别人葬礼时才穿。从这点看来，这是她做客时的鞋。夜里的被褥有一条婆罗洲棉的棉被，没有枕头，也没有睡衣，她每天晚上穿着白天的衣服睡觉。
我和她只是短期共同生活，所以除了床上用品与我直接有关外，我对于她的服装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是，关于她维持生命的饮食，问题要深刻得多。
首先，别人家有厨房，阿崎婆没有，找遍全家既没有井，也没有自来水，更没有下水道，屋里有一个她用粘土捏成的炉灶，上边放一个熏黑的水壶。侧面有一只装过橘子的包装箱，上面只放一只铁锅。在旁边放着一只漏水的脸盆，里边放着五、六只碗，这就是她全部的厨房用具。既没有汤碗，也没有盘子。饭菜全盛到饭碗里吃。
做饭不可缺少的水怎么解决呢？房门人口的房檐底下，放着一只一米高的水缸。水是从二、三十米远处小松树底下的井里用凹凸不平的铁皮桶打来的。
那口井几十年前可能是一眼井，而今只不过是路当中的一个直径八十厘米的大洞，当然没有井盖，连井边石头围子都没有。往里一瞧只见有少量积水，用凹凸不平的铁皮桶上的粗麻绳吊下去汲水，打上来的水总漂浮着树叶和小虫。她把水放进水缸里慢慢使用。阿崎婆告诉我，这个水缸是两年前她妹妹一家举家离村去名古屋时给的，在这之前的长时间内，需要水的时候才到井边去打。
在这个不能称做厨房的厨房里，阿崎婆做些什么吃呢？我住进去的第二天早晨，阿崎婆给我做的是一半米与一半棵麦混合起来的饭。在我住在村里的那段时间，再没有比这次用米多的时候了。阿崎婆后来告诉我，那也是她为欢迎我做的最高级的饭。平常她吃的是放很多棵麦的饭。米麦各一半的时候，由于米是劣质红米，温热的时候还可以，一冷就干巴巴的难以下咽。如想热一热又没有蒸笼，拾来的柴和枯叶还要节约使用，所以她总用大锅一次做好，为此我们只好使劲吃又硬又冷的饭。想就点菜吃，也只有盐或菜油煮的土豆泥，既没有大酱汤也没有咸菜。她一周以十日元从卖鱼的货郎担那里一次性购买不大新鲜的三条小竹荚鱼，把它与土豆泥一起煮来吃是唯一的好菜。这三条十日元的小鱼据阿崎婆说也是为猫买的。邻居家时常做面条，煎炸些好吃的，阿崎婆家根本不可能做。从早到晚，每顿饭都得吃干巴巴的裸麦饭和盐煮土豆泥。
与东京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比较，饭食如此简陋，其原因确因她每月只有四千日元生活费，是低收入者。此外与阿崎婆不会做饭也有关系。村里到处可以采到可食用的野菜，如果会做的话，饭菜的花样会更多一些。但在少女时代本应学习烹调。缝纫的时光，阿崎婆在海外当妓女，所以根本不懂怎样做饭。
不仅阿崎婆一个人这样，其后根据我的观察，过去曾在海外当妓女的女性大抵如此。会不会做饭是当主妇的重要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们当主妇的资格就这样被剥夺了。
最后再谈一下她的住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没有厕所与澡房。
澡盆很贵，她可能买不起，阿崎婆习惯到不远的外甥家去洗澡。有几次她也带我去洗。她外甥家的澡盆是一个大铁桶，下边垫几块瓦，用火烧，十分简陋。洗澡间既无电灯又无蜡烛，只有一点点月光照进来。我第一次来这里洗澡的那天肩部有热烘烘的东西触我，我不由得绷紧身体定睛一看，在我的鼻尖处有一只大而黑的牛眼——阿崎婆外甥家的澡房设在牛棚的一角。
人不必每天洗澡，所以借外甥家的澡房倒也算了，而没有厕所对我来说可是大事。原先的房主像是建有厕所。在房子的东北角勉勉强强盖起来现已半塌的储藏室里，就有过去厕所的痕迹。起初我就想在那儿上厕所来着。可是阿崎婆制止我说：“那厕所别用了，板子都腐朽了，有可能掉进茅坑里去的。”我用眼神问她那应该去哪儿呢？她指着悬崖下边的空地说：“在那边，我也在那里解手，谁都看不见。”
如果还坚持到老厕所去，掉在腐烂淤塞的化粪池里我也经受不起，只好听阿崎婆的话，小便时空着手，大便时带着铁锹到崖下去，找地面较软好挖的地方挖一个小坑，大便完了用土埋上。我总担心会不会被在梯田耕作的村民看见，更叫人受不了的是，总有一些牛虻和苍蝇成群地飞来不择地方地乱叮裸露出的皮肤。
就我所知，阿崎婆的生活是我所见过的最贫穷的生活。所以对在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生活惯了的我来说，与她的共同生活实在是很苦，像死一般难耐。我曾有几次，不，几十次地为缓解自己的痛苦想掏出钱来买白米、买肉、买鱼，想购些木材来请人修一个简单的厕所。这些事用我带来的钱都能做得到，也是与她共同生活的我应做的事。
可每逢手触到钱包时，我都责备自己，你打算与阿崎婆同吃同住，才来天草访问的。如果你不能每天三顿吃麦饭。坐在腐烂的成了蜈蚣窝的蹋蹋咪上、睡在几千个异国男人躺过的婆罗洲棉褥子上，不能在崖下挖坑大小便的话，她能把你看成是同一立场的人吗？能把她海外妓女的真实生活告诉你吗？现在的你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阿崎婆的好意，与她一起过贫穷生活不是应该的吗？
我在三周的共同生活中不仅没有用金钱帮助阿崎婆，而且过着她平时过的普通的生活。成天到晚地吃拌着一点儿红米饭的麦饭加上盐煮土豆泥，对我来说像在地狱一样苦不堪言。不吃的话我就听不到这个人掏心窝的话，如果吃了就是得到了通往她心灵的通行证。这样一想我数着饭粒也吃下去了。
就这样过了十天左右，我开始很随意地问阿崎婆在海外的生活。当夜晚铺婆罗洲棉褥子的时候，我从婆罗棉的话头转到她几岁去的婆罗洲，那时候婆罗洲有多少日本人，都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问题上。可是阿崎婆没给我正面的回答。她说：“去婆罗洲的时候我还小。”究竟为什么被卖到婆罗洲的，走的哪条路线，怎么去的，当时她是什么心情，全闭口不谈。
我并没有打算写一般的海外日本妓女的访谈录。正因为如此，我才考虑住进天草岛的。可是过了一周、十天还没有成果，我可真有点着急了。
可是，那以后不久阿崎婆却把我想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之所以有这个变化，我认为是村民们对我产生了怀疑。村民们公开的疑念当然是我到底是不是阿崎婆的儿媳。她独生子勇治的妻子一次也没到天草的婆婆家来过，连阿崎婆也只见过照片，应该谁也没见过她。但是金发盲女的大儿媳好像说了这样的话：“我去京都时到勇治家吃了顿晚饭，他妻子比那个女人矮，比她胖。”这金发女人的儿媳妇还为我着想，毕竟去她家洗澡所以彼此也熟悉了，上述的话她只说过一两次，而金发盲女是大闲人，她逢人便讲，搞得全村人都知道了。
不久，全村人没有不知道这事的，只有我本人不知道。所以，有一天鱼贩子给猫送竹荚鱼时，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告诉他我住在东京，对东京街道很熟悉。这件事传来传去，使村民们更加怀疑了。
于是以金发盲女——阿崎婆的嫂子为首，全村人都对住在阿崎婆家的我产生了疑问。考查的结果是“那个女人要不是阿崎婆在婆罗洲的私生女就是阿崎婆别的妓女同伴的孩子。肯定是好不容易才找到阿崎婆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也许是搞风俗行业的，有什么大难到这儿躲难来啦。”
实际上正如后文将介绍的，阿崎婆的同伴大江的富美有孩子，海外日本妓女有时不得已生下孩子来当私生子养着，这种例子不少。所以阿崎婆若有一两个私生子也并不奇怪，其中一个仰慕生母来访也是有可能的。即便不是阿崎婆本人的孩子，是她当妓女时朋友的孩子也可能大老远的来访问她。与这两种推断比较，风俗女来躲祸的说法有些牵强。可是村里人只考虑长期住进曾经是海外日本妓女的阿崎婆家的女人准不是所谓正经的女人，而且我的脸上残留着十几年以前遇到的一次意想不到的事故所留下的几道疤痕。这也成为一种根据，村里人依它推断我是风俗女。
村里人断定我是以上三种人之一后，忽然对我难以想象地亲热起来。这种亲切是来自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我是不幸的可怜的女人，尽量可怜我。他们想这女人若不是妓女的孩子就是风俗女，反正比正经人低一等。
而且，这些闲言碎语也微妙地影响了阿崎婆，她对我的态度比以前更加融洽了。她依然不问我是什么人。夜里躺在床上听秋虫鸣叫睡不着的时候她常常跟我聊几句。比如：“告诉你，男人啊可坏啦。多好的男人也不要对他认真。你要真正认起真来就要误自己啊。”她的口气是把我看成和她同样立场的人，作为长辈的她要把生活经验告诉我。
我用一种痛苦的心情听着，这些是她几十年海外妓女生活留下的人生智慧的总结。
我们彼此没有什么隔阂之后，我问阿崎婆她在婆罗洲的生活，她和以前不一样了，一点儿不隐瞒地全都告诉了我。客人是哪国的最多，一晚上接多少客，收客人多少钱，对卖淫这行当有什么感觉，她是怎样进人皮肉生涯的等等。
我了解这些也不是一口气问个没完，而是作为共同生活者能了解多少是多少。因为是偶尔兴之所至的谈话，不免有些零碎。刚说婆罗洲山打根的事，一会儿又谈到阿崎婆小时候在天草的事儿，接着又回到妓院的事。
我必须尽可能精确地记录。用录音机当然是不行的，甚至不能在现场做笔记采访。我每晚听阿崎婆讲她自己的故事，然后又反复回味，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在脑子里。第二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便拼命地写在信纸上，然后投入村里的邮筒里。我反复地重复上述的过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村民们无论在任何场合翻动我的东西都发现不了什么秘密，当然阿崎婆是文盲，我从不担心她会如何；二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采访素材都安全地在东京我丈夫手头保管。
这样的采访生活大约过了三周，我好容易对她的历史和海外妓女时代的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下一章记叙的是我从她那里听来的简略的生平。当然，这是断断续续听来的，采访过程本身就已经加上我主观的解释。我的采访谈不上能完全代替她，只以她的口气叙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只好隔靴搔痒，借阿崎婆的第一人称叙述来谈她的一生吧。
此外，阿崎婆是文盲，也认不得片假名和数字，所以从她那里听来的人名、地名只用其音，不知汉字适用哪个。我回到东京后让有关单位寄来了她谈过的人的户口复印件及有关文件，尽量复原了这些人名地名的汉字。但也有限，所以不能复原的就以片假名代替了。这一点请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