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903-1927 2、伊顿岁月：奥威尔之脸(1)
肩膀上永远有着瑕疵的小男孩。
——伊顿公学的同代人约翰·威尔克斯
他在学校里从来没有非常成功过——读书不用功，一份奖状也不曾获得过——但是，他努力发展适合自己的东西，阅读了大量的校长在讲话中再三反对的书籍，形成了自己对英国圣公会、爱国主义和校友网等等东西的非正统见解……
——《让叶兰继续飘扬》(1936)
圣诞节后到伊顿公学开学前有一段空闲，埃里克去伯克郡作了一次短期旅行，并于1917年在惠灵顿公学度过春季学期。虽然惠灵顿公学确如利维先生在《堕落与毁灭》中所说的是一所“重要的学校”，但是，它总有一点儿“苦行僧”似的氛围。该校是康索特王子在19世纪中叶创办的，它与那些像哈罗公学、拉格比公学等地位显赫的学校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它的名声在于它的办学宗旨是招收“不那么富有的军人后代”。另外一个不为太多人知晓的名声是在校学习时间短——不超过9周。埃里克在这里度过了春寒料峭的两个月的光景。一个后来认识他的朋友与他一起谈起该校的情况，得到的印象是，埃里克觉得该校“过于严格艰苦”，即使他经历过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种种磨难。吉辛莎·巴迪康姆概括该校的特色是“有一种令人寒心的失望”，她所看见的埃里克唯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长长的冰封的湖面上溜冰。然而，埃里克毕竟还是遵循该校的传统，并且在25年后建立起惠灵顿公学同学网，对于伊顿的朋友罗伯特(“罗比”)·朗顿——一位年轻的校长，在二战空袭中不幸遇难——发起的学校改革深感兴趣。奥威尔认为，在朗顿的领导下，惠灵顿公学变得“轻松愉快多了”。这表现了奥威尔对待传统的典型态度：保持传统和改造传统两者兼得；这有点像他对待同学网的态度：蔑视它的魅力，但一见到它又立刻意识它的重要性。而且，惠灵顿的好时光还在日后呢。埃里克作为1916年奖学金的获得者终于要走进伊顿公学了。复活节［指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是纪念“文明用语复活”的节日——译者注］过后不久，埃里克就离开了惠灵顿公学，去了什罗普郡廷克勒顿的祖父家，与巴迪康姆家的孩子一起玩上几天。从时间顺序以及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文明用语夫妇把他们的儿子埃里克从惠灵顿公学转入伊顿公学的决定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决策。伊顿公学是中上层社会人士子女读书的地方，凭借家长社会地位的关系网，学生更容易从事父辈们的工作，所以，这所学校适合像埃里克·文明用语这样的孩子，现在，机会来了，埃里克和家长毫不犹疑地选择了伊顿。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3个年头，已经过去一多半了，正处于交织停顿状态。后来，奥威尔回忆起这段时间，认为它是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年轻人的战争热情锐减而变得冷淡的一段时期。奥威尔说，年轻的老师上了前线，退休教师被拉出来代替他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许多学生对战争、对世界大事件麻木不仁，甚至那年秋天发生的俄国革命也触动不了他们的神经。大号的西方战线地图贴在图书馆的黑板上，上面用丝线环绕的图钉表示进攻和撤退，却没有一个人去注意它；从佛兰德前线回来的年轻气盛的军官发表演说时，人们暮气沉沉、无动于衷地听着。然而，战争给文明用语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17年，理查德·文明用语放弃了在高尔夫俱乐部里承担的职务，摆出一种高贵的、气势不凡的爱国主义姿态报名从军，任一名临时调任的陆军中尉(他时年60岁，是英国军队里最老的下级军官之一)。他被派往法国，负责驻扎在马塞利斯的一个驮骡兵站。文明用语先生在军队服役期间，文明用语夫人匆忙撤退至伦敦，在救济部工作。女儿玛乔丽被妇女团体雇佣充当骑马的信使。母女俩起初住在鄂尔斯庭院街一间小小的公寓房里，后来搬到诺丁山一间较大的房子里。当时，两个年幼一点的孩子住在寄宿制学校里。他们的圣马克大道36号的住处被出租给一批批短期房客。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团聚是非常困难的。而一个实际的结果是，与巴迪康姆一家更亲密了。比方说，1917年圣诞节，埃里克和阿弗丽尔作为每周每人付1英镑的客人住在舟湖(文明用语先生向巴迪康姆太太致歉道，“我觉得要求你这样做的确使你勉为其难，但是，这是非常时期，人们被迫不按常规办事”)，一年以后，又做了同样的安排。
1917年5月，埃里克到达伊顿公学。热衷于分析伊顿经历的回忆录可以充塞整整一书架。安东尼·鲍威尔在离开伊顿后10年就想准确地传达这个地方给他最初的印象是什么，他是一位观察力敏锐的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伊顿麻痹了他的感受力。在刚刚到达伊顿的某一天，鲍威尔从书房的窗户朝外望去，看见一个15岁左右的男孩远远地从大街的另一端走来，他的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紧贴大腿提着一捆书，后脑勺戴着一顶礼帽，这种礼帽在40年代以前根据社会地位不同是有严格讲究的，最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十分醒目的腿长裤短以及浅色袜，还有，他的一个肩膀比另外一个肩膀高，膝盖处微微弯曲，这个形象是典型的“伊顿懒人”的形象。唯一可以美化这个人形象的是，他正在哼着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鲍威尔立刻呆若木文明用语，“这是我见到过的最世故练达的人。”他对伊顿的总体评价是，伊顿提供了“一个上演绚丽短剧的场所，有点调皮淘气的现实主义氛围，就像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伊顿给鲍威尔最重要的印象是它展现出来的标准，其次是它冷静对待“布赖德谢尔德一代人”。在伊顿，人们不仅能看到多位前首相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课桌上，其实远非这一点，伊顿人把管理整个国家视为个人职责，这就像人们在说“如果你不会讲地道的法语，就永远无法享受巴黎”一样的清楚，而学校当局一直在默默无言坚持着的是，“如果你不学会文明的行为举止，英国就会成为不适合你住的地方了。”体验到这种感觉的并非鲍威尔一个人，康诺利就有过一次相似的感觉。当康诺利参加奖学金考试期间伫立在温莎桥上时，他注意到两个没精打采的伊顿学生在评论桥下船工的划桨方式，其中一个学生慢吞吞地说，“是的，那个名叫威尔金森的人不是一个很差的桨手。”
奥威尔对自己在伊顿度过的4年半的时间所发表的正式评论言语谨慎、字斟句酌，这些话出现在有专业水准的参考书上和写给那些不熟悉其著作的外国读者们看，他的言辞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用一些更加动情的话来表达他对往昔的不可更改的观点。例如，在《20世纪作家》一书中的1940年条目下，他写道，“1917—1921年，我在伊顿上学，我很幸运，获得奖学金，但是我读书不用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伊顿并没有在我一生性格的形成中留下太多的影响。”5年后，他在为一家文明用语杂志《评论》所撰写的简历中依然坚持说，“我呆在伊顿，只是因为获得了奖学金，我并不属于在那儿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圈子。”然而，没有多久，他在《动物庄园》的乌克兰文的译本上对此说法做了小小的修改，“我在伊顿上学，这是一所费用最贵、最势利的英国私立学校，而我是通过获得奖学金进入该校的，否则的话，我们家根本无力负担我上这种类型的学校。”奥威尔在5年中所讲的这3段话清楚地暗示了3点：伊顿对他而言真是太好了；他是勉强留在那儿的；伊顿对他的性格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前两点的说法合情合理，而第三点的说法完全是在把人引入歧途，因为伊顿给予了奥威尔巨大的深远影响，在他离开伊顿之后，影响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标志没有哪一样东西能超过伊顿。
要弄清楚奥威尔在伊顿如何打发时间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伊顿的特色之一就是伊顿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许多不言明的个人或者集体的行为很难穿透到外界。正是在这个时候，伊顿的学生人数骤升，有近1000人之多，分住在20幢房子里。实际上，因为人数众多，许多在此生活了5年的学生根本不可能同其他班级的学生交往，而在规模较小的学校里，全校学生几乎每天都得接触。这个时期，奥威尔“在伊顿”只参加有着明显文学特征的活动，就像哈罗德·阿克顿、安东尼·鲍威尔、西利尔·康诺利和布莱恩·霍华德一样。但是，从接受感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奥威尔认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比奥威尔小一岁的阿克顿根据其外表记住了奥威尔；比奥威尔小两岁半的鲍威尔连这一点也未做到；甚至连1903年9月出身、比奥威尔晚3个学期进入伊顿的康诺利在伊顿看见奥威尔比在圣西普里安学校看见他少多了，他回忆说，奥威尔“非常偏激、超然离群”，永远在嘲笑“他们”，即：教师们、原伊顿的学生、牧师和文明用语的同学们。
围绕中心广场散布着许多大楼，离温莎大约一英里左右的距离，所以，伊顿的校园特色很难界定，因为它有宏伟壮观的建筑物、逶迤伸展到河边沼泽地的运动场；夏天，校园光辉灿烂，冬天，泰晤士河谷雾气萦绕。鲍威尔在《成长之路》的开篇章节中就描绘了在他心中孕育多年的情景：冬季降临河谷，雾霭升起于黄昏时分，弥漫于水草之上，直至房屋、城郊皆笼罩于淡淡的轻烟般的冷雾之中。房子变得有点奇形怪状，仿佛一只无形的手在随意地摆弄它们，把中心建筑和周围的房子全部变成了不规则的四边形。在中世纪的红砖建筑物里，久经风霜的遗物不断地发出幽光，令人沉思遐想……
除了建筑物可圈可点之外，伊顿其他方面的东西似乎都凝固在以往的历史中了。奥威尔注意到，伊顿的氛围几乎是近代之前的“喧嚣声”占主导地位。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伊顿实际上逃脱了阿诺德的教育改革，从而出现了19世纪的英国私立学校。关于这一点，来伊顿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就造就了伊顿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一个充满着隐匿秘密活动的傲慢实体；永远维持着正统的外表，但也悄悄地同情持不同政见者；贵族化但不绝对；自我管理；非常特殊。在这所宁静的校园里，奥威尔觉得，奖学金与他的巨大愿望极不相称。身为一名国王奖学金获得者，除了生活开支(大约一年25英镑)之外，可以免去一切费用，而奥威尔是被同时代的人称为“社会精英中的知识分子精英”中的一员。这些人住学校的房子，接受导师的监督，与住在校外宿舍的900名未获奖学金的学生有着明显的区别。大约70名获国王奖学金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他们推动着伊顿运转的轮子，他们是班长、是“流行”社团的成员、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28人的伊顿协会的成员，他们文质彬彬、举止优雅，享有某些特权，非常讲究衣着风格。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埃里克·文明用语首先是获国王奖学金的学生，其次才是伊顿人，因为他是28人伊顿协会中的第14名成员。每幢伊顿学生宿舍都是文明用语分开的，冬天，大门在5点钟上锁，这就造成了学生在宿舍内的纷争。获国王奖学金的学生们做得更绝：他们凭借着自身的智慧，集合在一起，采取了古已有之的做法。例如，第一年，埃里克和同伴们就侵占了低年级学生的寝室，这些寝室是分隔开的单间，位于天花板与屋顶之间。毫无疑问，埃里克对身处这个位置非常自豪；他在一封信中提到了“可恶的自费生”，后来，他与好几个住在“半空中”的成员往来，包括后来成为‘万灵’组织一成员和出庭律师的丹尼斯·丹内尔瑟、朗敦和拜占庭历史学家史蒂文·朗西曼。还有几张熟悉的脸，然而，埃里克对前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同学却很冷淡，例如威尔克斯夫妇的儿子约翰。不管怎么说，他对伊顿的最初的评价还是以赞扬为主。在某年的暑假中，埃里克又来到祖父家，与巴迪康姆一家再次相聚。杰辛莎从埃里克的言谈中了解到，如果他对圣西普里安学校持中立态度的话，那么，他认为惠灵顿是“糟糕的”，对伊顿“有兴趣，觉得快乐”。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像其他14岁的男孩一样，埃里克在上私立公学开始时是非常高兴的，保存下来的1917年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假设。“与那个年龄的埃里克一模一样”，杰辛莎不由地啧啧称赞照片说，“快乐微笑的小男孩，有着一张快乐微笑的脸”。不管快乐与否，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任何正式的说法也是如此，那就是，埃里克打定主意在伊顿好好休息。毋庸置疑，他在伊顿是明明白白的松懈懒散。例如，米切尔莫斯说，在1917年的“半学年”(伊顿词汇，指“一学期”)，埃里克的拉丁文考试成绩垫底，而在圣西普里安学校时，成绩却是次次超过他。这种懒散并无特别之处，许多男孩子们为了通过奖学金考试而曾经奋发努力读书，一旦成功，都希望放松二、三年。埃里克的同代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家一致认为，埃里克无疑是聪明绝顶的人，但是，如小威尔克斯所说，“我认为他并不用功”。奥威尔懒散的直接后果是学业上的一落千丈，最初，他获得语言学方面的奖学金，被认为是拉丁文的专家，很快就变成在这方面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了。后来有一阵子，他又尝试科学方面的学科，可是，他与普罗斯泼一起进行的“化学实验”表明了他并不具有搞科学的才能，而他却不这样认为。伊顿教育制度的“弊端”就在于对于相似智力的学生一门课程又一门课程地一起教下去，在一定的程度上，并不考虑智力较高学生的情况。一年之内，埃里克不仅被绝大多数人超过，而且似乎很高兴摆脱了学业的重负。
埃里克在伊顿公学的成绩单没有一份留下来，这使人感到有点遗憾，因为这些成绩单和男生宿舍舍监定期写给学生家长的信可能都不那么中看，而它们又是泄漏实情的文件。例如，安东尼·鲍威尔的成绩单只是他拿出了当年撰写《青少年的喜怒无常》这篇文章的资料汇编。似乎很清楚，想要实实在在地知道埃里克进入伊顿公学初期时的学业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若要进入牛津或者剑桥，埃里克必须获得奖学金，而且，他的父母亲也必须适当勒紧裤腰带。可是，显而易见，这两点都做不到。埃里克与吉辛莎·巴迪康姆曾经饶有兴趣地谈起上牛津的事，她记得，早在1918年9月的某天下午，他们在林中捡蘑菇时就谈到了“牛津以及到了牛津之后会过上怎样美妙的生活”(吉辛莎当时17岁，正在牛津中学读书)。但是，很难知道埃里克究竟有多大兴趣，因为没有一位同学记得他对上大学所表现出来的兴趣。然而，这次林中对话的直接后果是献给吉辛莎的一首诗，题曰“异教徒”(这首诗谈到了牛津中学当局与巴迪康姆一家人在家庭出身不可知论上的分歧)。这是一首很严肃的诗，奥威尔早期的诗歌绝大部分都是谈论严肃的事情(“我在这儿/你在这儿/那么上帝在哪儿；/在地球之上，太空之下/赤裸的精灵活生生，自由自在”)——诗以“神秘的光”结束，神秘的光在接受者的头脑里会大放异彩。吉辛莎是一位有着批评精神的女孩，对这首诗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包括把“赤裸的精灵”改为“不着衣的精灵”。林中捡蘑菇，再加上这首诗，自然而然地增强了埃里克对吉辛莎的罗曼蒂克的情愫。半个世纪之后，回过头来看一看，巴迪康姆小姐无疑是埃里克情窦初开的对象。由于遭受到家长的反对，这位十几岁的青少年对于稍长于他的姑娘的情感在保存完好的青春期档案中永远是晦涩朦胧的。
然而，毋庸置疑，埃里克与吉辛莎的关系非常亲密，视为知己，他毫无掩饰地对她谈起自己最大的雄心：成为一个著名作家。这些对话与以后奥威尔文集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关系，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至于构成奥威尔文学生涯最主要的东西，正如他对吉辛莎所说，正是那个时代所激发起来的他对文学的巨大热情：切斯特顿［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新闻工作者，著有小说、评论、诗歌、传记等，以写布朗神父的侦探小说最为著名——译者注］、E.W.霍纳、M.R.詹姆斯，一个外表温和的人，他写过各类文章，有描述伊顿校长住宅(他是1918年到达伊顿的)，还有用英语创作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巴迪康姆家收藏的威尔斯所著的《现代乌托邦》，埃里克反反复复地阅读这本书，以至吉辛莎的父母亲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吉辛莎记得，在法国利穆赞参加费边社的一次聚会时，埃里克未能见到威尔斯，表现出非常失望)。现代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乔伊斯［Joyce(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作品多用“意识流”手法，语言隐晦，代表作《尤利西斯》——译者注］、庞德［Pound(1885—1972)，文明用语诗人、翻译家、评论家，意象派诗歌代表人物，对英美现代文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代表作为长诗《诗章》——译者注］、弗朋克［Firbank(1886—1926)，英国作家，善用对话，作品常用对话体写成，代表作《变幻无常》、《被践踏的花朵》和《红衣主教皮雷里怪习种种》——译者注］——还没有跃出地平线，但是，埃里克还是有机会和其他的作家聚首。埃里克走进伊顿公学一位教师的办公室，老师不在，他随手拿起桌子上一本蓝色封面的杂志，是迈德斯·福特［MadoxFord(1873—1939)，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编辑，主要作品有《好兵》、《行进的目的》四部曲等——译者注］主编的《英语评论》，这是一份在20世纪初期很有影响力的高品位的杂志(劳伦斯的情人杰西·钱伯斯评论道，“从我们当地的出版物中得到这样一本内容充实、印刷精美的杂志着实令人欣喜，我觉得它把我们与世界文学连在一起了”)。埃里克承认，他理想中的“好”诗人是鲁珀特·布鲁克［RupertBrooke(1887—1915)，英国诗人，费边社成员，代表作为十四行诗组诗《一九一四年和其他诗篇》——译者注］。后来，他又迷上了劳伦斯的诗《农场上的爱》，在这首诗中，妻子透过茅舍的窗户注视着丈夫穿越田野，从罗网中抓住一只野兔，宰杀、剥皮，拎回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深情地拥抱她。劳伦斯对奥威尔的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缅甸的日子里》中的打猎场面，即弗洛雷和伊丽莎白在屠宰了一头豹子之后的洋洋得意的描述，显而易见是有着劳伦斯叙事的手法。
而在眼下，这位青少年的创作只能是传统的：模仿喜剧作家巴里·佩恩的风格来上几段幽默；写了一个名叫《弗农谋杀案》的侦探故事(它像是作者拿自己开玩笑，因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叫“伦纳德·弗农”，另外一个人物叫“西里尔·蒂普莱”；康诺利的教名是“西里尔·弗农”)；还有一篇不连贯的速写，描绘一名男子在寒冷的候车室想要点一根香烟的场景，题目叫《抽烟者与失踪的火柴》。伊顿的同伴们注意到埃里克喜欢文明用语的东西，但是在伊顿的岁月里，他更加喜欢威尔斯和塞缪尔·巴特勒的著作。史蒂文·朗西曼回忆说，埃里克有一种习惯，他像“呼吸空气一样吸收知识，尤其注重文明用语们的著作，人们常常惊讶地发现他读书十分仔细，而且认为，对于埃里克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类成人著作是否有点太深了”。或许就像《让叶兰继续飘扬》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一样，埃里克满足于让思想沿着适合他的道路发展，沿着终其一生的热情和行为的道路发展。阅读吉辛莎记叙在牛津郡度过的青少年时代的文章，人们总是会对奥威尔的成熟程度留下深刻印象。奥威尔，一个吉辛莎从未真正了解的男人，似乎活生生地站在我们眼前：淡淡的冷漠超然，嘲讽的语言不加掩饰，顺应着自身的智力，培养个人的有时会离经叛道的兴趣。例如，吉辛莎记得，埃里克曾经收集过滑稽可笑的明信片。埃里克让她看过比较温和的明信片，而近乎文明用语秽的明信片却从不让她看，埃里克把它们放在马尼拉纸信封里。
青少年时期的奥威尔的生活有点颠沛，没有固定的居所，由于战争，家庭成员分散各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埃里克在伊顿公学的第5个学期的圣诞节快来了，人们发现，文明用语太太的这位年轻的孩子又一次来到了巴迪康姆家。正如奥威尔的早期传记作家所述，对于这样的安排存在着不解之处：文明用语先生当时呆在法国，文明用语太太完全应该在圣诞节去看望孩子们，而且，诺丁山的房子十分走俏，她能不去看看?什么东西让他们天各一方呢?文明用语太太在12月21日写给巴迪康姆太太的信中，用一种母爱的语气提到了她的“孩子们”和给埃里克的圣诞礼物(父亲给了25先令，内莉·利穆赞阿姨给了5先令)，根据这些情况，更加令人迷惑不解了。这个圣诞节期间，埃里克为吉辛莎又写了另外一首诗，一首奇特的十四行诗，诗的开头是“我们的心儿已经结合，但是根据传统，我们在这个年龄过婚姻生活还是太早”，诗的结束处强调他们两个人一定要记住“等到我们头发白了时，阴霾的日子也会放出万丈光芒”。吉辛莎回忆起她当时要求埃里克把这首诗写在巴迪康姆家餐厅的一角，其时，几个小孩正在餐厅的桌子上玩纸牌。不管多么年轻，这首诗有着奥威尔以后所写的绝大部分诗的特征：规范、押韵，深受豪斯曼［Housman(1859—1936)，英国诗人、拉丁文学者，作品风格独特，情调悲观，代表作为诗集《最后的诗》——译者注］的影响，甚至超过豪斯曼，更加中规中矩。2月，埃里克、普罗斯泼和杰尼弗悄悄离开，去了布赖顿，与普罗斯泼的一个同学住在一起。埃里克每周都要同吉辛莎通信，告诉她看了什么戏，读了什么书。根据埃里克后来写给女性朋友们的信中关于文学的言论来判断，在这些写给吉辛莎的信里，说教味道太浓了。
这时期，埃里克的主要兴趣在课堂之外，他非常喜欢且享受着伊顿提供的相对自由，可是对课程却趣味索然。上课教师似乎对授课也不感兴趣。奥威尔在伊顿的导师是十分著名的高老师，她后来成了剑桥大学三一神学院的研究员，伊顿的几代学生都称之为“高奶奶”。根据奥威尔同时代的人丹尼斯·金法罗所述，他们两人是在1917年5月的同一天来到学院的，高老师鼓励埃里克努力学习，但他对学习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因此，像伊顿的其他指导教师一样，高老师在课程以外的方面给予指导，这倒给奥威尔留下了一定的影响，他们以后的接触证明了这一点。眼下，埃里克只好收敛起自己对荷马史诗的钟爱和对意大利油画的兴趣。埃里克与伊顿校长克拉斯的关系糟糕透顶。1920年4月的某天，由埃里克撰写的一篇短文中附载了一则具有讽刺意味的个人广告：“A.R.D.去屋后——詹妮”。“A.R.D.”是A.R.D.沃特金斯，一个小男孩的名字，詹妮是克拉斯的绰号。克拉斯暴跳如雷，却抓不到始作俑者。没有哪一位老师，即使教英语的G.H.利特尔顿都不能给奥威尔以激励，奥威尔和朗西曼却对又高又瘦、动作笨拙、高度近视的奥尔德斯·赫胥黎印象深刻，赫胥黎曾经教了他们很短一段时间的法语。朗西曼回忆说，奥威尔是唯一的能与他讨论赫胥黎著作的人。然而，没有更多的机会来讨论课外的东西。赫胥黎在伊顿的教学只是他写作生涯中一段净化灵魂的插曲，课程一结束，他就迅速地消失了。
奥威尔后来生活的经历让他伊顿的同学们大吃一惊，同学们都清晰记得埃里克的独特个性。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伊斯特伍德的男孩回忆说，“他总是置身事外，观察再观察”。比埃里克高两届、后来成为保守党议员和天主教出版商的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开始注意埃里克时，是因为发生了一桩涉及一个名叫约翰逊·梅杰小男孩的事件。约翰逊·梅杰报告说，文明用语非常敌视他的兄弟，在一块肥皂上刻上他兄弟的头像，把大头针钉在头像上，并把它放在自己单人宿舍的镜框底下(这里提到的单人宿舍是埃里克到达伊顿第一年所住的地方)，以此来发泄他超常的报仇欲望。奇怪的是，三天之内，约翰逊·梅杰被揍了两次。霍利斯的好奇心被激起，虽然他与低年级的同学并无往来，他还是设法找到了埃里克。霍利斯回忆说，埃里克首先是一个幽默者，“一个说话做事很有趣的小男孩”。死后成名的诺埃尔·布莱克斯顿回忆说，埃里克“喜欢询问新同学的文明用语信仰”，问他是信仰昔兰尼主义［Cyrenaicism，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以寻求快乐为人生第一目的——译者注］、怀疑论、伊壁文明用语鲁学说、犬儒学派、新柏拉图主义、孔子儒学、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文明用语an，古代波斯人Zoroaster所创立的一种文明用语，亦称拜火教、波斯教——译者注］?诺埃尔回答说他是一个文明用语教徒，埃里克面无表情地说，“啊，我们这里以前从来没有一个文明用语教徒。”还有一段小插曲，涉及对一个判罚不明的网球的争论。埃里克主动扮演替罪羊的角色，却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姿态，因为校方出面，结果仍维持原判。这件事给霍利斯留下深刻印象。他注意到埃里克的裤子特别发亮，这只能暗示在埃里克求学年代里“他比别人穷”。
这些回忆录的主要内容是惊人的一致。作为一名十好几岁的小男孩，埃里克并非不受欢迎，也并非不重要：学校里的等级文明用语特别复杂，他只是沿着自己要走的道路走下去。埃里克被划为“有点反叛”的一类人，可是，正如霍利斯所指出的那样，反叛是那个时代的时髦事儿，变化像一阵又一阵的狂风吹过伊顿。朗西曼回忆说，与埃里克打交道极富刺激性，因为你根本不能指望他的什么友谊。尽管埃里克是一个自我专注的人，但他还是努力参加学校里的传统活动，参加伊顿公学特有的对墙踢的足球游戏，在一个名叫雅典的游泳场所游泳，在一张由金法罗拍摄的照片上，埃里克、朗西曼与另外三个男孩摆出一副逍遥自在的姿态，还在泰晤士河的一条支流里摸鱼。他还积极维护伊顿公学里学生办校园日刊的传统，1918年，他办了一个名叫《选举时代》的日刊，在更加像模像样的学校日刊上发表过三篇文章（这是学校的第5期日刊，主要是关于1920年伊顿公学与哈罗德公学之间举行的板球赛，上面登满了吸引人的广告，据说，金法罗和埃里克为此赚了128英镑）。游泳场所拍摄的那张照片上的埃里克是一个个子高高的、体形优美的、脸蛋胖乎乎的男孩，他是在伊顿这段时间内迅速窜高的，十五、六岁时身高5英尺7，离开伊顿时已经6英尺3了。然而，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糟糕，1918到1921他十几岁时就患过两次肺炎。在一次什罗普郡假日期间，一位巴迪康姆家的阿姨给埃里克家里写了一封信，说道，“埃里克有点咳嗽，他说这是慢性病……”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埃里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忽视”了。现代学校的医疗条件完全能诊断出早期的肺炎：8年前，学校和家长都麻痹大意了。
根据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判断，虽然不太符合奥威尔的个性，但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他也参加了伊顿另外一项传统活动：教化低年级同学。许多年后，西里尔·康诺利拿出一张短笺，复制于奥威尔写给另外一个人的信，在信中，奥威尔承认找过伊斯特伍德并且恳求过康诺利，希望康诺利可以评判他的做法但不要干涉。奥威尔解释道，“如果我有三周没有给你写信，你就会看到事情怎么样了，你那特有的本性会被激起，会给伊斯特伍德很大影响，会使他反对我。”在奥威尔许许多多的学生时代记录中，这倒是一条能说明一些情况的记载（另外两个男孩的名字也被提到了）。这时期，在校园里，已经产生了一股热烈的鬼鬼祟祟的成年人激情。但是，仅以此就对奥威尔的性行为作出严肃的结论，那是错误的。在伊顿，这种感情上相互依恋的事情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极少有生理上的行为。正如康诺利说，奥威尔信中的话了反映了年龄的差异，伊斯特伍德与康诺利年岁相当，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接触就更多了。
理查德·文明用语终于在1919年复员，没有人意识到，事情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文明用语的家庭也不复原状，战争时期所产生的情况不可能一下子撇之不顾。文明用语先生在高尔夫球俱乐部谋得一份差事，举家回到圣马克大道，而诺丁山的公寓仍被保留住，作为另外一个临时居住处，文明用语夫人不在的时候由玛乔丽或者娘家利姆赞的人居住照看着。玛乔丽当时刚刚20岁出头，离开大家庭来到诺丁山，不料却是永远地离开了家庭，因为搬来诺丁山之后不久，她就同汉弗莱·戴金结婚了，汉弗莱·戴金非常不喜欢玛乔丽的小弟弟在亨利镇周围的乡间如影相随。1919年的圣诞节是文明用语家3年来首次团聚。埃里克对恐怖的东西依旧兴趣盎然，所以，他送给吉辛莎一本《德拉库拉》［Dracula，19世纪英国作家BramStoker所著的恐怖小说的书名，也是书中吸血鬼之王的名字——译者注］和一张文明用语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像。在这段时间里，埃里克已经成为巴迪康姆家生活中的一员了。普罗斯泼的1920年春假的日记表明，在26天的假期里他与埃里克一起度过了21天，他们一起射击、在高尔夫球俱乐部饮茶或者一起去雷汀看电影。第二学期的校历安排使得埃里克有更多的机会去拜访他的朋友。例如，6月底，他写信给巴迪康姆夫人，问她能否让他乘坐她们家的船去观看亨利地区的赛船大会，而在7月初，他又设法在巴迪康姆家的运动场的包厢里度过两天，观看伊顿公学与哈罗德公学在洛德的比赛。当时，普罗斯泼在哈罗德公学。埃里克的这一举动让巴迪康姆家的一位叔叔非常生气，他埋怨说埃里克是在同吉辛莎“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