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历史
星期三晚上
联邦政府的安全问题是通过部门化管理进行的，部门之间的信息流通是由部门的高级领导来进行的。这些信息流通由行政官员和情报人员所控制。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部门之间的了解甚少。由于安全上的考虑，档案文件会被定期销毁，而工作人员也重复着退休，死亡的轮回。因此美国政府都甚至不知晓自己的一些历史，历史就被如此尘封了下来。
在紧急情况下，联邦政府的某些部门的某些人员可能会需要别的部门的某些人员的情报信息。于是这些人们就坐在同一个房间内通过非正式交谈的方式来获得一些敏感信息。这就是秘密的口头交流。它们本不应发生，却在时常发生着。
马克给马萨乔打电话，告诉他自己想在安全的情况下了解一些信息。之后不久，马克和马萨乔走进了联邦大楼内的FBI指挥中心。当时是晚上，房间内只有一名叫做卡罗琳的探员正在更换录像带。马萨乔站在指挥中心的西墙上的一个铁门前面，这是30-30会议室的房门，这是一间密室——实际上是一间莫斯勒密室。他触摸了一下暗码键盘，两人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了下来，之后房门咔嗒一声就关上了。
卡罗琳通过眼角余光察觉到两个男子进入了密室，她知道肯定是和眼镜蛇案件有关。她在想是否行动失败了。她能感觉到空气中有一种东西在聚集，好像即将来临的气象峰给空气中带来了一丝的微风，微风中带着一点暴风雨的味道。
“我们在眼镜蛇病毒中发现了致命的天花病毒的基因。”马克对马萨乔说道。
“是吗？”不过这对他来说没什么概念。
“威尔称它为火箭基因，它能够使病毒颗粒的蛋白质快速进入受感染细胞。你可以把这个过程想像为爆竹在细胞内爆炸的情形，它在向四周发射病毒的同时摧毁了受感染的脑细胞。这就是为什么感染者死亡这么快的原因，马萨乔。病毒以惊人的快速进入感染者的大脑。眼镜蛇病毒具有天花病毒的部分基因。”
马萨乔吸了一下牙齿并开始玩弄手指上的戒指。“你们干得不错，可是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家伙？”他说道。
“你要明白，你现在做的事情会改变历史的结局。”马克说道。
马萨乔回答说他自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些。
马克坐回到了椅子中。他感到浑身的骨头酸痛，他在想何时才能回家看到自己的孙子，才能再次享受墨西哥海湾清风拂面的感觉。从眼镜蛇病毒中发现天花病毒基因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马萨乔，这非常奇怪，作为一名科学家我为我的发现感到自豪，可是作为一个人我感到无比的难过。你是怎么调和这两种想法的？”
“你不必那么为难。”马萨乔说道。
“在1969年年末，就是在尼克松停止这个研究项目之前，那个项目后期的一些事情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指的是美国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
美国陆军的生物武器制造设备安装在阿肯色州杉崖的生物工厂。一些军方研究人员在1969年邀请马克参观工厂并参观弹头的装载过程。他看到工人们正在往小型弹头里面装干燥的炭疽菌，他们只是穿着工作服戴着口罩，没有穿着任何防护服。
“我注意到那些装载弹头的家伙都是黑人，”马克对马萨乔说道，“主管是白人，是非裔美国人在那里装填细菌炸弹，那些白人只是指挥他们如何去做。”
他试图忘记所看到的一切，并试图告诉自己那些干活的家伙是收了高薪才来干的，他还试图告诉自己军方对自己不错。“我用了好长时间才让我这固执的头脑接受了在阿肯色州所看到的事实，在细菌工厂里用的是一次性的黑人工人，就是这个事实。”
尼克松在1969年停止了美国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之后马克就失业了。“尼克松让我失业了，但是我还要感谢他，我所有的成就就是数千只死猴子和一些超级的生物武器。”
“等等！”马萨乔说道，“我听说这些狗屁生物武器不能使用，它们没有任何作用。”
“你从哪里听说的？”
“我的线人都这么说的”
“胡说八道，”马克说道，“纯粹是胡说八道，这是这些年来我们所听到的从民间科学界传出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瞎话，民间科学界向来对生物武器的研究漠不关心，他们当然也不会知道具体的内幕。我们在太平洋进行了五年的战略生物系统试验，我们在约翰斯顿环礁周围试验了所有致命毒剂以及各种投放方法，试验表明有些方法和有些毒剂是失败的。这就是整个研究的一些情况。不过我们知道了有些毒剂是有效的。相信我，那些生物武器并不是没有任何杀伤作用，可能你不会喜欢它们的杀人方式，但是它们的确有这个能力。谁告诉你那些武器的研究没有成功？”
“噢！我们的一个学术顾问。他具有安全许可权。”
“一个具有安全许可权的学者，这个家伙告诉你在约翰斯顿环礁发生的事情了吗？”
马萨乔没有回答。
“他提到过约翰斯顿环礁吗？”
“没有。”
“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吧。”马克说道，“尼克松在1969年年末突然终止了这个项目，是他作出的决定。这个该死的项目让我非常头痛，正当我决定退出时，尼克松下令终止了它。我是永远不会原谅尼克松的，是他让我失去了自己作出决定的机会。”
马克决定做些事情来减少一些他对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愧疚。他申请去公共卫生局工作，于是他就进入了疾病控制中心，之后他参加了扑灭天花的战斗。在20世纪60年代初，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些专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想法，他们认为一些病毒可以从地球上铲除。他们选择了天花病毒，天花之所以被选为最可能灭绝的病毒是因为它只寄生在人体内，它不会寄生在人们无法接近的热带雨林一些动物身上。
马克从腰包里取出一个他的钱包，他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照片很旧，边角都已经卷了起来，相片表面覆盖着塑料膜。这张照片他已经随身带了20年。他从桌子上把照片推给了马萨乔。“就是这个工作赎去了我过去的罪行。”
照片显示的是一个瘦弱的非洲男子站在一片干燥的土地上，身边有一个篱笆。他斜视着镜头，没有穿上衣，他的肩膀、手臂和胸部布满了水泡的斑点。
“我应该认识这个人吗？”马萨乔问道。
“不。”马克说道，“不过，如果你是一名公共卫生医生，你就会认识他了。他的名字叫做阿里?马林，是一名厨师。那是在索马里，当时是1977年10月26日。马林先生是人类最后一名天花感染者。从此，世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天花，这个星球上最严重的疾病之一就这么被消灭了。我当时和疾病控制中心的另外一名叫做詹森?韦斯菲尔德的医生在现场。我们给方圆几英里的所有人都接种了疫苗，这个家伙再也不会从马林先生传染给其他人了，我们把这个东西彻底消灭了。我在这里说的我们指的是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公共卫生医生，这其中包括印度的医生、尼日利亚和中国的医生、孟加拉国的赤脚医生以及各地的群众等。我想你很难想像当年那场抗击天花的战役是何等的成功。”
萦绕在马克脑海中的一个奇怪的事情是历史事件和自然现象同时发生在1973年（也就是最后一例自然的天花病例发病的四年之前和生物武器公约签订的一年之后）。这是一场生物技术领域的革命。
基因工程就是把基因从一个有机体转移到另外一个有机体。基因是一段DNA，它含有生物体中特定的蛋白质的合成密码。基因可以理解为一条丝带，一条微观的带子。这条带子可以剪切和粘贴。分子生物学家在研究中使用一些特定的拼接酶来剪开DNA，这些酶能起到类似于剪刀的作用。（分子生物学处理的大部分问题就是这些基因丝带的剪切和粘贴问题）。你可以从DNA的任何地方剪断，可以取出一段DNA放到另外一个生物体的DNA内。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对DNA进行移植。如果移植方法正确，移植后的有机体会得到一个新的基因，这个有机体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会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的特征，有机体内会合成出新的蛋白质，并且有机体会把它的新的特征遗传给后代。如果让有机体进行繁殖，就得到了克隆后的有机体。克隆物的实质就是复制。这就是基因工程。基因工程的其中一个难题是DNA从一个有机体移植到另外一个有机体后会出现功能异常的现象。不过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使让它发挥正常作用的。获得了外来DNA的有机体被称为重组有机体。
生物技术革命始于1973年，当时史丹利?科恩、赫伯特?博耶和其他的科学家成功地将其他基因引入大肠杆菌（寄生在人类大肠中的一种微生物）。他们将DNA弯曲成为环状，之后设法将大肠杆菌细胞粘在这些DNA环内。这些细菌细胞的性质后来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它们从外界得到了其他的DNA。由于这一重大成就，科恩和博耶同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给大肠杆菌移植的新的基因使大肠杆菌对一些抗生素具有了耐药能力，这些有机体获得了新性能——对一些抗生素的耐药性，但是这种有机体并不危险，因为可以用其他的抗生素容易地把它消灭。因此该试验没有任何危险性。
科恩和博耶的试验对20世纪的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引发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兴高科技公司。可以用新的基因疗法来治疗许多疾病，并且人们对生物系统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层。
不过，科学家们几乎马上都开始担心从一种生物向另外一种生物体移植基因会导致新的传染性疾病的爆发，甚至会带来生态灾难。这种想法很伟大：想像中重组有机体是很恐怖的。有关的科学家们强烈要求在科学界证实试验没有危险或制定出一些防止试验事故发生的安全准则前，暂停基因试验的研究。1975年夏，在加利福尼亚的阿西洛马就这些问题召开了国际会议。
阿西洛马会议带来了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和冷静的思考。会议之后，科学家们非常谨慎地对待基因工程领域内的研究。会议上还制定了“阿西洛马安全准则”来指导微生物的基因试验，还成立了安全检查委员会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检查程序。结果是，西方科学家对基因工程的危险性的担心反倒为苏联的生物武器研制计划勾画了发展蓝图。
大约就是那个时候，苏联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奥治尼哥夫博士和他的一些同事向苏联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高层领导提出了发展基因武器项目的构想。之后不久苏联领导人就向苏联科学界发出指示：基因工程研究者会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如果研究成果可以用于武器，政府会满足研究者提出的任何要求。
1973年，也就是科恩和博耶进行克隆试验的同一年，苏联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被称为生物备战研究所的组织，这个组织表面上进行民用生物科技产品的研究和生产。这个组织内部的科学家有时将这个组织简称为“公司”。它由苏联国防部提供资金支持并归国防部管理。生物备战研究所的主要业务就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生物武器。生物备战研究所的第一任领导是奥加科夫将军。
1974年，苏联在西伯利亚成立了一个联合研究机构，该机构旨在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发先进的细菌武器。该联合研究机构的中心是位于新西伯利亚地区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所，该研究所位于新西伯利亚市东20英里的桦树林中，所内各种研究设备齐全。该研究所对外用药物制造作为掩饰。要不是国家的所有研究经费都用在了生物备战研究所的“药物”研究，苏联也不会出现长期缺乏简单的药物和疫苗的现象。非常明显，这些资金并没有用到药物的研究上。
苏联的大部分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著名专家都接受军方的资助并从事与生物武器开发相关的研究工作。一些科学家向政府游说以谋求更多的资助，其他的科学家要么不知道内情，要么不想知道太多的东西。西方的大多数科学家坚持认为生物武器没有杀伤力，并且还一直存在一个崇高甚至是天真的希望，就是苏联会理性对待那类武器的。科学家们大体上都认为这个条约的执行情况良好。生物学家们感到十分庆幸，他们自认为要比那些没能控制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物理学家们敏锐和聪明得多。
同时，情报界爆出了苏联进行生物武器研制的一些消息。科学家对这类消息持有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很合乎情理）——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而且这些消息似乎是出自右翼军事人员或中央情报局的某些偏执狂之口，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对苏联妖魔化进行宣传。那些曾经试图说服人们相信苏联曾经对东南亚山的山区居民使用毒素武器的消息的人成了许多科学杂志嘲讽的对象。1979年，携带有炭疽病毒的空气飘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造成66人死亡，美国的生物武器专家宣称该市的市民食用了变质的肉。该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哈佛大学一名叫做马修?麦赛尔森的生物化学家。他是生物武器公约的发起人之一，曾经帮助说服尼克松政府接受该公约。麦赛尔森坚持认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炭疽事故是一起自然事件。尽管有人认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跟生物武器有关，麦赛尔森的观点还是流行了很长时间。
随后，在1989年，生物备战研究所的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佩斯尼克高级科学家叛逃到英国。佩斯尼克曾是生物备战研究所下属的位于列宁格勒的被称为超纯生物武器制备研究所的主管。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给佩斯尼克的代号是保罗。英国情报人员在伦敦以西50英里的一间密室中听保罗汇报达数月之久。
佩斯尼克说，苏联全国各地隐藏着大量的生物战设施。他还说苏联已经部署了大量可以装载战略生物弹头的洲际导弹，这些导弹瞄准着世界的各个地方，生物弹头可以快速加载，并且导弹也可以迅速发射。大量的生物毒剂保存在发射基地附近的仓库中，其中包括大量的天花病毒。佩斯尼克博士谈起生物工程时言语很专业——他精确知道生物工程的操作机理。他说运用基因工程手段研制生物武器是他实验室最近的研究重心。他还提到，在苏联的其他许多地方也在进行各种不同种类的生物病毒的基因工程研究。
乔治?布什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简要地了解了一些情况。佩斯尼克很有可能夸大了苏联的研究情况。他所说的大部分很难得到验证。苏联肯定有生物武器研制计划，但是研究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却不得而知。布什和撒切尔曾对戈尔巴乔夫施压，让他公布生物武器研究计划，并允许核查小组对苏联的生物武器设施进行核查。
1990年深秋初冬之际，苏联在公开性和新思维的混乱中渐渐崩毁，并最终走向了经济瓦解和国家解体。与此同时，布什总统正在准备与伊拉克开战。美国及同盟国大举进军波斯湾。情报表明伊拉克拥有生物武器，但是规模却不得而知。显然，不论是在苏联还是中东地区，美国在生物武器的开发方面都被毫无准备地超越了。
“虽然我只是核查小组的一名普通成员，”马克对马萨乔说，“但是，我认为我的话可以代表他们的观点。”
1990年圣诞节前夕，马克随同一组美国人飞往伦敦，踏上了前往苏联进行核查的旅程。其中一些人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一些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一些是美国军事专家，还有一些和马克一样，是一些对生物武器了解较多的私人科学家。
核查小组在伦敦滞留了很长时间。据说是对苏联生物设施的核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在推延核查小组的入境时间，以便有时间让军事人员把活性的生物武器储备从设施中转移出来，并用化学消毒剂对建筑物进行消毒。1991年1月，核查小组突然接到通知说可以进行核查了。当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在海湾战争的时候，核查人员们飞往苏联的多个地点进行核查。
如果说在他们进去之前，他们的眼前蒙着一层面纱的话，那么他们进去之后，这层面纱很快就揭开了。一位核查员，他是美国的一名从事与基因工程疫苗有关的先进生物技术生产的专家，后来曾说，在进去之后，他认为苏联的问题被军事人员和情报分析家们给夸大了。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意识到问题非常严重，苏联的生物武器研究甚至是深不可测。“太恐怖了。”他说道。
苏联境内大约有16个确定的大型生物武器设施（如果把小的计算在内，则有52个之多）。核查小组只检查了其中的4个。这些设施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武器生产设施和研发实验室。核查小组在莫斯科以南40英里一个叫做舍普科诺的小镇附近检查了奥博思科内的应用微生物学研究中心，奥博思科内是生物备战研究所下属的一个很大的工厂。奥博思科内有30座建筑物，它至少是迪特里克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十倍大小。奥博思科内的主要建筑叫做“尸体一号”，它有8层高，占地5英亩多。是一个拥有一百五十万平方英尺实验空间的大型实验室，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实验室之一。“尸体一号”周围有三道刮刀式刺网。周边的安全措施包括震动感应器（地面震动感应器）、红外线体温探测器，以及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士兵。在“尸体一号”内部，核查小组还有机会参观一下苏联的热区。
他们发现“尸体一号”的设计很独特，比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热区和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的热区的设计都要复杂和精细。奥博思科内的“尸体一号”具有环形的热区，一个级别位于另一级别的内部。热核处在核心位置，被逐级的同轴防生物危害安全设施包围。所以当走进建筑物中心的时候，会依次经过2级、3级，4级区域。苏联的科学家们有理由为他们的环形设计感到自豪。他们同时也为他们绿色AP-5生物防护服骄傲。试穿过的美国人说这些防护服要比美国的穿着舒服多了。
“尸体一号”内进行的主要研究是耶尔森氏鼠疫杆菌——一种引起鼠疫的细菌。这种细菌在1348年左右暴发的黑死病中使三分之一的欧洲人丧生。
奥博思科内的科研主管是一位名叫尤拉科夫博士的军方将军，他是一名微生物学家，鹰勾面孔，浓密的银色长发飘洒在前额。尤拉科夫看上去没有一点感情，只有当他谈起微生物的能力时，他的声音和他的举动才显得有点激动。
核查小组在“尸体一号”中找到了进行菌株快速突变，以及对暴露在紫外线和放射性射线下的鼠疫菌株进行快速选择的实验区域。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科学家们正在运用突变技术对能够在放射性环境中生存和繁殖的黑死病菌株进行强制性突变选择。奥博思科内黑死病是一种战略性武器。小组成员之后表明，奥博思科内黑死病已经被完全武器化，并融入到了苏联的战略力量和作战计划之中。从两方面来讲它是一种生物武器：首先，非常明显它已经被部署到了可以覆盖全球范围的洲际导弹的弹头上；其次，它具有高度传染性并且无药可医。
核查人员在“尸体一号”的热区发现了40个巨大的发酵容器。这些容器用来培养大量的某些东西，容器大约有20英尺高，被放置在防止生物扩散区，这个事实表明它们是用来培养某些生物武器的。这些容器是所有核查人员见过的最大的生物反应器。哪个合法的医药研究项目需要40个20英尺高、安置在防止生物扩散区并受到严密的军事保护的容器来培养黑死病病菌和其他微生物？其中一个检查员之后说，他认为奥博思科内的一个反应器就可以在海湾战争中向伊拉克提供足够的生物武器。并且苏联还有很多与奥博思科内同等规模的生物武器工厂。
当核查人员到达时，“尸体一号”的生产设备都已经过清洁和消毒。房间内和容器上弥漫着漂白剂和消毒水的味道。所有活性的生物材料，也就是所谓的种子储备和培养基，都已经从核查员可能会检查到的地方转移了出去。核查人员试图用拭子采集一些样本，但是试管里面没有任何生物。
尤拉科夫博士对美国人和英国人反复强调说，奥博思科内进行的医学研究完全是为了和平目的。当核查人员问及，为什么苏联建造一个高度戒备的研究基地，基地占地面积达一百五十万平方英尺，基地内建有40个两层楼高的反应管道，其中大部分地区进行4级防护下的研究，以及为什么生产黑死病病毒时，尤拉科夫博士回答说，黑死病是苏联很严重的问题。
核查人员当时认同了他的说法。
不过他们还提出，苏联每年报告的死于黑死病的人并不多。可见，黑死病并不像尤拉科夫博士说的那么严重。他们还特别指出，一些简单的抗生素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住黑死病。
尤拉科夫博士回答说，像苏联这样的大国，进行这种研究是“研究的需要”。
核查人员接着询问一些有关基因工程的问题。这种研究的需要是不是还包括运用基因工程将黑死病病毒改造为武器？
尤拉科夫博士的回答令人担忧。他暗示他的手下正在研究黑死病菌株，这些菌株具有不可思议的致命危害性——你可能不相信这些菌株的存在。他声称它们只是天然菌株，并且疫苗对这些菌株没有任何免疫作用。核查人员觉得他是在吹嘘他的属下在基因工程方面取得的成就，但也不能确定。尤拉科夫和他的同事们提出可以和美国进行技术转让，这使得核查人员感到十分震惊。由此，美国将有机会了解奥博思科内的发现——只是不知道这个转让的价格是多少。他们还暗示说，美国在生物武器领域已经远远落后于苏联，所以核查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只是一个美国人想窥探苏联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借口，美国希望从而能够追赶上苏联。
事实上，把抗生素基因导入细菌很容易——那只是一个基本技术，没什么神奇的。西方情报部门随后的报告表明，奥博思科内黑死病菌株能够抵抗16种抗生素以及核辐射。如果苏联人的确培养了出了这种菌株的话，那么他们是怎样培养的——这些都不为人知。他们是运用基因工程还是运用传统的不断尝试的方法培养的这些菌株？不管怎样，美国已经向苏联政府发出声明，要求苏联政府作出解释，苏联是否真的将对很多种抗生素具有抵抗作用的黑死病菌株用于武器生产。苏联科学家和政治领袖直到今天也没有对该问题作出合理的回答。他们只是进行了含糊其辞的否认。
“奥博思科内黑死病菌株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马克说，“它基本上无药可救，并且在人群种传播的速度极快。如果有人在巴黎市散布1英磅的奥博思科内黑死病菌株,巴黎周围的人都别想逃生。我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苏联政府似乎对这种军用菌株已经失去了控制。”
核查小组飞往西伯利亚西部的新西伯利亚市。在该市东部20英里的一片白桦林和落叶松林中，坐落着新西伯利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其内部约有30座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内有许多苏联设计风格的环形热区。这里的研究的核心是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来自南美洲的一种大脑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克里米亚半岛－刚果的出血热病毒、虱类传播的脑炎（另一种大脑病毒），以及马丘波病毒（玻利维亚出血热病毒）。
调查小组获悉新西伯利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拥有数台培养天花病毒的生物反应器。从反应器的规模可知，苏联军方的天花病毒生产能力达到每年数吨。
马克当时感到十分震惊。“那是我一生中感觉最糟糕的时刻，”他对马萨乔说，“我一直想着那些印度和非洲的医生，他们一点点地同天花病毒作斗争。但同时，生物备战研究所这个怪物却在成吨地生产天花病毒。”
随后的核查发现新西伯利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并不是苏联惟一进行天花病毒武器生产的研究所。另外两个地方也有进行同样工作的工厂。一个是位于莫斯科附近一座叫做札格尔斯克（现名叫坡萨德）的城市内，另一个位于波格罗夫市内。
马克说:“你是不是听说过苏联已经把所有的天花病毒都放在一个冷库里了？这种说法纯粹是胡说。苏联国防部把留存的天花病毒分别保存在多个地方的军用冷藏库中。苏联军事人员是不会放弃他们的天花病毒的，绝对不会。天花是一种战略武器。尤其是在天然病毒已经从人群中消失以后，它们更显得弥足珍贵。”地球上的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对天花的免疫力。所以它们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破坏性。一个感染者可以很轻易地感染20多个人，所以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的小规模爆发会很快导致大面积的人群感染。“我们都认为我们有免疫力，不会被感染，因为我们在儿童时期都注射了天花疫苗，”马克说道，“不幸的是——天花疫苗在注射10到20年后就会失去作用，除了军人之外，公众最后的一次疫苗注射是在20年前。军人现在仍然接受天花疫苗注射。”
全世界现有的天花疫苗仅够给50万人注射——也就是说每一万人中只有一人有机会接种天花疫苗。如果天花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天花疫苗将会比钻石还要珍贵。另外可以通过基因工程使天花病毒对现有的疫苗具有抵抗性，从而使现有的疫苗无任何防疫作用。
在新西伯利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向核查人员承认，他们正在“改造天花病毒的DNA”。这句话震惊了核查人员。所有的核查人员都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他们不清楚“改造天花病毒的DNA”的具体意思是什么，所以他们要求研究人员解释清楚。
他们的回答很含糊。核查人员面对面站在苏联科学家面前。你们对天花病毒做了什么？他们问道，语气很生硬。但是苏联科学家们没有回答。气氛在陡然间变得非常紧张，其间蕴涵了国家安全利益的较量，但是随后双方只好不了了之。装载了生物病毒的洲际导弹的影子在核查人员的脑海中忽隐忽现。核查人员想知道：你们是不是用装有天花病毒的导弹瞄准了我们国家？是什么类型的天花病毒？双方都明白核查人员正在窥探现代军事生物科技的黑暗面。
核查人员没有得到任何答案。苏联生物学家的回答也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他们说他们只是在克隆天花病毒，并不是对天花病毒本身进行改造。西方涉及到天花病毒的基因实验只是对牛痘病毒进行克隆，因为牛痘病毒对人体并没有危害（它们只是用来制造天花疫苗）。对天花病毒的克隆只是对其进行重组。苏联科学家坚持说它们只是进行“克隆天花病毒”，但随后他们基本上承认他们确实用天花病毒做了秘密实验。至于他们是否研制了全新的天花菌株，或是否对天花病毒进行了部分改造。苏联人没有透露。他们有没有从天花中提取一些基因导入到其他的病毒或细菌体内进行研究？他们有没有研制出抗疫苗天花病毒？这些都很难说。
苏联生物学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录了下来。这些话被俄语专家们反复翻译和再翻译。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对这些话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如马克所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对天花病毒做了什么手脚。”
不应该忘记的事实是这些人都是军事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是为军事服务。他们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可能已经成功研制出了转基因天花病毒。参与了核查人员同苏联军事生物学家见面会的一名核查人员说道，他确信他们已经把一些大脑病毒引入了天花病毒内部，制造出了大脑天花病毒——一种袭击人类大脑的天花病毒。
核查小组从苏联返回之后，中央情报局、英国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局都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核查人员亲眼目睹的事实同民间科学研究机构的信仰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高级科学家，尤其是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科学家，开始接受提高了对生物武器的认识，并在听取情报部门的情况汇报，并不只是苏联的生物武器项目，还有其他国家的。所有听取情报汇报的人都是震惊的离去。“他们的眼睛如同杯碟。”听了几次汇报的一名美国科学家如是说。生物学家发现在他们的领域中居然出现了一个甚至多个曼哈顿计划，在此之前他们不知道，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尤其使其中一些人难过的是，他们领域内的一些杰出科学家曾经和现在都在致力于制造生物武器，而且这些武器的杀伤能力在某些方面比氢弹的威力更强大。
哈佛大学的马修?麦赛尔森仍然坚持认为生物武器条约的执行情况良好。很多年来，他的发言在生物武器的讨论中很有权威，他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他曾在权威杂志上发表文章支持197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生的炭疽热事件是由于居民食用腐坏肉类引起的观点。并且他还在文章中提供了详细的科学研究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于支持他的观点的俄罗斯科学家。生物武器公约的制定者们成了公约的保卫者，而公约的成功执行成为了他们的赌注，这也使得他们本人不能明察生物武器研究的事实真相。
俄罗斯新闻记者开始调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故。1991年，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辑——彼得?康拜尔去了3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由于克格勃的跟踪和干扰，他的每次旅程都冒着一定程度的个人危险。他追踪采访了当地将近一半的受害者。他拜访了受害者的家人，他们给他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事情；他找到治疗受害者的医生；他发掘出医疗证据；他指出大多数的受害者在军事基地附近居住或工作。麦赛尔森曾经写过，炭疽热来自“位于阿拉密尔的一个肉类加工厂”。康拜尔前往阿拉密尔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在那里并没有找到肉类加工厂，仅有一个风景如画的乡村。他之后向这位哈佛教授说明了不存在肉类加工厂的事实。他相当平淡地进行了这样的报道“看样子麦赛尔森当时非常吃惊。”
麦赛尔森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报告表明，他发表的关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的文章中的科学数据不仅是错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他的俄罗斯同事凭空捏造的。麦赛尔森不仅是受害者，也是误导、甚至欺诈性科学信息的传播者。他获准同妻子珍妮?桂乐明和一组合作者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实地考查，随后证明当年炭疽热的爆发的确是由军工厂释放的可在空气传播的炭疽热病毒引起的。他后来终于在1994年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新发现。但是，在文章中他并没有向彼得?康拜尔致谢。
他和他的合作者认为，仅有少量的炭疽热病毒被释放到了空气中，并不是很多——极小一撮，量少到夹在食指和拇指之间可能都看不到。一些专家对如此少量的炭疽热病毒可以杀死那么多人的说法持有争议。现在看来更符合逻辑、更被人们所接受的说法是病毒的量一定不只一小撮。但没有人真正知道。这起事故涉及到用作武器的炭疽热病毒的生产，据说是由于过滤器从粉碎机中脱离造成的。世人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
重要的事情是马修?麦赛尔森的观点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少量的生物武器和大量腐坏肉类的性质完全不同。另一个转变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它来自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讲话。鲍里斯?叶利钦向世界宣称，俄罗斯从前苏联继承了一个生物武器研制项目。此消息随后从俄罗斯生物武器研制小组高层的两个叛逃者那里得到了证实和详细阐述。俄罗斯负责该项目的高层官员近日列出了现代俄罗斯军事力量在战争中可能用到的生物病毒。它们包括：天花病毒、黑死病病毒以及炭疽菌。它们中的一些可能是通过基因工程制造的。
马萨乔和马克沉默了一会儿，马萨乔陷入了眼镜蛇案件的沉思中。
“这个癌细胞已经转移，”马克说道，“现在很多国家都在进行生物武器研究。叙利亚拥有顶尖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而且叙利亚也是公认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方面你比我知道的多，马萨乔。如果叙利亚有这样的研究项目，你可以想象到以色列是否有类似的机密的生物研究项目，以色列的科学家是世界一流的。伊朗在生物武器方面很有研究，他们通晓分子生物学，并且正在试射巡航导弹。想想这一切，想想转基因生物武器扩散的态势。中国在新疆地区的沙漠中拥有大量的生物武器研究设备，但我们很难知道他们的研究内容，因为我们的卫星系统无法监测生物武器研究，我们看不到建筑物内部，即使可以，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容器中培养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中国在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工作做得很出色。还不止这些。其他很多国家也正在研究生物武器。虽然他们的研究工作进行的没有那么出色，但是在那些国家有一些很聪明的笨蛋，这些地区迟早会发生一场严重的生物事故。发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事故和这些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这些事故将会是世界范围的，不会只局限于一两个城市。”
马克继续说，他有时候甚至怀疑已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海湾战争综合症，”他说，“肯定是由长时间暴露在化学武器的环境中引起的。但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是由某种生物武器引起的可能性。或许在战争初期，伊拉克人部署了一些试验性生物毒剂，但是我们却没有注意到。一架喷气式飞机在空中飞翔——我们没有识别出那可能就是正在进行喷洒毒剂的飞机。这意味着海湾战争综合症可能具有传染性。我现在只是怀疑，但不敢肯定。现在再看看艾滋病病毒。虽然有很多证据表明艾滋病毒病来自中非雨林中的一种天然病毒，但事实上艾滋病病毒的起源大家并不知道。我们不能排除艾滋病病毒是一种武器的可能。艾滋病病毒会不会是从某个武器研制实验室内泄漏出来的？我不这样认为，但我仍然怀疑。”
“眼镜蛇病毒是不是和它一样？它会不会是从哪里泄漏出来的，马克？”
“我怀疑是。我猜可能是谁把它从实验室里偷了出来。”
“苏联怎么样了？那儿现在正在发生什么？”
“那儿发生的事情很敏感，形势很严峻，非常敏感。”
“那当然。”马萨乔说道。
“在新西伯利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有一个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编号的建筑物，”马克说道，“我们称它为‘尸体零号’，并且我们要求进入其内部参观。”
苏联负责人经过一番犹豫后最终同意让核查人员进入“尸体零号”进行简单的参观。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美国或其他地方的核查人员获准进入过“尸体零号”。对“尸体零号”的一切了解都基于1991年的一个简单的访问。
“尸体零号”坐落于新西伯利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一角。它是一座用砖块砌成的高大建筑，上面留有很小的窗户，建筑物的外表看上去很像立方体。
“我们不知道‘尸体零号’内部正在干什么。卫星图像显示不出来任何信息。”马克说道。
研究所内部的所有工作人员在核查人员进行核查的时候都已被遣散回家。因此当核查人员在负责人的陪同下进入建筑物时，“尸体零号”里没有人。没有什么可看的。看上去建筑物里面只有办公室和普通的生物实验室。一个核查人员在一张实验台旁边发现一张用大头针别在上面的纸。纸上用英语写着“老鹰是抓不到苍蝇的”。这似乎是对核查人员的嘲讽。
当核查人员正在参观一些办公室的时候，马克告诉大家他要去洗手间。当他从洗手间出来以后，他发现小组成员随同负责人正穿过一个走廊，准备拐弯。他感到机会来了，于是就立刻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马克就这样摆脱了苏联陪同人员的监视。
在向马萨乔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马克仿佛又回到了当初。记忆冲开了薄雾，头脑中的印象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他发现“尸体零号”里的走廊是环形的。所有的走廊都环绕着建筑物的中心，但都没有前往中心的通道。“尸体零号”的中心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建筑物中心一定有一个热区。
怎样才能达到中心呢？他在走廊的内墙上发现了一个没有标志的铁门。门上没有生物危害的标识。马克把门打开后发现自己站在一条通向建筑物内部的走廊上。光线很暗，于是他就打开了手电筒。
这是一条空荡荡的走廊。他一直朝前走，打开走廊尽头的一扇门。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开阔的内部空间。他已经到达了“尸体零号”的中心，那里一片漆黑。他打开了手电筒。他站在一间类似于飞机棚的房间里，房间有几层楼高。在房间中心放置着一个巨大的钢制立方体。他用手电筒照着立方体观察，发现立方体的许多地方伸出了许多探测器和管子——它们显然是传感设备和监视设备。它们用来监视立方体中发生的事情。
他绕着这个巨型钢制立方体走了一圈，脚步声回响在混凝土地板上。他发现了一个控制室。里面有计算机控制台以及各种各样的仪表和控制器。工作人员已经离开，屋子内空荡荡的，计算机也关了。
马克转过身子面对着巨型立方体，这时他看见了楼梯。楼梯从侧面通往立方体中部的一扇门。门上有一个圆形的把手，就像是潜水艇上的压力门。他用手电筒在门上照了一遍，在门上看到了一个标识，是一个表明生物危害的醒目的红花标记。
门上的小花召唤着马克，就好像是自己的命运向他招手一样。去它的，我会屏住呼吸，他对自己说。当他到达楼梯最高处的楼梯平台时，他旋转门把手，他深吸一口气，把门拉开，用手电筒朝里面照着。
他开始沿着楼梯向下面的房间走去。他知道下面那个房间的用处。那是一个爆炸实验室。是用来测试小型生物武器在空中的爆炸。这间实验室模仿了因使用生物武器而变热后的战场环境。
他听到了一声呜咽声。
“嗨！”他打招呼。
但是没有人回答。
他走到爆炸实验室的底部后看到一条水平向前的通道。他向里面望去，并用手电筒四处照射。他发现了装有试验动物的笼子。一只雌猴蹲蜷缩在其中一个笼子里。他看出那是一只恒河猴。它向他伸出了手，但很快又把手收回。
“对不起，亲爱的，”他说道，“我没有给你带食物。”
他用手电筒照着猴子观察。和其他的雌性灵长类动物一样，它也有哺育后代的Rx房。他发现它的乳头正在滴血。身上布满了大量的深红色的血疱，其中半数的血疱隐藏在皮毛下面。这些血疱在手电筒的灯光照射下泛着石榴红色。他看到动物的笼子下面有几摊血。她的xx道正在出血。很显然它是用来模拟生物战场中的女性的。
它发出一声恐慌的尖叫，看样子它身体非常虚弱。牙齿上沾满了血迹。
他并没有屏住呼吸。此时他转过身，沿着楼梯走了回去。他刚才闯入的是研究所的爆炸实验室，苏联科学家在这里试验导弹弹头专用的冷冻干燥的埃博拉病毒，弹头专用的天花病毒同样也在这里进行试验。
马克进入“尸体零号”的埃博拉病毒实验室三天后开始发烧，之后就病倒了。他马上被送到了研究所内的生物防治医院。医院里有很多张病床，病房的门是空气闸门。这里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们都穿着防护服。
“我感染上了空气中的埃博拉病。”马克说道。
“那你为什么没有死？”马萨乔问他。
“虽然是生物武器，但还是会有一些幸存者。或许苏联的治疗对我很有效。我们至今也仍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马克在医院里呆了四个星期。医疗人员对他受到病毒感染感到很尴尬，心中充满了歉意，因此他们竭尽全力地照顾他。
“得了那种病感觉怎么样？”马萨乔问道。
“我所能记得的只有，当那些身穿防护服的人帮我翻身时，我是怎么咒骂他们的了。”
“有一件事情我必须问你，马克博士。我们国家有没有秘密的生物武器研制项目？”
马克盯着他：“我的天——你应该知道的，马萨乔。”
“哦，我不知道。中央情报局并不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的。”
“对于你的问题有两个答案，”马克说，“第一，我个人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军方拥有秘密生物武器研制项目。第二，只要我们想要，我们随时都可以拥有。我们的生物技术是世界一流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马萨乔问道。
“那将很快被泄漏出去。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泄密最快的政府，公众知道后会反对这种研究项目。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样吧。”
1991年，在第一次对新西伯利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生物武器进行核查时，研究所内的工作人员数目达到4千。到1997年，俄罗斯遭遇经济危机时，这个数目下降到了2千人左右。研究所内的2千名科学家以及工作人员已经离开了那里。其中的一些去向不明，甚至俄罗斯政府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还有一些离开了俄罗斯，一些在其他国家从事生物武器研制项目，可能在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也可能在其他亚洲国家。他们带走了那些菌株，以及他们现在身在何方都是困扰情报机构的问题。
分裂之后的生物备战研究所在千方百计地赚钱，只是为了能使其内部科学家和其他工作人员不失业。俄罗斯政府不希望她的生物科学家们离开俄罗斯，担心他们会把知识和病毒菌株带到俄罗斯的敌国。在俄罗斯，你现在可以买到生物备战研究所生产的面霜。也可以买到生物备战研究所制造的伏特加酒，这种酒被人们称为“来自西伯利亚的阳光”。生物备战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对美国人说这些都是在以前的炭疽菌容器中生产的，他们看上去不像在开玩笑。这些伏特加酒应该是安全的，因为如果生物备战研究所擅长什么的话，它一定是擅长对生物反应器消毒。生物备战研究所现在是一个联合股份制企业。你可以在莫斯科证券交易所购买到它的股票。
俄罗斯国防部一直负责国家的生物武器研究工作，它也负责武器的储备和部署。国防部为生物备战研究所的研究提供经费资助，然后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弹头。任何有学识的专家都很难相信俄罗斯会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的研制计划。规模可能比以前小了，但研究一定仍在某些秘密的地方继续进行，隐藏的比以前更加隐蔽。防御对于目前的俄罗斯至关重要。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简单化和低成本化的发展，病毒生产设备变得更加袖珍和便携，生物武器研制项目可以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继续发展。这只苍蝇变得更小、更快、更难抓。
在最近几次对新西伯利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访问中，美国科学家注意到“尸体零号”的窗口在下午3点就露出了灯光。在西伯利亚的秋冬季节，此时天空已经开始变暗。新西伯利亚市其他地方的灯都还没有亮，但这座没有名字的建筑物里每层的灯都亮着。俄罗斯的负责人对美国参观者说“只有三对夫妻在那儿工作，他们在研究天花疫苗”。“尸体零号”里面的工作人员数显然远比他们所说的要多。工作人员在“尸体零号”内的埃博拉——天花气溶胶实验室里做什么试验，人们不得而知。谁为“尸体零号”内的研究提供经费，他们正在进行什么研究，人们也不得而知。
“生物备战研究所是一个矮胖子，”马克对马萨乔说道，“它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垮台并分裂为几个不同发展方向的部分。现在看到的生物备战研究所就是生产面霜和伏特加酒的那部分。另一部分合并入俄罗斯军事机构。肯定还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部分在外面漂泊。这部分是非常危险的。或许生物备战研究所已经延伸出了一个邪恶的产物。或许这个产物已经跟俄罗斯没有任何联系了。”
“所以你认为是这个邪恶的产物制造了眼镜蛇病毒？”马萨乔满腹置疑地问道，“你认为是俄罗斯人干的？”
马克笑道：“不一定是。眼镜蛇病毒如此漂亮，如此新颖，一定是美国研制的，马萨乔，一定是。看见病毒就如同看见宇宙飞船。但是里面的天花病毒基因却很老，很旧，似乎有点苏联的风格。威尔仍在坚持认为通过研究眼镜蛇病毒找到它的制造者。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眼镜蛇病毒有两个生产者。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苏联的。他们共同参与了制造的过程，这其中涉及到了钱，一定是。眼镜蛇病毒肯定是来自某个邪恶产物。我认为那个邪恶产物是一个在纽约市附近经营的美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