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这不是演习
我们有能力塑造自己的文明，为了建设我们的社会，我们需要把自己的热情和勤劳投入到所追求的事业中。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仅仅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他们是在寻找一个新世界。所以我今天来到你们的校园，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可以把前人们的梦想变成现实。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这样当未来我们回顾走过的历程时便可以说：就是从那时起，经过了一段漫长和辛勤的劳作，人们的才智得到开发，生活变得日益丰富。
——林登B〃约翰逊，1964
这里的大多数政治家并不清楚服务器和服务生的区别。这正是韩国的孩子们比南布朗克斯（纽约地名）的孩子们有更多上网机会的原因。
——安德鲁〃兰塞杰，2005年参与竞选纽约市公众代言人，他试图推行一项致力于升级纽约市IT设施的计划（他没有当选）。
作为一个在冷战时代长大的人，我总是记得驾车沿着高速公路行驶时，收音机里的音乐时常会突然停止，继而播音员用一个冷酷声音说：“这是紧急状态广播系统的测试演习”，接着是30秒的高音警报器声。幸运的是，在冷战期间，我们从没有从播音员口中听到“这不是演习”。然而，我在这里却要说——这不是演习。
世界在趋向平坦的过程中给美国带来的机会和挑战是复杂的。因此，我们以前处理事物的方法和手段不再够用也不再有效。如果固步自封，那我们就不能总保持创新，作并占到先机。身为对冲基金经理的美籍印度人迪尼克。辛格说：“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富有的国家来说，在提高国家竞争力方面花费如此之少的经历让人感到十分惊讶。
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中，有上亿的人汇聚在一起，而我们应当好好地思考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过去正确的东西到现在碰巧依然正确，那该多好呀。然而，现在却有很多事情需要你用与过去不同的方式去做.你需要对此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如果说美国历史上有那段时间与现在的情形相像的话，那便是1957年左右，当时是冷战搞得最激烈的时候，那时，苏联率先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在与美国的空间竞赛中一马当先。当然，那个时期与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那些忙于修砌各种”柏林墙“的人，而今天美国面临的挑战则是所有的墙都被推倒，很多人可以在世界舞台上与我们更加直接地竞争的事实；那个年代，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推行共产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朝鲜，现在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则是来自于推行极端市场化的国家——中国、印度和韩国；那个时代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现在这个时代的主要目标则是使每个个体都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我们需要拿出像当年开垦新边疆和建造伟大社会史的干劲来应对当前的挑战。
我们需要我们的总统能够号召全民在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学领域努力学习，拓展知识，从而占领世界在平坦化过程中开辟出来的新的制高点。我们还需要一个伟大的社会，我们的政府要通过修建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制和各种制度以帮助每个美国人在工作非终身制的年代有竞争力。我呼唤我想象中的这个世界的到来。
调动美国人团结起来建设这样一个社会显然非常困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外交政策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说：“国家面临的危险比个体面临的危险更容易被传达。”搞经济不像战争，经济总是可以取得双赢，但是有时候，我却希望经济更像一场战争。在冷战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苏联在红场上炫耀他们的导弹。
所有的美国人，从大陆的东端到西端，都受到了惊吓。我们的政客们不得不认真地、集中精力地规划我们的资源和教育，从而确保美国在同苏联的竞赛中不落后。
可是今天，没有来自印度洲际导弹的威胁。昔日经印度连接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热线已经被一条服务线路所取代。过去，当热线另一端的列昂尼德。博列日涅夫在威胁一场核战争，现在，热线的另一端却是一个柔和的声音，期望帮助你调出你在美国在线的账单或者与你在一个新软件上取得合作。这种声音没有赫鲁晓夫把一只鞋重重地砸在联合国的桌子上那样具有威胁性，也不像鲍里斯或娜塔莎用一口浓重的俄国腔说我要埋了你。这种声音像一支欢快的印度歌曲，让你感觉不到任何威胁和挑战。你听到的仅仅是：“你好，我是拉吉夫，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不，拉吉夫，你帮不了我。
对于如何应对来自平坦世界的挑战，我们没有服务热线可以呼叫。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论述的，我们已经拥有应对这个挑战的工具，但也如同我在第五章中所指出的，我们还没有使用这些工具。真正的危机到来之前现实总是显得异常平静。今天，那种认为既然美国已经主导世界经济超过百年，因而其主导作用还将延续下去的想法是一种危险的妄想。这种妄想与20世纪50年代时那种认为美国的科技将永远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的妄想如出一辙。然而，应对挑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使我们的社会跟上世界平坦化的速度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我们将不得不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做大量的事。如同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5月25日在国会所作的著名演讲《国家面临的当务之急》中要求的，我们需要万众一心。当时，苏联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和首次把宇航员加加林送入太空给美国带来巨大震撼。加加林升空后的第13天，肯尼迪总统作了演讲，他认识到，虽然美国有比苏联多得多的大量的人力资源和制度保障，但是它们没有被充分的利用。
“我相信我们拥有所有的必要资源和才能，”肯尼迪说，“而事实是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的资源作出合理的必要的规划。我们也没有按照紧迫的时间表确定长远目标或充分利用资源与时间。”在他提出10年内要将人类送上月球的计划后，肯尼迪补充道：“我要求国会和全体国民坚决地投入到这一计划与行动中去，而上述计划与行动会持续多年并会付出巨大的投入。这个决定要求全体国民投入到自然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研究、培养和建设中，并且很有可能要求人们把精力从他们目前正在从事的其他方面的重要活动中转移出来。这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奉献、组织动员和纪律，而这正是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所缺乏的。”
为了达到设想的目标，肯尼迪立下了誓言，而这个誓言即使放在今天依然符合现实：“所以我将向国会提出一项新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计划，用来培训和再培训上千万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因为技术进步而被置于长期失业境地的工人。
通过为期4年的新的职业技术培训，我们要用工业自动化所要求的新技术来替代工人们目前所掌握得已经被淘汰的旧技术。“
现在我们也应该像肯尼迪那样未雨绸缪。我们要知道哪些需要保持，哪些应该丢弃，哪些需要改造，哪些需要吸收，在哪个领域我们要加倍努力，在哪个领域我们要集中精力，这正是我在这一章所要论述的。尽管这是一种直觉，但世界平坦化的趋势一定会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产生巨大的裂变作用。意志不坚定会导致更快速度的落后。发达国家会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更为激烈的挑战。由于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稳定，而平坦世界中的经济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不免会对此有些担心。
总之，你会看到这种裂变会进行得更快和更激烈。回想微软试图盘算着如何对付全球范围内免费编写软件的人，我们现在进入了对类固醇创造性破坏的时代。
即使你的国家已经有了对付平坦世界的通盘战略，它还是会在新的方面形成挑战。
而如果你根本就没有事先制定任何战略，那么你不得不接受警告：这不是演习。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关心我的国家。我们如何使我们的利益和机会最大化，并对在世界平坦化过程中遇到困难的人提供保护？有些人的建议趋于保守，有些人崇尚放任自由。我提供的解决之道是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是我下的定义，其含义是在一个平坦的世界里应渐进而行。我在开始就假设，除了某些地缘政治的冲突外，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平坦，黎明将和黄昏衔接。在这样一个平坦的世界里，政府和政治家的工作将比以往更加重要。其职责是迎接全球化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建立一个更公正、更富同情心、更平等的社会，我们既不是要强化原有的福利国家，也不是要废弃它，仅由市场来决定我们需要重塑它，进而赋予每个美国人前景、教育、技能和安全网，这些都是他们在平坦的世界里和其他人竞争所需要的。这就是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的含义，它应该围绕以下五个方面构建：领导、肌肉的构建、好脂肪—缓冲机制、社会行动主义和抚养。
领导美国政客的工作，无论是从当地、州或国家的角度来讲，都应该是教育人民并向他们解释，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如果想过上好的生活，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可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政客们根本没听说过什么平坦的世界。正如风险投资家约翰。多尔曾经跟我说的：“当你和中国的领导人谈话，他们的领悟速度相当快，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全部是工程师出身。而美国政客就做不到，他们全是律师起家。”
比尔。盖茨也补充说：“中国人愿意承担艰苦的劳动，愿意接受教育。当你会见中国的官员们时，你会发现他们全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你可以和他们进行数字化讨论，而不必听他们说什么‘如何给他的政治对手以颜色’，你面对的是一个聪明的官僚机构。”
当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5年4月首次访问印度时，他并没有像其他外国领导人那样飞往新德里。他径直从北京飞往班加罗尔，作了一次技术之旅，然后才前往新德里。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或副总统曾访问过班加罗尔。我并不是说要求所有的美国政客们都去读工程学位，但是如果他们对导致世界平坦化的各种力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能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国民进而激起反响，这无疑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然而，事与愿违，现在太多的美国政客们看上去在做完全相反的事情。他们在努力地使自己的国民变的愚蠢，他们怂恿人民相信：现在的工作是铁饭碗，并且通过保护可以免予来自国外的竞争，或者由于美国一直以来支配着世界经济，其必将继续支配下去。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逐渐产生的教育缺口，如果人们缺乏进取的野心，如果人们不知道危机来临之前局势会异常的平静，那么就很难让美国人制定应对世界平坦化的国家战略。
最好的例子就是，国会通过的2005年财政预算中，竟然把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投入额削减了1亿美元。
我们需要能够向人们揭示真相和鼓舞人们应对挑战的政治家。而当前最需要向人们解释的正如卢。格斯特纳在1993年接管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董事会主席时向公司所有员工们所说的。当时，由于没有及时调整并继续投资于其所开发的商用计算机市场，IBM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IBM在商用计算机领域，垄断了帮助客户解决技术问题的特权，于是逐渐变的高傲自大。IBM停止听取客户们的意见，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当IBM停止听取客户意见时，它便停止了创造价值，而创造价值是支撑其商业经营的关键力量。一个当时在IBM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在公司工作的第一年，当他在处理国内业务时，他的上级向他夸耀说，IBM是个巨无霸，即使员工资质一般，公司也可以做出卓越的业绩。但是，随着世界变得平坦，IBM变得越来越自负，其各级机构里充斥的平庸的员工难以保证公司继续繁荣下去。
然而，当一个公司在其所在领域处于“王冠”的位置时，很难劝说它去自省，并让它相信，现状不会永恒——摆在它面前有两条路：收起荣耀继续创造新的历史或成为历史。格斯特纳决定自省。他说，IBM是丑陋的，紧紧围绕设计和销售制定的战略是没有意义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应客户所需，想客户所想。不用说，这段话对所有IBM员工来说如同晴天霹雳。
“一个企业的转变来自于他的危机感，”格斯特纳在2002年12月与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们谈话时说道，“任何机构都不愿意做根本性的转变，除非它意识到它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只有革新才能生存。21世纪初美国的状况与当时IBM的状况十分相似。
当卢。格斯特纳接管IBM时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终身适于雇佣的概念替代人们的铁饭碗思想。我的朋友亚利克斯。阿塔尔，一个法国出生的软件工程师，当时正在IBM工作。他这样描述公司的转变：“以前，你一旦被IBM雇佣，就可以一劳永逸，不必再担心饭碗问题，而现在，你必须时刻向公司证明你的能力适合这个岗位，否则你只好走人。公司提供给你的只是一个框架，你必须自己去适应它、完善它。那时是20世纪90年代，我当时是IBM在法国的总销售负责人，我告诉我的员工，在过去，终身就业只是公司的责任，个人坐等现成。可是随着我们提出适于雇佣的概念，这就变成了公司与个人双方的责任。公司会为你提供机会学习知识，提高自己，你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你必须掌握各种技能，因为还有很多人在同你竞争。”
当格斯特纳开始推行新理念时，他不停地强调个人能力。亚利克斯。阿塔尔说：“他认识到，一个非凡的公司只能通过一群非凡的人才可以建立起来。”
像IBM一样，美国也是如此。平庸的美国人必须变成有特殊才能的美国人或多面手的美国人。政府和公司的工作不是向人们保证给他们提供铁饭碗——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以前那种社会契约随着平坦世界的到来已经被抛弃。现在政府能够并且必须向人们保证的是它可以给人们提供机会，从而使每个人变得更加有能力，并达到被雇佣的要求。我们不想让美国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IBM：在达到了顶峰的同时，逐渐变的傲慢、怯懦和平庸。美国应该效法IBM的变革。
政治家们不仅需要向人们解释什么是平坦的世界，还要鼓励他们接受来自平坦世界的挑战。这对政治家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的，我们必须承认人们会害怕，但领导人可以培养他们的想象力。政治家可以使我们感到恐惧，使我们无所适从，然而政治家也可以鼓舞我们，使我们干劲十足。
的确，让人们对平坦的世界充满热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花费一些想象力。
肯尼迪总统意识到，与苏联的竞赛并非空间竞赛，而是科学竞赛，本质上是教育竞赛。
因此，尽管他调动起全美国人民的积极性投入到冷战中去，然而实际实行的政策却是大量增加对自然与工程科学的投入以实现人类登月的目标，而不是向莫斯科发射导弹。
如果布什总统能从这段历史遗产中得到一点启示的话，那么只能是要调动全民族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实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登月”梦想：寻找新型替代能源，从而使美国在未来10年内免予能源危机的困扰。如果布什总统能够把开发新型能源作为他的“登月”计划，那么随着油价的跌落，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会逐渐枯竭；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将不得不开始改革的进程——这在油价处于每桶50美元时是不可能的；同时美元的实力也在增强；由于新能源使污染排放降低，缓解全球气候变暖进程，布什总统终于可以改变自己在欧洲国家面前的形象。通过这一方式，布什总统可以鼓舞青年人投身于反恐战争和未来国家建设，而青年人为这些事业献身的结果是，他们成长为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
“这已不仅仅是双赢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说，“所有的参与者都是赢家。”
我很吃惊地发现，这么些年来，那些针对我在报纸专栏里所写的文章的正面反馈竟然主要来自年轻人，并且他们感兴趣的正是我的关于催促总统带领国家实现新时期“登月”计划的思想。调动全国的能源和技术生产21世纪的新型能源，这一举动可以使布什总统的历史功勋与访华的尼克松和提出登月计划的肯尼迪相媲美。然而不幸的是，现实看上去，让布什总统采纳这个建议比登天还难。
肌肉的构建既然就业终身制是一种平坦的世界难以支撑的多余的脂肪，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应该设法让政府和企业集中精力于如何增强每个人的终身就业能力。
就业终身制意味着社会肌体上长着过多的赘肉，而适于雇佣的理念则使用肌肉替换那些赘肉。我们应该在政府与个人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设法推广这种先进的社会契约。在这个契约中，政府和企业不保证一个人的终身就业，但保证给你提供机会和工具，让你有被雇佣的可能。平坦的世界的精神内涵是每一个劳动者将逐渐对自己的饭碗、风险和经济安全负责，而政府和企业只是帮助人们形成这种能力。
工人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机会和收益。为什么是这两个？因为这是使一个工人在竞争中善于灵活调整的最重要的本钱。如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劳伦斯所说，美国经济制度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就是其劳动力和相关法律的灵活性。在平坦的世界中，随着工作机会和创造和消失的速度加快，这种优势将变得更加明显。
劳伦斯说，对一个社会来说，尽可能地使人们享有更多的终身学习的机会和收益，使劳动力更具有流动性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社会不能让它的成员仅仅因为害怕失去退休金和医疗保障而不得不永远地在一个公司里混日子。当劳动者能够更容易地得到医疗保障、养老金和终身学习机会时，他们就会越来越愿意并能够进入新的行业和新的工作，从垂死挣扎的企业流动到欣欣向荣的企业。
建立管理退休金、健康保障、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合法机构将帮助人们提高这种流动性。今天，除了社会保障，几乎50%的美国人没有退休金计划。有些人较为幸运地拥有退休金计划，但该计划又不能跟着工作走。因此现在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通用的退休金项目，并将原来16种不同的税赋合二为一。
该项目由进步党政策研究所提出。你在第一次工作的公司就开始建立一个账户，该计划鼓励工人或雇主把支付的现金、奖金、分红或库存打入账户。不论账户里的资产采用什么样的组合形式，这项资产是免税的。改换工作时，工人不必提现，只需把这个帐户带到新公司。
今天，一些关于流动性的条款虽然存在，但是过于烦琐，以至于大多数工人没有从中得到好处。
这种通用的退休金计划将使人员流动变得简单、方便，不再对人员流动构成障碍。
当然，每一位雇主仍然可以向他的工人们提供本公司特有的福利计划作为对员工的激励。但一旦工人跳槽，这份额外的福利计划会自动汇入通用退休金计划。
退休金计划会在新的工作单位继续开始，基于该计划的各种福利会顺畅地衔接。
进步党政策研究所主任威尔。马歇尔提出，除了这个退休金计划，还应该通过立法使工人更容易得到本公司股票的认股权。这种立法会给予那些发给工人认股权的公司以税收优惠，并对没有这样做的公司征收更高的税。使工人具有流动性，部分取决于让更多的工人成为金融资产的主人而不仅仅是自己劳动力的主人。
“在平坦的世界里，我们希望看到公众是资金拥有者，不仅参加劳动市场的竞争，还要融入资本市场的运行，”马歇尔说，“我们必须全都成为有产者，而不仅仅是挣工资的人，政策制定必须以此为目标——当人们进入21世纪后，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资产，就像20世纪的家庭所有制那样。”
为什么？马歇尔说，因为越来越多的著作都指出：“拥有私人资产的人可以更好地参与民主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分享该体系给参与者带来的好处，并促进相关政策合理化”，这是继家庭所有制之后又一个巩固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
它可以使民主资本主义更加生机勃勃，因为变成所有者的工人更具有生产力。而且，在平坦的世界里，每个工人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如果人们拥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积累财富，他们就会更加独立。我们应该给每个工人吃下定心丸，让他们像富豪一样方便地得到认股权。保守派们过去总是把精力集中于保护已经存在的资本，而现在，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壮大资本所有者的队伍上。
在健康保障方面，我不想讲得太详细，因为这个话题需要另一本书的内容来专门论述。但是，推出一个旨在减轻雇主负担的可流动的健康保障计划是十分必要的。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与许多企业家进行过交谈，他们都说企业在健康保障方面日益增长的支出成本是促使企业把工厂转移到海外的原因。在那些发展中国家，要么员工健康保障方面相对支出的少，要么存在国民健康保障制度。我再一次呼吁执行进步党政策研究所提出的具有流动性的健康保障计划。这个计划将在每个州建立起向国会和联邦雇员现在所采用的那种集体购买方案。这种集体购买方案负责从大保险公司批量购买保险认购权。每一个雇主把这个认购菜单提供给新招聘的员工。工人们可以自己选择高、中、低三档的保险方案，所有人都会被保险体系所覆盖。雇主将支付部分或全部保险费，其余的由员工自己补足。但是雇主本人不必就保险计划与保险公司进行谈判，因为他们个体没有谈判优势。
这一方案将使雇员更具有流动性，他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健康保障变动工作。
这一方案既然在国会议员中运行得十分有效，那么为什么不把它推广向广大公众呢？对于支付不起相关费用的贫困和低收入的工人们，政府将提供一些补贴。但主导思想是建立起一个由政府监督、调节和资助的私营保险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政府制定规则，任何工人都不会被漏掉，而任何雇主也不能逃避责任。这个保障计划靠私人力量来运作，雇主要做的只是让员工在任何地点都能进入到这个体系之中，并帮助他们支付部分或全部费用，雇主本身不必对运作该计划负责。在这一过程中，雇主仍可以向员工提供公司特有的保障方案，员工有权在公司方案与社会通用方案之间进行选择。（详细情况可到ppionline.org去了解。）
尽管这个方案在很多细节方面并非完美无缺，但我认为方案背后的基本理念是正确的：在一个平坦的世界里，像《财富》世界500强这样的企业提供的退休金与保障计划已经不再能够保障工人们的安全，我们需要政府、劳工与企业之间更具合作性的解决方案，使员工更加自立，但又不是放任他们去自谋生计。
在构建终生就业能力的时候，政府还需要扮演另一个重要角色：提升全体美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在第七章里我探讨了适宜于新的中产阶级工作岗位的正确的教育类型。然而人们要想学会如何学习、开发他们的右脑、变得更有适应性并成为一个综合者，他们必须从打基础开始。正确的教育只能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阅读能力、协作、算术和基础科学。如果没有更多的美国人具备扎实的基础，我们就不能构建出一个保证我们生活水平上升的新的中产阶级。
我们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形。每一次，当我们拓展了人类的知识边界，所有的工作都将变得更加复杂，需要更多认识事物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便如此，我们的社会还是在150年以前实现了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而且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提高。这一转变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们是通过强制推行中学教育来开始的。
“每个人都应该至少接受中级教育，”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说：“这就是20世纪初中教育普及运动所倡导的目标。”正如经济历史学家在各种各样的研究中所论述的（参考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登和拉里。卡茨的有关研究），科技和贸易的发展使经济馅饼越来越大，然而更多的份额却从低水平技术工人手中转移到了高水平技术工人的手中，通过推行强制高中教育，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为技术密集型的劳动力，每个人可以从馅饼中分得越来越大的份额。随着历史的发展，这项中学教育普及运动得到了政府法案的支持并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大学教育体系。
“这个思想太伟大了，”罗默说，“现在我们所缺乏的就是像当年我们从19世纪向20世纪转型时，那种政治上的伟大想象力，那种想象力对于我们进入21世纪应对平坦的时机的挑战是十分重要的。”罗默补充说，现在政府需要做的是，在不能保证大学义务教育的情况下，至少对大学1年级和2年级进行补贴。这种补贴对所有的大学都平等对待，不管它是州立的还是社区的甚至技术学校。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大学教育将变得越来越关键，因为技术的普及将使旧的工作岗位消失，新的工作岗位不断涌现，并且其新陈代谢要比100多年前的那次转型中的速度快得多。
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大学教育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可以造就越来越多的能够创造更高价值的技术工人及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它缩小了从事诸如道路养护、家政维修和星巴克服务生等低水平技术工人的队伍，而相应的，由于劳动供给下降，这些低技术水平工人的工资可以保持稳定（在我们控制移民的情况下）。在一些城市的主要市区，管道工的工资达到每小时75美元不是一件稀罕的事，因为在这里，一个好的家政服务人员或厨师是很难找到的。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美国通过培训工人，限制移民和控制低技术水平工人的供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当前，我们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壮大中产阶级的队伍而不会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罗默说：“实际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国民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然而在最近20年到30年的时间里，人们的收入水平逐渐两极分化。这说明，如果你想保持你的相对位置不变，你必须学习更多的技术知识，这样才有资格从事新的工作。从一名农业工人转变为一个说着正确的英文并且十分有礼貌的电话接线员相对容易，但随着这些低技术水平的工作逐渐转移到印度，从一名电话接线员转变成一名能够安装、修理语音邮件系统或编写相关软件的技术人员则是惊人的一跃。
在强调教育体系的高端，即大学教育的同时，加强技术学校和社区学校的教育普及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在高中以后继续接受教育，否则只有高收入者的孩子们才可能接受新技能的培训，并在收入分配中得到更大的份额。我们必须增加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以便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在社区学院接受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低技术水平的工人接受继续教育。
肯尼迪想把人类送上月球，而我的愿望是把每一个美国人送入校园。
在从就业终身制到终身可被雇佣的转变过程中，雇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比如，全球信用卡公司CapitalOne，在过去几年里把其后台操作业务转移到了印度的Wipro和Infosys.在全球金融服务市场的竞争中，它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节省成本。于是公司设法向工人们表明公司目前面临的困境，并告诉人们就业终身是不可能的。随后，公司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对受外包冲击最大的计算机程序员进行全方位培训，使他们成为多面手，既可以在主系统工作，也可以在分系统工作。
CapitalOne还在业务领域对员工进行了类似的培训，使员工们从汽车贷款到风险管理样样拿手。结果，随着业务转移到国外，那些接受培训后离开公司的工人们在寻找新工作时占了先机，因为他们样样精通，在多个岗位上都有被雇佣的机会。
那些同样接受了培训并依然留在公司的工人对CapitalOne来说将更为有价值，因为他们可以以一顶十。
公司基于自己的利益，应设法将自己的员工培养成“瑞士军刀”，政府还应该对公司给予补贴或税收刺激，使他们尽可能多地为员工安排学习机会。从在线攻读学位到公司内部为不同岗位进行的指导训练。公司提供这些教育计划所花费的成本是很低的。随着为员工提供终身学习机会的增加，既可以使本公司劳动力成为多面手，也可以使在裁员中离开工作岗位的工人拥有比自己初到公司时更多的技能，对于公司来讲，这也是它们对员工应尽的道义责任。今天，如果在雇主与雇员之间有一种隐含的新型社会契约的话，那么契约应该是这样的：你为我工作，在你工作期间，我保证给你提供各种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使你变成更具有竞争力的多面手。
乔治。米勒是一位来自旧金山东海湾地区的资深民主党议员，他致力于发展当地的公立学校事业。一次他对我说，“教育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地方。”教育能够而且必须随时随地进行——在学校、办公室、家里、网上、教室或是你的掌上电脑——通过传统的教师、自学形式或网上节目等，而无论工作与否，你都不能松懈，因为在某个地方，你的竞争者毫不松懈。
当我们全力以赴构建我们社会机体时，我们还要继续从国外进口有益的成分。
让大多数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印度的、中国的、俄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伊朗的、阿拉伯的和以色列的工程师、物理学家和科学家成为美国公民。他们来自东方，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分勤奋，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非常愿意成为美国公民。
这些人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我们不能让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把下一个穆罕默德。阿塔拒之门外，更不能把下一个谢尔盖。布林拒之门外。谢尔盖。布林是Google的创始人之一，出生在俄罗斯。如同我们的一个从事计算机设计的朋友所说：“如果有一天，一个国外出生的人抢走我的饭碗，我希望他们是美国公民，这样他们上的税可以为我支付退休金。”
我希望相关移民政策出台，使每一个在正规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都可以得到一个5年期的工作签证。这些博士从事的是哪些方面的研究是次要的，我并不在意他学的是希腊神话还是数学。如果我们能把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精英笼络过来，那么它们无疑会给美国带来好处。如果平坦的世界就是一场人才的竞赛，那么我们应该使我们引进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多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比尔。
布罗迪说：“我的工作就像经营着一个棒球队，不需要经纪人和每个成员都签订永久合同。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搜索人才，我们要尽自己所能把这些人才聚拢过来，因为他们其中的人将成为巴韦。鲁思，不能让这样的肥水流到别人的田地。”
好脂肪——缓冲机制虽然在平坦的世界里，全球范围的竞争会导致旧式企业和政府为人们提供的安全网逐渐消失，但是在人们强壮肌肉的同时，一些脂肪还是要予以保留，甚至增加。就像担心自己胆固醇水平的人们所知道的，有些脂肪是有益的，每个人都需要一定量的脂肪。在平坦的世界里，一个国家的社会机体的构建也是如此。社会保障是有益的脂肪，而导致人们好吃懒做的过高的福利政策就是多余的赘肉。我的具体建议是，在平坦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推行薪金保险制度。
加利福尼亚大学生克鲁斯分校经济学家洛里。克莱策的研究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制造业中，2/3因受国外竞争而失业的工人在其新岗位上挣得比原来少。1/4的工人在新岗位上的收入比原来下降30%.因为任何原因而失去工作对于工人和他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重创，尤其是对于那些年龄比较大的工人，因为他们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比较差或者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不能从事更高技术水平的工作。
薪金保险制度最早在1986年由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劳伦斯和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E.利坦在一本叫做《拯救自由贸易》的书中提出。该思想提出后并没有引起多大重视，直到2001年经过克莱策和利坦的讨论后才受到追捧。当时，美国两大政党的委员会就减少贸易赤字问题进行争吵，除了薪金保险制度，双方在导致贸易赤字的原因和如何解决赤字的方法上没有达成任何一致，这反而成就了该制度的政治地位。
劳伦斯说：“在贸易中自然会有赢家和输家，我们所考虑的是创造一种机制，使得赢家可以对输家进行补偿，特别是对那些在新岗位上发现自己的工资收入比以前大幅下降的工人进行补贴。”他还揭示了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即每个人都有“综合素质与特殊技能”，两者取得的报酬是不同的。当你转换工作后，你就会发现这一点。
你也许上过大学，取得了注册会计师资格，或者你上过高中，具备运行机床的能力，你的这些技能将在工资中得到体现。但是假如有一天，有关车床方面的工作转移到了中国，有关会计方面的工作转移到了印度，而你则不得不去找新的工作。由于你在使用车床和进行会计核算方面的能力对于新岗位来说没有用武之地，你的老板只能根据你的综合素质（学历级别）为你开工资。薪金保障制度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部分地补偿你新旧工资之间的差额，而你在这段时间内可以学习新的特殊技能。
失业保险可以减轻失业给工人带来的痛苦，但失业保险对工人们最关心的新岗位的工资下降和无力缴纳健康保险的问题却无能为力。工人要想获得薪金补偿必须满足三个标准。第一，造成企事业的原因必须是原工作岗位转移到国外、行业规模缩小或工厂倒闭。第二，至少在原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两年。第三，工人找到新工作后才能得到补偿，这样做是因为可以刺激工人加快找工作的进程而不是坐享福利。此外还可以增加工人接受边工作边接受培训的机会。边工作边接受培训永远是工人学习新技能的最好方法，它不像政府组织的再就业培训，由于不管找工作，即使完成培训，依然摆脱不了事业的困扰。
满足条件的工人将接受为期两年的补贴，该补贴补偿原工资下降幅度的一半（每年超过10000美元）。克莱策和利坦还建议政府为失业工人支付一半的健康保险，为期6个月。薪金保险制度比传统的由各州政府提供的失业保险好得多，后者提供的金额只相当于原工资的50%，期限只有半年，并且对工人新工作工资下降的问题不闻不问。
克莱策和利坦补充说，虽然失业的工人有权从原雇主那里继续购买健康保险，但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难于使用这个权利。尽管失业的工人参加再就业培训后可以得到额外的为期一年的失业保险，但并不能确定得到工作。而且所谓再就业培训是漫无目的的，不如边工作边培训有用。
基于这些理由，薪金保险计划成为在平坦的世界里失业工人的缓冲器。并且，这项计划在财政上是可以负担的。利坦估算后认为，在失业率为5%的情况下，薪金保险计划和健康保险补贴每年会花掉政府80亿美元，考虑到其巨大的正面影响，这点花费是微不足道的。当然，传统的失业保险不会被取消，而适于薪金保险并行，工人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但后者的推行可以通过促使工人更快地找工作减少政府在失业保险方面的支出。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施舍怜悯？为什么不清除所有的赘肉、摩擦和障碍？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不对弱者适当地照顾不仅是一种残忍的做法，而且还是一种愚蠢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政治上会后患无穷，世界平坦化会在弱势群体中产生大的骚乱，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会导致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像平坦世界的转变将会给很多人带来压力。正如电子贸易技术主管乔舒亚。
S.莱文告诉我的：“有时你知道如何度过艰难时期，而你需要缓冲，可是别人不愿给你缓冲。在‘9.11’事件之后，那些航空公司的工人们，正在经历这种过程。
管理层和航空工会进行了4个月的谈判，最后管理层说，如果工会不同意削减20亿的薪水和福利，他们将关闭航线。这次较量之后，工会不得不接受了条件。我听了这个故事后不禁大笑，因为我知道，几个月后，经理层肯定会回来要求重新谈判……没完没了。
没有人强迫我每年削减自己的工资。我们只知道每年人们都希望收入更多花费更少。
如果你是纳税人，政府希望你交的税额年年递增，如果你是节俭者，你希望每年的存款步步攀升，没有人希望这种趋势逆转或停止。“如果社会不能协调好这些关系，那么相应的政治力量就会介入，在世界平坦化过程中保护主义势力就会抬头，而且这些势力会用粗暴的方式保护弱者、以防止生活水平降低的名义阻止世界平坦化的成果。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在推动墨西哥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就面临着如何对待市场失败者的问题，因而对这个话题十分敏感。他跟我说：”对于平坦化的过程，你很难真正停止它，但却可以暂时停止它，也许你不能停止它的所有方面，但你可以把速度放缓。用25年还是50年完成这个过程，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在此期间，2至3代人原本可以从贸易和全球化中得到好处，结果却空手而归。“
塞迪略说，要永远记住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在过去的50年里，有许多正确的政治决定使这个世界沿着正确的轨迹发展，但是，有些政治决策会让世界偏离正确的轨道。”
俗话说：如果你支持共和党，那么在投票时要说些民主党的好话——照顾一下失败者和后进者。真正的平坦主义者应该具有同情心。
社会行动主义一个新的话题是跨国公司和他们道德良心之间的关系。有些人可能会嘲笑我居然认为公司会有良心或者居然期望公司有良心。然而，一些公司确实有良心，一些公司正在培养自己的良心，只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在平坦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供给链上，跨国公司与其所在国家民众之间的力量平衡越来越向这些美国人建立的跨国公司倾斜。因此，这些公司拥有了比地球上任何一家机构更大的权力，不仅创造价值，而且传播价值。社会活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分子可以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获得双赢，公司得到更多的利润，人们的生活环境更加和谐。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者非常希望促成这类合作。
我举几个例子。为什么生物多样性会遭到破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业生产。
其实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并没有想去破坏生态环境，他们只是进行正常的工作。
所以，人们在哪里耕作和捕鱼对于保护物种和其栖息地来说十分重要。国际环保组织是世界上在环境保护方面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其主要任务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该组织也一直尽可能地设法与大公司合作，因为大公司在全球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大公司的行为会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在2002年，麦当劳与国际环保组织合作，利用麦当劳在全球的原料订单（包括牛肉、鱼、小鸡、猪肉、面包、莴苣、番茄和马铃薯）
推动环境保护。“我们和麦当劳考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后认为通过这样做，食品供应商们可以以很小或几乎为零的代价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国际环保组织高级副总裁格伦。普里科特解释道。
麦当劳随后会见了其主要供应商，并与他们及国际环保组织一起起草了关于原料供应方面的方针，该方针被麦当劳称作“对社会负责的食物供应”。普里科特说，“从事农业和渔业生产的公司是追逐市场利益的。环保主义者所面临的挑战是，面对这样成百上千的决策和决策者，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所以我们寻求与我们合作的跨国公司，让他们把手中的货币选票投给那些产品符合环保标准的原料供应商，这样做对跨国公司有益无害，同时还保护了生物多样化。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更多的公司合作.人类没有一个全球政府来处理保护生物多样化的问题，所以你必须与有影响力的机构合作，麦当劳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麦当劳的合作，国际环保组织看到了其供应商在环保方面做出的努力：水体保护，节约能源，污水处理以及渔业生产管理水平都有所改善。然而现在就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只有在几年之后，经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人们才可以断定，上述做法是否真地对环境产生了有益影响。从理论上说，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价值观念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就是实际操作方面，时间才是检验效果的唯一手段。
当然，这种形式的合作不能也不应该替代政府对相关问题的管理，政府也不能因为这种合作的存在而逃避自己应尽的职责，只不过这种合作使政府的政策得到了贯彻执行。
对于那些只关注以法律加强监管的人来说，他们经常忽视一个事实是，由于明里暗里的抵制，违背农业生产者意愿的强硬政策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或者根本从未执行过。
麦当劳在这个合作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这是它通过扮演世界良民来提升自己形象的绝好机会，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商机。有时候，改变世界的最好方法就是对世界舞台上的“主角”诱之以名利，而不跟他们讲什么大道理，让他们在得到利益的同时成就了我们的梦想。大道理虽然冠冕堂皇却不诱人，只怕你等到花儿也谢了，那些商人也是无动于衷。国际环保组织还与星巴克进行了类似的合作，对为其供应咖啡的农场主制定环保标准，并通过与各类机构的办公用品管理部门合作规范了纸制品供应商的行为。
“这种合作消除了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敌对情绪，”普里科特说。正常情况下，环保主义者和农场主势不两立，每一方都希望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法规。而政府政策通常倾向于经济发展优先。“现在，我们这个非政府组织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而我们想通过使用这种影响力做一些对环保有益的工作。但是我们认识到，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通过促进环保人士与农场主之间的合作，”普里科特解释道。
按照同样的逻辑，作为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者，我很希望在每一个电器商品上看到有关标签，上面注明其是否符合惠普、戴尔和IBM联合制定的生产标准。
在2004年10月，惠普、戴尔和IBM与其主要电脑零件供应商和打印机零件供应商联合制定了对社会负责的全球生产标准，以减少其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社会各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这套新的电子工业生产标准包括：禁止行贿受贿、禁止使用童工、禁止盗用品牌和欺诈、禁止侵犯知识产权；对工业废水、对人体有害的原料、污染物的管理条例；工伤报告制度。与惠普、戴尔和IBM有合作关系的一些大型电子制造商如天弘集团（加拿大），Flextronics（新加坡），捷普集团（美国），Sanmina-SCI（美国）和Solectron都参与了该标准的制定。
惠普公司要求所有零件供应商都执行这套标准，尽管在达标的具体时限上可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调整。“对于总是不能达标的企业，我们准备与他们终止合作关系，”惠普公司女新闻发言人莫尼卡说。到2004年10月，惠普公司已经对它的250个供应商中的150多个进行了评定，包括来自中国、印度、墨西哥、东南亚和东欧的零件供应企业。惠普还和戴尔、IBM成立了指导委员会，监督标准执行情况并对违规者进行惩罚。尽管对每一个零件的生产都做出了具体要求，但这些跨国公司仍然要关注这些标准的执行情况。但不管怎样，在创造产品价值的同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创造社会价值，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
“当我们开始依靠其他海外供应商来承担我们产品的大部分生产时，我们意识到有责任对他们的生产行为进行管理，”惠普公司主管全球合作事务的高级副总裁德布拉。邓恩说。首先，这是惠普众多客户们的需要。“顾客们很介意，在这方面，欧洲的顾客一直走在前面。并且，随着跨国公司的信任度逐渐降低，人权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正在逐渐增加其全球影响力。他们说：”你们有足够的影响力，你们是全球性企业，你们的行为将会在环保和人权领域为那些新兴市场树立榜样。‘“他们说得对，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借助因特网扩大舆论，给跨国公司造成压力，迫使他们合作。
邓恩说，“当你拥有像惠普和麦当劳手中那样大量的货币选票时，人们十分想和你做生意，这时你便获得了为他们制定标准的权力，因为你可以用货币杠杆撬动他们，所以你有责任行使这个权利。”跨国公司为新兴市场制定标准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在新兴市场中，机关地方政府也想在环保环境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因为从长远来看，这些努力十分重要，但由于就业的压力太大和财政预算的严重不足，政府对这些领域往往无暇顾及。邓恩说，像中国，那里的管理者和生产者没有动力为自己制定严格的标准，这就需要类似跨国公司联盟这样的外力对他们施加压力，以促使他们关注产品价值的同时也关注社会价值。在我写的《凌志车与橄榄树》这本书中，我把这种价值创造模式称为“合作革命”或突破性革命。
邓恩说：“我们以前经常说，期望有一天，生产者能够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
但是现在，各种权利的不平衡使得这种想法不切实际。“如果当地政府不干涉，沃尔玛和惠普可以为所欲为。就惠普的强大实力而言，其谈判桌上利用经济杠杆撬动当地法律的尊严是不道德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下游企业、雇员和消费者把含有新价值观念的生产标准在全球传播，这种做法有广泛的前景。
邓恩还说，在中国，本地公司为了能够拿到惠普、戴尔和沃尔玛的订单，在彼此之间会展开激烈竞争。尽管胜出的企业要按照跨国公司的严格标准进行生产，但大量的稳定的产品需求可以保证其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结果，惠普利用手中的经济杠杆提高了中国制造商的生产标准，而中国制造商也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他们达到了惠普的要求，他们也就有能力从戴尔或索尼那里得到订单。
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的倡导者要让消费者知道，他们的购买决定和购买力具有政治意义。作为一个消费者，每当你作出一个决定，你实际上是在支持一系列的价值观念。你在对“到底是消除障碍与摩擦还是保护它们”进行投票。进步人士应该让消费者了解这些意义，从而使更多人投出正确的一票，支持全球合作。
抚养如果不讨论改善抚养方式的问题，那么关于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的讨论就不完整。
帮助人们适应平坦的世界不仅是政府和公司的责任，也是为人父母者的责任。
他们需要知道自己的孩子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以及为了让孩子将来活得更好，他们应该做些什么。简而言之，我们要求新一代父母不再溺爱自己的孩子：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不能再让孩子疯玩，你应该关掉电视机，把MP3播放器扔到一边，让孩子好好学习。
那种认为权力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曾经在全球商业、地缘政治和奥运会篮球比赛中占绝对优势因而这种优势必将永存的想法，认为溺爱胜于打屁股的想法，认为孩子在学校时应该被保护在蜜罐里，任何困难、失望与紧张的情绪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对于美国社会来说都是正在扩散的癌细胞。如果我们不扭转这些观念，我们的孩子们将会在平坦的世界里遭到来自社会的巨大打击。政客们制定政策是必须的，但父母们也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
在本书初稿出来后不久，我的妻子（一位学校教师）交给我一封写给《纽约时报》（2005年9月1日）的信，这封信是对我的同事鲍勃。赫伯特写的关于美国教育的专栏的一个回应。这封信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感受：“致编辑：鲍勃。赫伯特写道，‘我认为我们正目睹一场教育危机’……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中学英语教师，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在学校目睹的危机在美国家庭中能找到根源，这些家庭渐渐疏远了书籍和印刷品，孩子们沉溺于电视、计算机和娱乐性的电子游戏，并看到他们周围的成年人也是这么做的。对于许多学生来说，感官刺激取代了阅读。一个人若不成为合格的读者就不能具备扎实的写作技能；这些技能的欠缺导致他们在标准化考试中满盘皆输。
教育开始于家庭：家庭里的阅读是有价值和必需的；在这儿，父母鼓励孩子努力工作；在这儿，父母亲自参与学校的工作并对孩子的成功抱有极高的期望。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以及家庭的持续支持，教师发挥作用的范围只能局限在学校。
朱。安。普瑞斯，弗里霍尔德（Freehold），新泽西。“要想让你的孩子同全球脱颖而出的精英竞争，你应该做那些准备呢？获得诺贝尔奖的加州理工学院校长大卫。巴尔的摩很清楚。他告诉我，他很震惊地发现几乎所有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都来自于公立中小学而不是私立学校。因为在私立学校里，人们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因为你来到了这里，所以你是人上人。
“我注意到这些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读书的孩子。他们的家庭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并告诉他们掌握知识才能成就大事。”巴尔的摩说，“我对这样的父母十分赞赏，因为孩子考入公立学校往往被人视为失败。而孩子真正的培养，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我想，在培养教育孩子方面，我们的国家需要一场革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移民到美国的父母们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我们学校三分之一的学生有亚裔血统或是刚刚到美国的新移民。”巴尔的摩说。到加州理工学院就读工程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在国外出生的，其他系里也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来自国外。“在读生物学博士后的人中，中国学生占有绝对优势，”巴尔的摩说，难怪在今天所有的大型科学会议上，大多数有关生物科学最前沿领域的研究报告里至少会有一个中国作者。顺便提一下，入读麻省理工学院的孩子中有近90%是来自于双亲家庭，在这些家庭里父母双方都能够帮助引导孩子少走弯路。
2004年7月，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借出席杰西。杰克逊的彩虹联盟和公民教育基金年会的机会指责美国黑人父母不教给孩子们正确的语法，指责黑人孩子不求上进。科斯比曾经声称：“所有人都知道说英语的重要性。嘴里说着一口烂英语，你是当不了医生的。”科斯比告诉那些不珍惜机会的黑人：“你应该停止殴打你的女人，因为你连一份工作也找不到，因为你不想接受教育，因为你只是在享受着政府补贴给你的最低工资保障。当初你上高中时应该多想想你的未来，因为那时你还有机会。”当科斯比的言论遭到大量的批评时，杰克逊教士为他辩护：“比尔是说，你们应该知道自己哪里不足，然后有针对性地提高自己，使自己有能力参与到那场公平竞赛中去。
醉鬼不明白这个道理，无知的人也不会明白。“不错，美国应该逐渐地让所有的公民有能力参与到平等竞争中，但不是通过抑制先进，不是靠自暴自弃，而是靠激励后进者。科斯比的话不管是对黑人、白人、穷人还是富人都是发人深省的。教育，不管是来自父母的，还是来自学校的，都不应该仅仅是课本知识，还应该包括人格培养。因为父母、学校和文化确实能够塑造人。在我的生命里，除了家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在高中时的新闻学老师哈蒂。M.斯坦伯格。她把新闻学的基本原理传授给学生，但绝不是简单地告诉你如何写一篇内容提要或抄写一段引语，而是教会你如何用专业的方式来思考，这才是最重要的。
她教我课程并担任校报顾问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她已经将近60岁了。她的形象并不“酷”，但是我们在教室里围绕着她，就好像是在麦芽店里围着“狼人杰克”。我们也说不出是为什么，但就是愿意听她高谈阔论地演说，愿意接受她的训练，愿意听她的教诲。她给人的感觉是那么清澈，充满原则。我笔直地坐着，头脑里想的全是她。我们的孩子将逐渐地与中国的、印度的和其他的亚洲孩子们开始近距离地竞争。对于像哈蒂那样塑造孩子人格的方法，亚洲孩子们的父母比美国父母们理解的更为透彻。我并不是建议开展军事化教育，但是我建议应该用更多方法把我们的年轻一代拉出安乐窝，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现在的短痛可以换来长久的收获。
不幸的是，美国缺乏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人，愿意号召我们的国家做一些艰苦的工作——放弃某些东西，而不仅仅是攫取；为了未来的国家利益牺牲一些，而不仅仅是为了今天活着。但是或许我们有这样的领导人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争气。
保罗。A.萨缪尔森是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教科书在近50年里影响了一代代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他少有地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题为《全球化：新世界》（2005年12月）的采访。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美国经济的未来时，萨缪尔森回答说：“我们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其他人和我们的差距渐渐缩小。美国作为领先国家的地位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我们已成为一个低储蓄的社会。我们是一个只关注自我和眼前的社会，不考虑他人和明天。我认为问题出自选民而非领导人……过去的聪明孩子都在玩有挑战性的拼字游戏，今天的孩子在看电视，有太多分心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关注自我和眼前的另一个原因。”
如果这是一次演习，我认为我们的领导人和父母没有尽其所能地为我们的年轻人应对未来的世界做好准备。“我们就像是一个盛满了3/4液体的玻璃烧杯，里面的液体就是我们的财富，”史蒂夫。乔布斯，苹果电脑的创始人，美国最伟大的革新者之一说道，“在旁边就是这个更大的烧杯，但是它盛的更少。我们今天正在做的就是用一根管子把这两个烧杯连接起来，之前我们从未这样做过。”因此，他说，除非我们能够继续保持非凡的创新性，否则我们的生活水平几乎注定要下降。
但是，乔布斯补充说：“我担心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太迟了。因为学校系统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改变，我们可能是在为过去20年的漠视付出代价。”乔布斯注意到他的公司最近决定在中国建一家主要工厂，令他惊讶的是中国政府在做出为工厂选址、提供资金资助建厂、帮助组织劳动力等决策时的迅速。“奇迹，就是那样，15年前或是10年前在德克萨斯或美国其它地方会发生这种事情。现在它发生在中国。所以液体已经开始从一个杯子流向另一个杯子。当他们开始设计产品时，液体将会流出的更多。我是一个对美国未来保持乐观的人，但当我们看到罗马城已燃烧时，再做一个乐观主义者就很难了。”
史蒂夫。乔布斯的呼吁是一个结束本章的合适地方，这一章是从肯尼迪总统动员全国，迎接把一个人送上月球的挑战开始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在付出同样的努力——号召美国人去做他们能做得最好的事情，那就是创造未来。
2005年10月24日，《时代》杂志发表了有关苹果电脑最新发明的封面故事。
封面是乔布斯手持最新款的苹果掌上电脑，这款电脑能播放视频和音乐。大字标题是这样写的：“总是知道下一个是什么的人。”这正是美国在一个平坦的世界里保持繁荣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能持续地发明下一个新的东西。我的朋友杰里。劳是一位印度企业家，他又一次说，对印度和中国来说，未来是非常清晰的。
他们准确地知道他们未来将要干什么。“我们在未来将要做美国今天正在做的事情，而美国的工作是去创造未来。”美国的工作不是去和印度、中国争夺旧的中产阶级工作，而是创造新的中产阶级工作岗位乃至更多。“这是很难的，”杰里补充说，“因为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也因为你必须迅速树立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总是能够创造出下一个新的东西。
然而这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最好的希望。肯尼迪总统理解了这一点。史蒂夫。乔布斯、马克。安德瑞森、雪莱。安。杰克森、迈克尔。戴尔、科瑞格。
巴瑞特和比尔。盖茨都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保持我们生活水准上升的唯一途径是建立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能培养出大批持续创造未来的人。但随着知识的高速发展，创造未来成了一件越来越难的任务——一件需要合适的教育、恰当的基础设施、适当的雄心、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抚养的任务。这需要使我们整个国家全神贯注地迎接这种挑战。
时不我待，如果我们不去创造，其他人会去创造。因为正如杰里。劳告诉我们的，印度和中国在明天将会做美国今天做的事，但是借助于平坦世界的这个平台，当后天来临时，印度、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将会去创造未来。正如我试图强调的，把我们带入这个平坦世界的全球化3.0版并不仅仅是全球化2.0版的加强版。
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它远不是发达国家进入更多市场或获得更多廉价劳动力这么简单。它是一种程度上的巨大差异低成本相互联系的程度，个人能力的程度，合作的全球化网络的程度都今非昔比。它改变了我们的竞争能力以及竞争方式的所有内容。2005年11月刊登于《商业管理期刊》上的一篇题为《我们正在享受全球化的好处吗？》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差异，它注意到了平坦的世界赋予了站在高处的人把低成本劳动和高技术结合起来的能力。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结合，这件事情本身已经对发达国家构成了挑战。然而印度和中国还在为低成本劳动和高技术增加更多新的东西：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也就是高度的革新和创造能力。他们首先将会用廉价劳动力、高技术以及重新构想未来的高度创造力去解决自身的问题。接着他们将会关注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有更多能做同样事情的人。所以，最后一次，我还要提醒大家：这不是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