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1936-1939 11、熬过冬天(1)
我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不认同“凡是能推动该党事业进步的都是正确的。”论调。
——致弗兰克·杰利尼克一封信，19381220
我简直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几年里能朝气蓬勃，摆脱牢狱之苦，摆脱金钱的忧虑啊。
——致杰克·康芒一封信，19381226
西班牙留给奥威尔的不仅仅是喉咙部位的子弹伤痕，更多的是难以磨灭的印迹。在以后的2年中，他一直生活在阴影中。他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来诠释那里发生的一切，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还不得不饱受西班牙给他带来的伤害。事实上，在阿拉贡前线及巴塞罗那度过的6个月时时刻刻萦绕着他，影响着他以后的岁月。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他去世的前几周到医院探望他，发现他一直在不断地说着“防卫队，西班牙内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奥威尔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那里明白了“大道理”，这是他在写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提到的字眼。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阿拉贡战壕和巴塞罗那小巷带来的恐惧——血污，奸险和谋杀——并没有离他远去，而是“让他更坚信了人类的正直”。与以往一样，他的回忆浓缩成含有象征意义的观点。他的另一篇文章《回顾西班牙战争》是在五年后的另一次冲突中写的。他回忆起一个法西斯步兵沿着战壕的上方边提着裤子边跑着，他不忍心开枪射击。第二件回忆的事情复杂些，而且，奥威尔认为自己怀有耻辱感。一个来自巴塞罗那贫民区的孩子被无端怀疑偷了其他民兵的东西（奥威尔的一些雪茄烟也被偷了）。这个孩子被剥光衣服搜身，后来发现他是清白无辜的。开始认为他有罪的奥威尔竭力想弥补自己的过失，带男孩儿看电影，不断塞给他夹心糖果，巧克力。这种补偿对他而言是可怕的。但是，不体察他人情感来对待他人似乎更可怕。有一次，奥威尔与一个士兵争吵，身为下士的他硬让这个执拗的士兵站岗。那位巴塞罗那的“野孩子”最后成了奥威尔最忠诚的拥护者。
1943年，奥威尔仍能够一一叫出西班牙战友的名字。那些在西班牙死去的战友的身影仍历历在目。《一九八四》这部小说的很多素材取自于加泰罗尼亚。在他人生的第一次，在西班牙，他看到了与事实真相不相符的新闻，读到了虚构的战争报道，见证了勇敢作战却被斥为懦夫、叛徒的勇士。西班牙给他的最初的感觉是客观事实真相都“脱离了现实世界”。未来的历史书是根据掌权者的命令编写。奥威尔开始尝试把早期宗教思想同笼罩的极权主义联系起来。这意义非凡。由此，他认为这是由于对死后灵魂的信仰衰变造成的。他写道：“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对人身永存不朽的信仰衰落。”不希冀神的判决，不在乎死后何事发生，独裁者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利用无神世界移位的宗教信仰为人类共同目标做些事情。
奥威尔的洋洋洒洒数万文字倾诉了自己及他人在西班牙内战的体验，他冷面客观，令人惊奇。他意识到，个人行为的根源并不经常可以马上在课本中用政治术语解释。“不是说法西斯主义有道理，”他向当时的一位记者说道，“但我的确认为许多法西斯分子个人有理由。”他接着说，战争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意识形态只是背景而已。正是在这种情绪下，对于阿尔卡扎围困的报道，他感动不已。在这场战役中，一支遭围困的国民军苦战煎熬72天。奥威尔认为，仅仅因为同情的是另一方，就否认这个英雄行为，是虚伪的，没有必要的。尽管奥威尔持有不偏不倚的态度，但西班牙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奥威尔政治化，而他的前段生活从未如此。西班牙认可他对于人类不屈不挠精神的信仰。也许，最重要的是，西班牙为他提供了一个背景，让他能够接近、接受这场蔓延在欧洲大陆较猛烈的，持续两年之久才消失的战火。与那个稍显天真无邪来自汉普思特德/维根的小伙相比，1937—1939年之间的奥威尔简直就像一只政治动物。第一次跃跃欲试加入政党，签署声明甚至……当第二次世界大战黑云滚滚时……准备直接参与政治行动。可以推测出，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西班牙的冲突。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观也是如此。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代表着将社会主义看作改善生计途径的广大民众。奥威尔从来就不属于那种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浪漫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人急切渴望回归原始的，对抗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威廉·莫里斯式的共产主义。于他们而言，机器是散发邪恶气味毁坏一切的力量。“工人阶级注重物质利益无可厚非。”他在文章《回顾西班牙战争》中写道；“意识到填饱肚皮才能净化灵魂是正确的。这不能用价值观的标准，只能是时间的问题。”
西班牙留给奥威尔的还有令人感伤的馈赠物：垮掉的身体。西班牙的医生曾经对奥威尔声带的预测是悲观的，但最终却基本恢复。其实，他的真正问题无关乎那颗由狙击手射来的子弹。奥威尔长大成人后——他从缅甸回来——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比如，34岁时，他已得过四次肺炎，——这在当时无抗生素的时代是相当严重的，危险的——此外，他还得过登革热病，被迫从东方返回。那时每个见过他的人都说他瘦骨嶙峋，面容憔悴。阿拉贡前线凛冽的凌晨，潮湿的战壕，使他原本虚弱的病体更加糟糕。从西班牙回来的那段时间，他病倒又长达数月，客观公正地说，从此他的身体状况直线下滑，直至早逝。除了他的肺部疾病，奥威尔和艾琳还面临着经济的艰难困苦。生活拮据——奥威尔的收入在1937年末到1938年初一星期大概不会超过2英镑——奥威尔生病使得经济上更加窘迫。他们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度日。记得英国有一年冬天，奇冷无比，为了防止奥威尔的肺部免受侵袭，他们打算到北非的摩洛哥疗养，多亏了一位匿名的捐助者，他们才得以成行。那时，奥威尔的写作生涯处于低谷，作品销售一直不太理想，与出版商还有点摩擦。不满失意的情绪从奥威尔个人言辞流露出来。健康不佳，写作上的挫折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层层乌云都统统压在他的心头。他曾忧郁地在写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暗示：他们还真不如卷起铺盖卷去集中营生活呢。
西班牙无处不在——在他评论的书中〔西班牙的文学浪潮到20世纪30年代才慢慢平息下来〕；在他寄出的为政治嫌疑朋友辩护的信函中；在他撰写的澄清英国新闻界误传的事实的文章中。可以推断出，对于西班牙内战新闻报道，奥威尔的立场观点不是主流的，不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英国大多数主流报纸或多或少支持佛朗哥。在少数支持西班牙政府的少数报刊中，的确有一些始终保持客观报道的风格。〔首当推崇的是曼彻斯特卫报，奥威尔对其编辑赞赏有加〕其他的报刊，特别是每日工报，盲目听从英国共产党总部国王街的路线方针。与奥威尔唱反调的可称为强硬的“左派”也有不同的形式。非联盟工人党的左翼分子曾在西班牙作战，他们个人未必对奥威尔存有敌意。他们不否认巴塞罗那的暴行在某种程度的真实性。但是，他们认为奥威尔的评价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这基本就是肯尼思·辛克莱·劳特对他的控告。奥威尔确实认为支配人民战线的是共产主义者，他的怀疑敌视态度为他了解共产主义者罩上了层层乌云。他不承认马克思联盟工人党代表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分裂出来的一个小派别；他也不承认西班牙共和国真正的外来敌人是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20世纪30年代中期欧洲势力均衡时，当时只有苏联的扶持帮助才能使共和制的西班牙继续存在下去。后来弗兰克·弗兰克福特讲道，共产党并未“出卖”西班牙革命，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革命充满生机。因此，对于任何久经沙场的一个国际分队的老兵来说，奥威尔急于揭露巴塞罗那大街小巷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他指责苏联干涉西班牙的充足理由。“我认为他对共产党反感不是他向西班牙共和国泼污的理由，”一个老兵诉说道。应该指出，这些是曾在西班牙战斗过的人们的观点。他们清楚地明白战争进行时的复杂局面，对于奥威尔强调1937年早期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出现的混乱，他们认为完全可以理解。
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评论奥威尔。他们并未参加西班牙内战，他们的结论在于服务于更为狭隘的意识形态，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在为责备苏联进行开脱。比如，下面是雷蒙·威廉斯于1971年所写的研究“现代大师”奥威尔的一段摘录：
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革命——主要是工联主义但也有联盟工人党参加——与一场殊死的战争不相干的。当时及事后，还有一些人甚至更过分，把革命说成对战争继续进行所采取的一种蓄意破坏的行为。而只有少数人认为共和军主力采取的革命镇压是一种与苏维埃政策有关的权力政治。
这篇摘录后的30年，威廉斯已过世，他耕耘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史料的编纂研究已成为历史尘埃。正如克里斯多弗·希钦在他著名的无情剖析奥威尔《奥威尔的胜利》一书中指出，威廉斯的论断多多少少让人感到怀疑。这可能带来这样的疑问：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是谁？当然，“镇压”是一种方式，用来描述巴塞罗那街上苏联指挥下的敢死队，大规模监禁，非法审判和当场处决等的存在。现在出现了“与苏联政策有些关系”的温和论调，好像1937年初夏西班牙发生的一切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微弱的附带的关系。在威廉斯的辩辞中，可以说，当代对马克思联盟工人党的误传是阴险的。《通向威根堤之路》的评论中曾有一、两次小的冲突，而一场在奥威尔与没有东山再起的斯大林“左派”之间的真正斗争于1937年初夏就拉开了序幕。他们在一些历来享有盛名英国文学杂志上甚至之外展开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唇枪舌剑。
奥威尔一家于6月底返回英国，他们在当时伦敦主要基地——格林威治奥桑尼斯的家——安顿下来。6个月前，他曾想联系一些文学人士，但他发现已身不由己卷入了纷争之中。不过，这并不怎么让他吃惊。在静心编著他在西班牙经历的书籍之前，首先他想把巴塞罗那经历见闻寄给与他意气相投的本国编辑。他曾阅读过报刊《新政治家与国家》上刊登的战争报道，对其颇有好感。他曾在法国致电该刊编辑金斯利·马丁，询问登发文章事情。金斯利·马丁口碑极好，是公认的品格高尚的人。马丁满口答应，但对于几天后的那篇文章《目睹巴塞罗那》却束之高阁，拒不采用，理由是该篇文章可能会“惹麻烦”。马丁打来的电话字斟句酌，含拒绝之意，且毫无回旋之余地，后来他又通过信函形式告诉奥威尔这事关报社的原则立场。不知是出于内心愧疚，还是出于发现了奥威尔还是研究西班牙的一位专家，总之，马丁又让奥威尔写一篇弗朗茨·博肯奥的《西班牙战场》的书评。书评完稿后，又惨遭马丁的拒绝，理由是违反了编辑的规定。报刊文学编辑雷蒙德·莫蒂默新月与此事无关。后来两篇文章先后发表。《目睹巴塞罗那》发表在无名刊物《争论：社会主义论坛》上；那篇书评则发表在《时代与潮流》上。尽管文章发表了，但却给奥威尔留下了创伤。这件事使得当代文学政治产生了对峙的两派。两派人士进行了旷日已久的纷争相斗。
对于奥威尔来说，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他们要掩盖事实真相，禁止言论自由，追求某些思想意识。金斯利·马丁，一个青年人奉之为正直楷模的人，一个光辉夺目的人，奥威尔要彻底否定他。显然，一个马克思追随者不会这样做的。〔一个人若寻找真正的自我，一生必须要开诚布公，渴望向他人学习，渴望纳新充实自我，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永不停歇的自我探索的征程中不断形成自我。〕马丁一辈子都在为自己辩解说，当时反共和军的宣传压倒新闻界。冲突各方表现得都极为残酷，“而我只是根据广大民众来做出抉择，其结果总归这边赢，而不是对方赢。”马丁认为，奥威尔的第一篇文章尽管事实确凿，但其导向却是偏向敌方的。那篇书评，从严格意义来说，并不是书评〔真正意义上的那篇书评几个月后最终由V.S.普里切特完成〕，只不过是奥威尔政治见解的重述。奥威尔的两篇文章都抨击了共和军政府的暴行。虽然马丁无理由怀疑事情的真相，但他认为在这份同佛朗哥唱反调的周刊上刊登此类文章，不合时宜。奥威尔有足够的自由度，可以另择良木而栖。
从此，奥威尔永不原谅马丁。现在还广为流传着这样的一件事：多年后，在一家拥挤的餐厅里，奥威尔看见了远处的马丁，他立即请一起就餐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同自己交换位子，以免看到那张“邪恶的脸”。那篇书评因未在《新政治家与国家》上刊登，报社曾给奥威尔违约金，但被他拒绝了。这笔钱不可避免被扣上了“封口费”的帽子（对此，马丁的传记作家尖锐地反驳说，如果那是封住嘴巴的贿赂的话，我们许多人都曾拿过该报社的这笔钱。通常，我们是比较简单看待此事的：若该次未刊登某篇文章，我们不想让文章因为我们而受损失）。这成了英国稿件审查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马丁于其中自己扮演的角色疑虑重重，毕生——他于1967年辞世——都在不懈地为自己正名，希求能有更好的结局。他曾告诉过马格里奇，奥威尔的文章的确精彩，实事求是，但却有损共和军。当时马格里奇大概询问是否最终采用奥威尔的文章。奥威尔的两篇文章在马丁看来，观点偏激，并不像《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那样态度温和，“左右平衡”。那段时间，奥威尔厄运连连，就在马丁拒绝刊登《目睹巴塞罗那》的那一周，奥威尔尚未动手的叙述西班牙经历的著作也遇到了麻烦。六个月之中经历了左翼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奥威尔看出狂热追随英国共产党的戈兰茨对于任何攻击共和军的言辞都是无法容忍，嫉恨如仇。因此，他于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就从格林威治赶到亨利埃特大街探探形势如何。戈兰茨出门了。他只见到了诺曼·科林斯。两人就《让叶兰继续飘扬》修改都慷慨激昂，据理力争。从科林斯那里，奥威尔已清楚戈兰茨的立场观点。戈兰茨密切注视着局势，在他7月15日的一封回复处世警觉的科林斯的报告的信中，他表明了自己要将所有的异端邪说统统掐死在萌芽状态，并说“很有可能”不再刊登奥威尔任何的作品。
恰在那时，让奥威尔满心喜悦的是他受到了一家名为塞克·沃伯格公司的垂青。佛瑞德·沃伯格亲任常务董事。沃伯格从奥威尔的独立工党盟友雷格·雷诺兹与约翰·艾普林那里，得知奥威尔的困境，立即请他第二天来谈谈。达克沃思也曾对奥威尔表达过有兴趣，但奥威尔对于如此青睐自己的沃伯格印象极深。塞克·沃伯格公司最早是在1910年马丁·塞克创建的。于前一年沃伯格与其建立了联盟。公司虽是左翼的，但思想独立。在奥威尔的心目中，比起大腕出版商“更合胃口”。7月中旬，完成并提交给伦纳德·穆尔一份提纲后，奥威尔和艾琳一同返回了沃林顿。沃林顿小农场一切杂乱无章，处于瘫痪状态。内莉姨妈几个月前已离开，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商店早已废弃了。奥威尔夫妇决定放弃重新开业的打算，转向发展牲畜饲养。刚开始时，他们养了两只羊，还有一只起名亨利·福特的大公鸡。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只剪过毛的狮子狗，奥威尔为它洗礼起名为马克思。
即使在赫特福德郡炎热的仲夏里，他们还是感到西班牙的经历久久挥之不去，如同放射性粒子般时时落下。考普仍囚禁在巴塞罗那，正准备进行绝食，以示抗议。奥威尔重述自己为雷纳·赫彭斯托尔·辩护与英国新周刊打交道的经过时，曾满腹怨气说道，要想在英国的报界批评反托洛茨基分子，想都别想，根本不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7月29日，英国新周刊上就发表了他的《倒出西班牙的秘密》文章两大部分的第一部分（在文章中，奥威尔认为左翼报纸竭尽深奥费解之能事，蒙蔽英国民众，使他们不知晓西班牙斗争的真正的本质）；被马丁拒之于门外的两篇文章不是也很快见诸报端了吗？1937年的6、7月份，奥威尔表现出有点固执己见，怀疑多虑，超出了他寻求自我的行为。但是，话说回来，仅一个月的光景，他的一篇报道，一篇书评，以及着手的一本新书的打算都被与他打交道多年熟知的人因为意识形态的缘由而打入了冷宫。他曾对赫彭斯托尔说过，戈兰茨是共产党球拍的一部分。在他处于焦虑激愤的状态下，南希·库纳德《支持西班牙的作家》的一份调查表三番五次寄来，终于惹恼了他。他的“回复”算得上最肆无忌惮的杰作之一，他写道：
你们能否别再发给我这种该死的垃圾？我已经收到过两三次了。我可不是你们的奥登或者斯彭德那种娘娘兮兮的人。我在西班牙待过六个月，而且大半时间都在打仗，身上至今还残留子弹孔。我可不想吹嘘什么捍卫民主啊，某某英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