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清早起来，他和小陆谁也不理谁，各自叠了被子，洗了脸。在饭厅里买了饭，小陆端着饭找了个桌子独自去吃了。他心里直发沉，“两个人这副德行，呆会儿怎么上北京市局办事情呀？”闷闷地吃完饭，他拼命地把堵在喉咙眼儿里的气吞下去，走到小陆的饭桌前，坐在埋头喝粥的小陆旁边，说：“昨天的事，你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了……”
“别说了，我不乐意听！”小陆看也不看他。
火儿，实在压不住了，他口气也粗硬起来，“你别以为我找你来解释什么，我没那工夫，现在咱们可不是无事一身轻，想吵就吵，想闹就闹！跟你说，回头儿当着北京市局的人，咱们可别没鼻子没眼的，拿责任不当回事，叫人家看着不成样子。我把话说了，你爱听不听！”他说完，抬起身子往食堂外面走出去了。
他回到房间，等了一会儿，门，轻轻被拉开了，小陆站在门口，没进来，眼睛也不看他，只低低地说了句：“走吧。”
他身上松下来，小陆毕竟是不会把工作耽误在意气上的，因为他一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这个事业的侦查员！
早上八点钟刚过，他们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进办公室，老王迎面便说：“算你们运气好，那个冯汉章，我们已经找到了，就住在前门饭店。”
他和小陆都惊喜不已，甚至还不知不觉地互相对着笑了一下。老王请他们坐下后，递过一张电话记录稿，说：“昨天晚上我们有几个同志加了个班，总算查到了，这家伙到北京来是为了替另一家外商推销一项产品，和里克公司的业务无关。现在他已经和我们两三个单位挂上了钩，生意正得手，看来最近几天不会动窝的。”
电话记录稿上记载着这次和冯汉章做生意的一个单位提供的情况，包括冯汉章这次来京的日期，和他发生联系的单位及他在前门饭店的房间号码，还有这些天大致的活动情况和举止表现等等，虽然不尽具体，却面面俱到了，志明仔细看了一遍，感激地对老王说：“太谢谢你们了，太谢谢你们了。”
老王摆摆手，“咱们之间还客套什么，都是在同一个大门里吃粮的，我们有事去南州求你们，你们还不是得当自己的任务办吗，一个样。”话锋一转，他问道：“怎么着，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要我们配合做些什么吗？”
周志明说：“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是打前站，先跟你们联系上，把人找到，情况掌握起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志今天乘火车来，准备等他们到了再动手，你看——”他换成商量的口气说，“我们能不能先到前门饭店去摸摸情况。”
“那没问题，”老王干脆地说，“我陪你们。”
然后，老王给他们借来了两辆自行车，一行三人奔前门饭店而来。
他们找到了前门饭店的保卫干部，知道冯汉章十分钟前刚刚乘出租汽车出去。他们便大致了解了一下他这几日在饭店的起居规律和所住房间的位置，老王又向保卫干部交待了几句什么，三个人便离开饭店往回走。
北京冬季里的响晴天，风特别暖，软软地抚在脸上，使人醺醺然。在水洗过一般湛蓝的天幕下，天安门城楼重红夺目，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享受。走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大道上，周志明的心情异常晴朗起来，昨夜横来的不快早已忘到脑后，他慢慢地盘算着，如果段科长和大陈的那班火车能够如期到达，那么早则今晚，迟则明晨，１１·１７案就可以一举破获了。他全身的神经一跳一跳地发胀，破案的前夜，是侦查员最兴奋的时候。
但是在他们回到办公室里的时候，他却敏锐地感觉到屋子里的气氛有些异常。早上和他们见过一面的一位姓古的副处长正在向两个干部低声说着什么，见他们进来，便赶忙招呼说：“你们回来得正好，刚才已经派人去前门饭店找你们去了，你们来。”
老王也很敏感：“又发生什么情况了吗？”
古副处长没有急于回答，反问了一句：“冯汉章不在饭店里吧？”
“不在，可能到哪个单位洽淡生意去了。”老王说。
古副处长唔了一声，转脸对周志明他们说：“我们的人刚才在首都机场发现了他。”
不用解释，这一句话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
“这家伙难道已被惊动了，要跑？”老王也马上反应出来。
“他手里有一张十一点二十分北京至香港航班的机票。”古副处长抬腕看了看手表，“现在距离起飞时间还有四十五分钟，我们的人已经把他监视起来了，你们看该怎么办？”
古副处长把征询的目光停在他们两人身上，少顷，又开口了，语气却是果断不容置疑的，“现在和民航联系请这架航班延时起飞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看现在应该当机立断，提前破案！”
周志明刚一听说冯汉章要跑，心里就闪出了提前动手的念头，他之所以没说出来，是因为一时拿不准。冯汉章是外籍人，没有准备好就仓促逮捕，万一临场发生什么变故怎么办呢？现在既然古副处长提出了这个主张，他心里就像有了主心骨，不再犹豫了。
“好吧，逮捕证、搜查证我们都已经带来了，请处长指挥行动吧。”
还有四十五分钟，事不宜迟，他们分乘两辆轿车，直放东郊。
北京街上的红绿灯栉比林立，汽车走走停停，艰难地穿过拥挤纷攘的街道。古副处长神色焦灼地不时看表，老王嘟嘟囔囔地骂着那些与汽车争道抢行的自行车们，时间眼睁睁地过了二十分钟，可他们只蜗行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在表面上，周志明竭力忍着不动声色，可心里比谁都急，都没有把握，一丝不祥的预感隐然爬上脑际，冯汉章，难道会像徐邦呈那样从他们手指缝里逃之夭夭吗？他的头上渗出汗来……什么都是可能的！
然而，事情似乎并不是没有了转机，当汽车驶出东直门，跃上直通首都机场的宽阔大道时，便开足了马力，强烈的气流撞在风挡玻璃上，发出轰轰轰的振动，这声音越响，他的信心和希望就越强！
他们在十一点十分赶到机场，几乎是冲着跑进了候机楼的大门，有人迎上来，同古副处长耳语几句，然后引导着他们穿过乱哄哄的候机厅，径直奔检票口而来。
去香港的航班刚刚检票，在那一排参差不齐的等候检票的乘客行列中，他们几乎同时发现了冯汉章。和他在相片上那一副风度翩翩、脉脉微笑的神情相比，冯汉章此时脸色阴沉，步态呆板，样子苍老而疲惫。他手里除了一只轻便的小提箱外，没有其他东西，正随着准备登机的人流缓步向检票口移动。
古副处长侧过身子，从容地对身边的周志明轻轻说道：“现在是十一点十三分，你们可以破案了。”
周志明、小陆和老王穿过人群，向冯汉章大步走去！
周志明、陆振羽在北京市公安局有力协助下，于首都机场胜利破案之后，同段兴玉、陈全有一道，在公历的大年三十将１１·１７案主犯冯汉章押回南州。一九七九年元旦这一天，便开始了这个案件的最后一役——预审。
冯汉章不同于施季虹，在审讯中很难速战速决，一鼓克之，这一点，段兴玉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审讯的进展似乎比他预料的还要棘手，冯汉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基础站住了脚跟。他先是痛快地供认了利用施季虹进行情报活动和参与陷害卢援朝的行为，表示服罪。但对其他问题的供述却让段兴玉摸不着虚实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既然捕前缺乏侦查过程，审讯中出现艰难局面就必定是难免的。所以在第二天便不得不把审讯停了下来。
整整一上午，段兴玉坐在办公桌前面没有动窝，那几张审讯的记录稿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桌上摊了一片写满字的纸。审讯记录中重要的段落他都分门别类地摘抄出来，颠来倒去地琢磨、比对着，各种假设一个一个地产生出来，又一个一个地被推翻了去，他期冀着能从这些供词中发现出一丝纰漏和矛盾来。
冯汉章的派遣机关是哪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的供述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我是里克公司的代表，我的派遣单位在护照上写明了的。”这是审讯记录里的一段话。
“你非法搜集我国军工生产情报，陷害我国公民，难道这也是代表里克公司干的吗？”
“当然，我承认，干这些事并不是出于里克公司代表的职责。我是为了金钱才干的，有人愿意付给我很高的酬金，就这么回事，至于说那是个什么机关，我无可奉告，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究竟是……是什么机关。”
冯汉章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副故作轻松的神态，这使段兴玉当场就把脸沉了下来，得给这家伙的心理上造一点儿压力了，天底下就有那么一些吃硬不吃软的人！
“冯汉章，我提醒你注意，被审讯者在回答问话时，是不得使用外交辞令和戏谑的语气的，你虽然是外籍人，但是你背着你的国籍国政府在中国领域里进行侵害中国利益的犯罪活动，同样要受到中国法律惩处。我奉劝你认真思考一下，争取一条从轻处理的道路才是上策。”
冯汉章默不作声，脸色变得阴涩起来。
“你不知道向你提供金钱的机关，但直接给你钱的那个人，你总该知道吧？”
“那个人叫威利，我叫不出他的全名，也许连威利也是个假名字，我们以前是在渥太华偶然地认识的，他好像是个推销商，我们后来见过几次面，都是泛泛的接触，次数也不多。在里克公司决定派我来中国常驻以后，他来找我，同我谈起一家大财团愿意和我做一笔生意，只要我去中国后向他们提供某些他们感兴趣的经济情报，就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酬金，我同意了。当然，威利不肯说出那家财团的名称，这是做掮客的规矩。”
“你们怎么联系，情报怎么传递？”
“我把我在香港所住的饭店告诉了威利，在我每次去香港度周末的时候，有人会打电话来，通知我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去，把情报放在指定的地点，这种放置情报的地点都是他们事先选好的，比如：公园的凳子下面，垃圾站附近的石头堆里，空酒桶里等等，这也是他们向我付钱的渠道。”
“你向他们提供了什么情报？”
“很杂，很零碎，从市场价格到出口贸易的情况都有，也包括施季虹给我的那些情况，要我一样一样地谈吗？”
“你一样一样地谈。”
冯汉章在谈那些情报的项目和内容时，态度很认真，回忆很仔细，但段兴玉却觉得他是在耍滑头，在装腔作势地演戏，他故意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堆极不重要的情报项目，连计划生育和居民换房子这方面的情况都列了上去，避重就轻的用心是很明显的。段兴玉耐着性子听完了，突如其来地问了他一句：
“你指使施季虹在江一明家盗窃绝密情报，事前是怎样接受指令的？”
冯汉章当时怔了一下，但很快便镇定地说：“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什么指令。”
“施季虹已经在盗窃现场留下了痕迹，案发后，你们唯恐罪行败露，串演了一出移花接木、嫁祸于人的丑剧，难道连这个你也否认吗？”
“不，我不否认帮助施季虹诬陷了那位卢先生。施季虹不爱他，一心想甩开他，她来找我帮忙，我不知道为什么竟鬼使神差答应了她，也许在那一分钟里我爱上她了，我也只爱过她这么一分钟，可是这对于我，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不过我们和江一明家里的那桩盗窃案没有关系，千真万确没有关系。”
他们真和盗窃案没有关系吗？这是不可能的。但要立即向冯汉章证明这一点不可能，却仍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段兴玉只好把这个问题先搁下了，他换了个方向往下问：
“我们是在你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前一分钟逮捕你的，据我们知道，里克公司并没有来电报召你回去，我们还知道，你在北京的生意正在得手，尚未完成。你回答，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不告而别呢？”
“说实话，我很后悔帮了施季虹那个忙，我到后来才意识到我给她那些东西——密写药、照相机，是多么的荒唐和……担风险。这件事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昼夜不安，有时我很绝望，觉得我完了，几天前，我突然动了逃走的念头，因为我预感到……”
“段科长，”周志明的呼唤声打断他的思索，把他的视线从审讯记录上拉了起来，“该吃饭啦，今天食堂吃饺子。”周志明把手里的铁饭盒摇得哗哗响。
他没动，若有所思地凝望着周志明，自言自语地问：“他真是凭着预感才决定逃走的吗？真是虚无飘渺……”
“你说冯汉章吗？”周志明放下饭盒，“也不是不可能，他估计到自己罪行早晚会败露，三十六计走为上……”
“不不！”他断然地摇摇头，敲着桌上的审讯记录说，“据我的印象，他绝不是他自己在供述中所描绘的那种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以后又风声鹤唳，吓得要死的人，绝不是的。你没发现吗？他在被捕之后是多么冷静，在审讯中的对答是多么有条不紊、恰如其分，这种超乎常人的冷静自然使人感觉到他似乎受到过专门的训练。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职位，置商业信用于不顾而放弃成交在望的买卖，甚至连自己的东西都扔在前门饭店不要，也不同饭店结账便不告而别，这简直可以说是在仓皇逃命了，难道仅仅是凭了莫名其妙的预感，凭了虚幻的第六神经吗？不不，这是说不通的，他一定是接到了表示危险的确实信息，不得已，才猝然出走的。”
“确实信息？”周志明疑惑地眨眨眼睛，“施季虹贴在歧山路的报警信号，按说不会发生报警作用呀，她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多钟贴的，冯汉章到二十九日上午在北京已经买了飞机票要溜了，一共不到两天的时间，那个胶布条也太神了。”
“你看……冯汉章会不会另有一条闻警途径呢？”段兴玉非常迟疑地说。
“啊？”周志明有点儿呆，没说出话来。
段兴玉的指尖在审讯记录上轻轻弹着，缓缓地又说：“不管怎么说，这家伙肯定没有向我们缴械，我可以肯定这一点！他的供述和施季虹的供述之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比如陷害卢援朝这件事，施季虹说是受他的指使逼迫，而他却说是受施的请求帮她的忙，从这两个人的个人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材料分析，当然是施季虹的供述更可靠些。还有照相机、密写药这些东西，冯汉章说是在国外买的，既然是商品，为什么没有商标？技术部门初步研究了一下，他们的意见认为不像是西方国家的民用产品，今天上午把一个书面意见送来了，虽然不是最后的鉴定结论，但我看那几条意见还是挺有价值的。密写药、显影药还没有化验出来，不过目前也已经排除了民用品的可能，因为它们配方成分的化学水平很高，也很复杂，你看看这些材料。”
“可是……”周志明接过化验说明材料翻览着，说：“可是冯汉章的供词也自成一套逻辑，而我们这些证据又都不是那么肯定，总不能单凭着分析和推理来打倒他吧？”
段兴玉点头说：“这是当然。他的供词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他料定我们手中的证据主要来自施季虹的口供，才敢这样有恃无恐地做文章，这倒也足见此人非同一般，我想，他的后台老板大概决不是什么威利之流。”
“对了，我也这么看，一个财团，怎么会对９４１这种军工企业发生那么直接的兴趣，甚至这么不惜工本地进行非法情报活动呢？我想……会不会是这个！”周志明用食指在桌面上写了一个“Ｄ”字，“从过去我们破获的一些案件上看，他们对９４１的兴趣倒是很强烈。”
“唔——”段兴玉望着桌面，点点头，说：“你是说，Ｄ３情报总局？”
冯汉章到底是什么背景？不查清楚，整个案子就是一笔糊涂账，所以在元月二号，段兴玉决定南北分兵，陈全有和严君南下广东，设法请有关部门协助查证一下冯汉章口供中涉及香港的那些情况，他自己和陆振羽则北上赴京，准备请权威单位再重新对那架微型照相机和密写药进行鉴定和化验。陈、严的广东之行，他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冯汉章在香港的活动不会没有掩护，想从那儿查出他的马脚来的确是件难以办到的事，倘不是出于无奈，他决不会花两个人日夜兼程去搞这种事倍功半的查证，这也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撞撞大运吧。至于他和小陆的北京之行，他却寄以十足的希望，他反复想过，对这些物证的检验，也许是认定冯汉章的派遣组织的唯一途径了。不知为什么，在他心里发出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这个案子不是已经进入了尾声，而是处在乱无头绪的开端。
一大早，大陈和严君拿着两张全国铁路通用票登上了一列南去的火车，段兴玉和小陆现买了两张站台票也挤上了火车往北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周志明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埋头整理１１·１７案的卷宗。
现在在他面前摊放着的，是从前门饭店冯汉章房间里搜查和扣押的物品，差不多已经分门别类整理完了，只剩下一个纸包还没有动过。他打开纸包，从里面倒出一堆碎纸片来。
这是从一个垃圾篓里拣出来的碎纸。当时他们已经把冯的房间全部搜查完毕了，他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正和饭店楼层的负责人核对扣押物品的清单，几个服务员进来开始收拾这间客房。他看见一个服务员从洗脸间里拿出个纸篓来，好像是搜查中没有注意到的，便要了过来，伸手进去翻了翻，发现里面除了废烟盒、废包装纸外，还有些写着字的碎纸，他向服务员要了一张旧报纸，把这些碎纸拣出包起，带了回来。可这包东西，竟使大陈抱怨了好几次。
“你成拣破烂的啦，把这些烂纸头拿回来干什么？这有什么价值？这倒好，按规定，拿回来的东西一律不能随便销毁，还得一张张裱起来入卷，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当时小陆站在旁边，冷冷地敲着边鼓：“人家是又要发现点儿什么，好一鸣惊人了。”
他不以为然地冲大陈笑笑，“我抓空儿裱出来不就完了吗，即便没有证据价值，也许还有研究价值呢。”他没理小陆，小陆那阴阳怪气的腔调儿使他不舒服。他知道小陆对他的嫉恨未消，便尽量避免和他冲突起来，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写着字的这些废纸都被撕得很碎，他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勉强地拼接起来，裱糊在衬纸上，一共裱出三张。一张是一个账单，上边草草地记了些日常行住的花销，另一张记的是北京几个单位的名称和地址、电话。他看过这两张，都放在一边，又拿第三张来看，这一张撕得最碎，十八开大小的纸，竟撕成了三十多片。他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是一封信，一封很简短的信。
冯汉章先生台鉴：
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移榻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迄今无大渐，你付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
刘亦宽
信上没落日子，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看不出什么疑点，而且又没有信封，只好也放在一边，准备等将来审讯冯汉章的时候再做核查。
忙忙碌碌地过了一天。晚上吃过饭，他一个人走进办公室，准备继续整理卷宗，刚打开保险柜，他却犹豫了。
“得回去看看肖萌了吧？”自从年前在法院审判厅的过道分手以后，他们还没见过面呢。趁现在没有急茬的事，应该回去看看了，他把保险柜关上，锁好，然后骑车离开机关，往太平街而来。
路过南州饭店，被一串从饭店大院里鱼贯而出的小汽车拦在路边，他蓦然记起那次下班后在这儿碰上季虹和冯汉章的情形，也不知道那次他们谈了些什么……小车队过去了，他却呆愣在路边没有动弹，一个令人为难的问题钻进了他的脑袋。
“回去了，宋阿姨问起季虹的事怎么办？”他心里飘过一阵胆怯，上次他对卢援朝问题的守口，已经叫宋阿姨不高兴了，这次又轮上她的女儿，如果问了，怎么说呢？
他又蹬起自行车，慢慢的，边蹬边想辙，辙没想出来，心里却愈加烦躁缭乱，这时候冷不防一个小伙子骑车从身后超过来，压住他半个车轮子，一拧把，把他别了个措手不及，歪在了马路沿上。那小伙子在他前面停下来。回头冲他咧嘴直笑，他定一定神，不由也跟着笑起来。
“好哇你杜卫东，你敢别公安局的，不怕罚钱呀？”
杜卫东带着一串笑，把车子滑到他跟前，说：“我跟公安局的缘分深，这不，我是二进宫啦。”
“这次不算的。你现在怎么样，在淑萍他们家还好吗？”
“还行吧，人家对我不错，我怎么也不能往人家身上抹黑呀。可是你们这些个警察呢，一出点儿什么事就总往我身上怀疑。你知道这次是谁抓的我吗？还是你认识的那个黑大个儿，这家伙，咱们这种有前科的人在他眼里，屎壳郎，一辈子都是臭的。”
“这你可错怪人家了，实际上正是他在证据上发现了问题，才改正了错案，要不然你又该回自新河啃窝头去了。你现在还在９４１厂吗？”
杜卫东像是很得意地一挺胸脯，“当然啦！”
周志明突然想到什么，眉尖一挑，“哎，我还没吃你的喜糖呢，你们什么时候给我补上？”
杜卫东非常郑重其事地答道：“对对对，不光喜糖，还得请你喝顿喜酒，淑萍以前也没告诉我，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新房原来就是你的家，占了你的房子，淑萍他们家老过意不去，整天念叨，结果现在我倒反过来老宽慰他们，我说，周志明跟你们是老邻居，跟我是患难之交，铁哥们儿，没说的，再说你现在也跟我一样，反正到别人家‘倒插门儿’去了，那家是高干，还在乎这两间房子吗？”
周志明笑笑没说话，杜卫东话头一转，又说：“哎，对了，那天我可看见你那位了。”
“我那位？”
“就是施肖萌啊，现在我们厂没有不知道她的，外号都有了，叫‘施洋大律师’。我是在那天审判会上见到她的，厂里保卫处专门给了我一张票。嘿，说真的，你那位没治了。”
“怎么没治呢？”
“要口才有口才，要长相有长相，够派！比她姐姐漂亮多了。其实你说施季虹那模样配人家卢援朝也就可以了，可她还那么不知足，非扒上一个华侨不可，这事儿你听说了吗？那华侨叫张什么还是什么章的，据说比施季虹大三十多岁呢，都老没牙了，真的，不信你问去，我们厂的人都知道了，这叫什么？叫‘桃色新闻’吧？反正这种新闻传得最快，人家说，这次整卢援朝就是那老帮子出的点子。”周志明不置可否地笑笑，转移话题说：“你刚下班吗？”
“不，今天我倒休，上卢援朝家帮他做家具去了，他们请了我一顿，这不才吃完。”
“对了，卢援朝的家具我见过，那大立柜就是你的手艺吧？”
“怎么样，手艺不赖吧，什么时候你办事，我也给你打，这还是在机修厂木工组打的底子哪。唉，卢援朝这下也结不成婚了，打出来这些家具都准备先给他弟弟结婚用了。”
他们在路边就这么闲扯了半小时，直到脸上冻得发僵才握手言别。周志明回到施肖萌家时，已经七点半钟了。他看到大门前的空地上斜停着一辆漆黑发亮的“奔驰２８０”，心里不由一动，“是施伯伯回来了？”
进了门，先进厨房擦了擦脸，从吴阿姨那儿，他知道施伯伯并没有从北京回来，在客厅里同宋阿姨说话的，是个刚刚到的客人。
“小萌也不在家？”
“不在。小萌这些日子好像不痛快，话也不说一句。唉，她爸爸也不回来。”吴阿姨重重地叹着气。
他穿过走廊走向自己的房间，从客厅紧闭的门里，能听到有人在说话。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抬高了传出来，口气果断而自信。
“这件事，市委政法部当然是可以过问的，……”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扭亮桌上的台灯，总觉得桌面上仿佛缺少点什么，想来想去，才想起玻璃板下面压着的施肖萌那张扎小辫的照片被她拿去了，心里淡淡的有点儿别扭。他拉开抽屉，在里面扒拉着想再找出一张好的来，找来找去不满意。在这一两年的照片里，她几乎都是那么一副冷漠，矜持，过于自信，过于固执的样子。他比了半天，挑出一张“傻笑的”塞在玻璃下面，好在并无娇嗲作态，总算傻相可掬吧。
客厅的门响动了两下，宋阿姨和客人的说话声移到走廊里来了。宋阿姨好像是哭过一样，用伤风发哑的嗓子哝哝地说：“老乔，孩子出了这种事，真叫你操心了，老施偏偏这个时候又不在……”
那个响亮的声音略略柔和了一些，“老施在北京的会也快结束了。我今天和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同志说了一下，季虹的事先不告诉他，让他安心把会开完，再说他的身体也不好，还是等他回来以后再说吧。老宋啊，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萌萌那样做还是对的，不要太责怪她，为难她了。她的那件事我也听说了，孩子现在心里也是不好受的，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是相好了一段时间嘛。以后我叫乔真多过来安慰安慰她。最近他们学校要分出一部分学生到外地去办分校，你知道这个事吗？乔真在学校里到处帮萌萌活动着留在总校，分校的学习条件太差，毕了业还要往外地分，要是现在能留就尽量争取留下来。乔真已被系里留下了。对了，你的腰痛病怎么样了？乔真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搞按摩的，据说在南州小有名气，约个时间叫乔真领你去一趟。”
“这孩子，真难为他想着了，叫他以后常来玩啊。”宋阿姨有气无力地说。
“现在一般的按摩大夫……”说话声又移动了，消失在大门口。门外，汽车响动了一阵，开走了。周志明听见宋阿姨的脚步声从大门那儿转回来，在走廊里拖动着，一声一声好像越来越近，他有点儿发怵，生怕她突然进来向他问起他没法回答的事，可那脚步声终于走进客厅里去了。他轻轻松了口气，也许宋阿姨根本就不知道他回来了，不知道也好。
“可是萌萌呢，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他闷闷地想。
早上上班的铃声响过，严君走进办公室，心事重重地坐在桌子前。
“怎么了，小严？”大陈投过一注怀疑的目光，“在广州两天没睡觉眼睛都没肿，怎么回来反倒……”
她轻轻按摩了一下发肿的眼睛，想松弛一下哭酸的角膜，她一向自认为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可昨天，仿佛把一生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
唉，女人的眼泪。
昨天下班的时候，小陆交给她一张字条，约她晚饭后去建国公园谈一谈，并且写明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为了自己请求她了。她一边吃着晚饭，一边琢磨着这封情辞恳切而又颇有点儿最后通牒味道的“约书”，心绪被难以名状的烦恼攫住。
她如约来到公园门口，小陆已经等在那儿了，大概因为都觉得彼此的心情和公园里的环境气氛不大相称，所以他们没有进去，而是顺着马路向西走去。在路灯如豆的寒气中，她看见了街头拐角处那片在风中摇曳的光影，不觉依稀记起三年前在施肖萌去自新河探望周志明的前一天晚上，她同她也是沿着这条大街走向那个幽暗的拐角的。
过了拐角，他们没有停下来，继续默默地往前走，走了一会儿，小陆开口了：
“小严，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你答应我吧，我，我爱你。”
他的声音中夹带着胆怯的颤抖，听起来怪可怜的，她聚集在胸中的烦躁倏地溶解了，心平气和地说：“你看，现在案子这么忙，不是考虑这种事的时候吧。”
“哼，干咱们这行的什么时候不忙呢？你们从广州空手而回，我们在北京四处碰壁，物证虽然留在了北京，可是究竟能不能检验出来，什么时候才能检验出来，都是没准儿的事。这个案子要是一拖拖上十年二十年，难道让我们也跟它一起长期挂着吗？”
“小陆，我们做一个好朋友吧，我们原来就是好朋友，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么说，你还是不同意啦？”话中似乎挟着些隐隐的威胁。
“我很愿意和你做个普通的朋友，我们保持一种亲密的友谊关系何尝不好呢？”她几乎是用了恳求的语气，心里却有点儿冒火儿了。
“我就那么使你讨厌吗？”小陆咬着牙问。
“我并没有说讨厌你，从来没有，但你要求的那件事，无论如何不行。”
“为什么不行？”
“别问为什么。”
“你总有个原因，我一定要问！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不清了，别问了，我还有事，我们分手吧。”
她觉得无法再谈下去了，转身离开他，大步往来的路上走去，刚走出几步远，猛然听见他在身后说道：“我知道，我长得不如周志明漂亮！”这句话使她全身像顿点儿一样顿住了，她转回身，冒火的眼睛直盯着那张在夜幕中变得模糊的脸，陆振羽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子弹一样打在她的心上，“可你，也并不比施肖萌漂亮！”
“你！”她舌根发僵，“别忘了你还是一个公安干部，说这种无聊的话，太无聊了！”
“对，我是无聊，可你和周志明，你们有聊吗？”
“小陆！”她从来没有这样厉声喊叫过，以致把他弄得一愣。
“好吧，”他说，“你用不着发火，我明白就行了，我不会妨碍你们的，可是请你们也别再拿一件破毛背心之类的玩意儿把别人涮着玩儿！”
他过街走了，怒气冲冲地走了。她强撑着回到家里，扑在床上嘤嘤地哭起来，委屈的泪水湿了一片枕头。几年了，她的感情所受到的冷遇，她的苦苦的，毫无希望的等待，从未得到过一丝一毫的同情和安慰，她得不到自己的所爱，又不能下决心当着小陆公开否认这爱的存在，大概，人生最苦，莫过于有苦说不出了。
她感觉到大陈关切的目光还停留在自己脸上，连忙强作轻松地拢了拢头发，说了句：“没什么，昨天睡晚了。”
“今天我们俩到９４１厂去一下，找卢援朝再谈一次，需要他亲笔写的证据材料得请他赶快写出来，介绍信我已经开好了。”大陈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公文包里装笔记本。
她从抽屉里取出自己的公文包，正要和大陈走，段兴玉走进来了。
“今天上午都不要出去了，纪处长要召集咱们开个会。”
“召集全科吗？”大陈问。
“不，就你们这个组。走吧，现在就到会议室去吧。”
“什么事啊？”
“我也不知道，刚才纪处长在走廊里对我只说了要开会。”
他们坐在会议室里，等纪真来，空气中蔓延着百无聊赖的沉默。她的目光在长桌对面大陈的脸上茫然地停了一会儿，滑向左边的小陆，小陆沉着脸，狠劲儿地抽烟，再左面的位子上，周志明两手托在后脑勺上，眼睛望着天花板，一眨一眨的不知在想什么。公务员小范走进来，在长桌的一端摆下一只公用的茶杯，在里边放了些茶叶，沏上水，盖好盖子走了，他的动作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可是谁也没说什么，“会不会是市局的头头要来听汇报？”她胡乱猜想着。
果然，两分钟后，纪处长陪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进会议室。那人六十来岁年纪，胖胖的，用严君的标准看，风度很不错。他热情不拘地同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才在座位上坐下。
“这是市委政法部的乔仰山部长。”纪真介绍着说：“乔部长今天专门来同我们一起研究一下１１·１７案的情况，特别是对有关人的处理问题。乔部长，要不要先把全案的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基本情况我都知道喽。”乔部长摆了一下手对大家说：“你们这一段工作还是很不错的嘛，有成绩，很辛苦，我们都是了解的。”他用茶杯温暖着双手，又说：“我来，主要是想和你们研究一下对施季虹的处理问题。你们都知道，她是我们南州市市委政法书记施万云同志的女儿，她犯了这个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市委是很重视的，要求尽快地，严肃地加以处理。不能因为她是干部子女就另眼看待，法律面前是要人人平等的嘛。老纪呀，她的问题是不是都查清了？”
“她的问题基本是清楚了，可是主犯冯汉章的眉目还比较模糊，我们可以抓紧一下，争取尽快结案吧。”纪真说。
“施季虹的问题既然已经搞清，我看可以先行处理，倒不必等着结案。她的羁押时间快半个月了，从时间上看也不宜再拖太久，我们可不能搞‘四人帮’‘久押不决’、‘以捕代判’那一套啊。”
纪真先是迟疑了一下，随即笑着说：“对，我同意这个意见。老段，今天趁乔部长在这儿，我看索性把对施季虹的处理意见定下来，这样也省了以后上上下下的许多公文往来了，今天研究定了，咱们就可以直接成文往上报批了，啊。”
“行。”段兴玉有点儿勉强地点了一下头。
乔部长先开口说：“政法部的意见，劳动教养三年。”他用征询的目光环视了一圈，笑笑，又说：“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太重了？我刚才说过，正因为她是干部子女，才更要严肃处理，法不阿贵嘛！”
大家闷着声，谁也不说话。过了片刻，纪真首先打破沉默，迟疑地说：
“我看，可以吧。”
严君把打开的记录本合上，她知道这个会议该结束了，因为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无须经过检察院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而是由公安局直接呈报市政府，再由市政府发“劳教通知书”就行了。既然政法部长和公安局的主管处长意见一致，事情便算是大概定局了，他们这些普通干部还能有什么争议呢？但是，出乎她的意料，她刚刚合上本子，斜对面的周志明却偏偏开口了。
“我有个不同意见，能说吗？”
“说吧，畅所欲言嘛。”乔部长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脸上分明露出些意外的神情。
周志明把身子往前靠了靠，说：“我有点儿糊涂了，施季虹诬告卢援朝，情节应该说是很严重的了，在这之前，她还多次向冯汉章提供我们军工生产的机密情报，还有盗窃江一明住宅这件事，目前虽然不能完全查实，但她的嫌疑最大，就是不算这件事，不也足以构成反革命间谍罪了吗？为什么不追究刑事责任，而要给个行政处分呢？我看不是重了，而是轻了，轻得……有点儿没道理。”
这一席话，把屋里的空气弄得有些紧张，严君偷偷看了一眼乔部长，见他还把手捂在茶杯上，脸上似笑非笑的。
“怎么，你认为施季虹是反革命，是吗？”
“她的犯罪性质当然是反革命的。”
“啊——嘿嘿，”乔部长淡淡地笑了两声，“不能那么说吧，过去在‘四人帮’时期，只要犯了罪，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扣上一顶反革命的黑帽子，什么反革命小偷犯、反革命强xx犯，多得很哟。现在我们要给人戴这顶帽子，可不能那样简单喽。现在的政策界限是很分明的，鉴于前几年的教训，对于反革命的认定不但要加倍谨慎，而且还非得规定下一些严格的框框不可。我查了一下最近的有关文件，反革命确切的含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这句话将来是要正式写进《刑法典》里去的。别看只是这么短短的一句，却是很科学很严谨地叙述了反革命犯罪的构成。啊——，比如说，一个人干了危害国家的事，但他事先并不是抱了反革命的目的，这类情况就不能以反革命论处，否则不是又成了‘四人帮’那一套客观归罪的搞法了吗？我们可不能再这么搞了，也不管人家主观上有没有反对革命的想法，统统按反革命打翻在地，这样还有不搞冤假错案的？那么，什么叫以反革命为目的呢？我也查了一下，具体地说，就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施季虹的供词我看了，她无非是想通过冯汉章的关系到外国去留学嘛，留学也不是坏事，坏就坏在她使用的手段是错误的，最后被敌人利用了，但作为她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个人主义泛滥，道德品质败坏嘛，还不能够以此就断定是居心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我个人看是不能这样推演的。”
乔部长停下来，又是一阵沉默。严君本来是下决心站出来支持周志明的，可现在却踌躇了，乔部长讲得似乎也很有道理，她心里有点儿拿不准了。只听乔部长又说：“你刚才说到的所谓提供军工生产机密，不过是她向冯汉章讲了一些零配器件的进货数量，当然喽，这的确是不应该对外透露的，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无限夸大，对不对呀？至于诬告卢援朝的问题，因为毕竟没有造成恶果，所以也应该按照‘未遂’从轻处理，你的意见呢，老纪？”
纪真点头说：“我同意乔部长的意见，按乔部长刚才的分析，劳教三年也不算轻了。哎，老段，你发表发表看法？”
段兴玉用迟缓的动作在烟灰缸的沿上搓着烟头儿，踌躇地问道：“乔部长，对施季虹劳教三年的处理，市委政法部是不是已经做了正式决定？”
乔仰山说：“政法部只是个建议，你们是具体办案单位，我们总该把意见统一起来嘛。”
段兴玉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似乎还在考虑着什么。
这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一道缝，有人探进个头来，轻声说道：“大门口有人找周志明。”
“哪儿来的？”周志明抬头问。
“自新河农场的，姓丁。”
周志明把征询的目光投向纪真，纪真问：“你还有其他意见吗？”
“没有，我仍然认为劳教三年的处理略轻，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国家情报，诬告别人，这都不算犯罪？我想不通。其他的没有。”
“好，”纪真板着脸，“你会客去吧。”
周志明出去了，屋里气氛很僵，没人吭声，半晌，乔仰山转脸对纪真问道：“这年轻人叫什么？”
“周志明。”
“啊，果然是他。”
“乔部长知道他？”
“噢，前几天我们找施季虹的母亲谈话的时候，她反映她的小女儿施肖萌最近与周志明关系很坏，主要原因好像是周志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呃——”他停顿了一下，大概觉得这种场合是不便具体加以说明的，话头便绕开了，“至于周志明和施季虹的关系，那就更紧张了，因为施季虹曾反对过她妹妹和周志明的恋爱关系。老纪，这种情况……周志明继续参加这个案件的工作是否合适，你们没有考虑过吗？”
“这个，原来我们也考虑过让他回避的问题，可是……”
“回避，在法律上也是个制度嘛，不是相信不相信哪一个同志的问题，恰恰相反，是爱护同志。再说，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在办案中自觉不自觉地掺杂进个人的好恶恩怨嘛。”
“也好，”纪真敲了一下指头，“老段，乔部长的意见是对的，我考虑小周还是回避一下的好，你看呢？”
“我不同意。”段兴玉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掉的烟从嘴上拿下来，很干脆地说：“周志明不是侦查对象的直系亲属，按规定不在必须回避之列。他做侦查工作这些年，各方面表现大家都是清楚的，还没有发现他因为个人感情或者私人利益而影响公正侦查的问题，在这方面，对这个同志应该是信任的。”
纪真表情复杂，语气缓慢，似乎是一边斟酌一边说道：“如果……说到侦查员的职业品质，我倒又想起他曝毁胶卷那件事了。当然，客观上是反了‘四人帮’，政治上是对的，这是应该承认的。但就这件事本身来说……怎么说呢？反正我是做不出来的，老段，换上你怎么样？你搞了三十年侦查工作了，你说说。”
段兴玉还没有答话，乔仰山对着陈全有问起话来：
“你是周志明的组长吧？你谈谈看法嘛。”
大陈嘴角嗫嚅了半天，才挑选着词句说：“要说周志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个同志的最大特点是责任心强，呃——，的确还没有发现过在办案中感情用事现象。至于，至于，纪处长讲的那件事，呃——，我个人的看法，作为周志明本人来说，这个这个，当时的动机还是反‘四人帮’的嘛，人家贴了反‘四人帮’的诗词，他才保护了人家，又不是跟他沾亲带故，其实他也并不认识人家……”
“不对！”一直沉默不语的陆振羽突然阴沉沉地打断了陈全有的话，“不是那么回事，这件事的底细我都清楚。”
严君抬起头，茫然地向小陆望去，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上。
“我也是才明白的，他在广场事件中保护的那个人不但和他认识，而且还有特殊的关系，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施季虹。我是在前几天审讯的时候认出她来的。”
场面猛地静了下来，谁都想不起该说些什么。
严君觉得脸上涌满了滚烫的热血，陆振羽的面孔刹那间变得那么丑恶，丑恶淹没了正义和美好！她真有点儿受不了了，“你拿出些公正和良心来吧！”她竭力用牙咬住嘴唇，压制住冲向喉间的怒喊！
纪真摊开两手，对段兴玉说：“我早就想到了，这里总有一点儿原因嘛。”
乔仰山打开茶杯盖，并不去喝，只是无动于衷地嘘着水面上的茶叶，静了一会儿，才用总结性的口吻说：“这件事嘛，反‘四人帮’这个大的、基本的方面还是应该充分肯定他的，至于其他，我看，不去提了吧。”
没人再说话，大家又缄封了嘴巴，沉默到各自的思绪中去了。乔仰山吹了一会儿茶叶，把茶杯盖又盖上，然后专门把脸冲向段兴玉，说道：“怎么样，你们再研究研究，看看叫他回避究竟合适不合适呀。”
段兴玉想了一下，说：“我的意见是不回避，既然在侦查、收集证据阶段都没有回避，为什么到了结案阶段反倒要回避了呢？不过，这只是个人意见，按法律规定，决定侦查人员是否回避的权力在侦查单位的负责人，这件事儿，处长定吧。”
“还是让他回避吧。”纪真不加犹豫便说。
“那我通知他。”段兴玉冷漠地点了一下头。
纪真想了想，又嘱咐说：“不要采取简单通知的办法，要专门找他谈一谈，做做解释工作，不要让他有什么思想负担，这不是不信任他的问题，而是……”
段兴玉摆了一下手：“放心吧，他不会想那么多的。”
话音还没落，周志明出现在屋子里，严君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显然已经听到了刚才的决定，默默地走到长桌跟前，收拾自己放在那儿的笔记本，用平静的声调对纪真说了句：“我执行回避。”便向外走了出去。
气氛变得更加沉重，冷冷的，像灌满了冰冻的铅。片刻，乔仰山把目光从面前的茶杯上抬起来，环视了一圈，用洪亮的、若无其事的声音说道：
“继续开会吧。”
散了会，大家都下楼吃午饭去了。严君看见周志明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不动窝，迟疑了一下，留住了脚步，等楼梯上杂沓的脚步声渐渐平静以后，才轻轻对他说：“别想了，吃饭去吧。”
周志明仍然没有动，胳膊支在桌沿上，一只手插进厚厚的头发里，两条长长的眉毛打成一个团。严君又说：“其实，回避倒也松快，反正这个案子的精彩部分你都参加上了，现在进入了结案阶段，剩下些扫尾工作、清理工作，不干也没什么，你……”她觉得枯肠索尽，实在找不出什么宽解的话了。
周志明仰起脸，若有所思地望着她，半天才说：“我是觉得这样做对他反而不好，反而不好……”
“谁？”她莫名其妙地眨眨眼睛。
“对季虹的家里，对她爸爸，对市委，对党的威信，都不好。决定教养而不判刑，就意味着她的行为不算犯罪，出卖国家情报都不算犯罪，这是明明白白的姑息养奸，群众会怎么想？”
“咳，”她拦住他的话，“你把心都操到哪儿去了。”耽了少顷，又放重语气，说：“志明，有句话我一直不想跟你说，可现在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你……应该在事业上有个稳定的环境了，生活上，也该有个幸福的家庭了，这些，其实都已经摆在了你的面前，你，你不要破坏它。这个案子，你不再插手，对你只有好处，况且，况且一个政法书记的女儿，判教养三年也就算可以了，总比一点儿不判好吧？”
“政法书记的女儿就可以重罪轻罚吗？”周志明没有被说服，反而情绪激动地站起来，好像要冲她发一顿火儿似的，但却没有马上接着说下去，隔了一会儿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平静地说：“你知道，我也是个干部子弟，从感情上，我特别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真正有威信，真正受尊敬，受爱戴，因为在人们的眼睛里，他们是代表了党的。所以我一看到有些领导干部办些不自觉的事情，心里就沉甸甸的放不下。你说我操心太多了，对了，我是太爱操心了，没办法呀。现在常常能听到对党发牢骚和抱怨咱们国家的话，说实在的，不管这些话有没有道理，我在感情上都是不痛快的，就好像别人骂了我自己的爹妈一样，总忍不住想跳出来说几句解释的话、维护的话。可是有时候，我自己也忍不住要发牢骚，因为看到的那些事，更叫人不痛快。”
严君沉默了。
“小严，你不觉得乔部长今天专程到这儿来讲的这番话，在冠冕堂皇里面掺杂着私情吗？我是觉出来了。我并不是为了我的回避而生气，就说是正常工作中量刑偏轻，那也没什么。可乔部长以政法部的名义跑到办案单位来直接定调子，而且又轻得失去了原则，纪处长不认真考虑就随声附和，这难道是正常的吗？我知道我提意见没有我的好处，可我偏要提，把话说出口，我心里就无愧了。”
“唉！”严君不能再劝什么了。
中午，她从食堂回到办公室。屋里只有小陆一人独坐桌前闷闷地抽烟，她连看也没有看他，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拉开抽屉，取出一本书看起来，就像屋里没有他，就像上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她现在对小陆反而很平静了。
“你恨我吧？”小陆阴沉沉地把一口呛人的烟气吐过来。
隔壁，有人在打扑克，一阵喧哗笑骂声穿墙送过，把这间屋子里半凝固的酸苦的空气稍稍冲淡了一点儿。窗外，大概很远的地方，噼啪地响起了零星几声鞭炮，像是急性的孩子在催促着春节的到来。鞭炮声很脆爽，听来仿佛是从自己压抑的心里迸出的几粒小气泡。
“我可怜你。”她竭力平静地说，连头也没抬，但却能感觉到他射来的疑惑的目光。
“我上午只不过是披露了一下事实，难道也有什么不对吗？”小陆朝天长长地喷了口烟气。
“行了，”她抬起头来，“又没有人谴责你，既然你问心无愧，何必要急着表白解释呢？”
“我看得出你生气了，你恨死我了。可我声明，我揭发他绝不是为了你，绝不是！”
“你揭发他？你有这个资格吗？对他你只欠着情分，只有感激的义务，报答的义务，而没有落井下石的权利！要是我，绝不为了你那点儿本来就活该的委屈去坐牢！”她压不住一腔的愤慨。
“他为我坐牢？难道当初是我请他曝毁我的胶卷的吗？哼，现在一说起来好像都觉得我欠了他多少恩典似的，我就不服这个气！”
“你的胶卷？那是你的耻辱，耻辱！”
“得了，别跟我来这一套了，你没镇压过群众？周志明没镇压过群众？没镇压，你们七六年上广场干什么去了？说穿了，他当时要不是为了未婚妻的身家前途，也未必要毁那个胶卷，不然，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为什么一直守口如瓶呢？不就是想让人说他是出于公心吗？这点把戏我还不明白吗？哼，我看咱们全一样，谁脑袋顶上也没有一层圣洁的光圈。”
严君气得直打哆嗦，“你，你当然不会懂得他的，他为什么要毁掉胶卷；为什么挺身出来承担牺牲；为什么不把救命之恩告诉给当了政法书记的施万云同志和他的一家。不！你根本不懂，他的为人，你是绝不会懂的！”
陆振羽的嘴巴鼓了鼓，她完全想象得出他内心里已经把她和周志明想到什么阴暗的地方去了。她镇定地等待着难以入耳的讽骂，可他却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只是把烟狠狠地拧灭。她也不再理他，把头埋进书里。
然而又怎么能看得下去呢？她的心里乱纷纷的。的确，以那样一个理由决定周志明对１１·１７案的回避，是不公正的，但这不公正却并不全然是陆振羽泄私愤所能造成的，他不过是用这个胶卷的事情印证了乔部长和纪处长的偏见，可他们，这么有水平的领导，干吗要死抱着那个没道理的偏见呢？
天下总还有这么多叫人憋气，叫人想不通的事儿！
自从和小陆发生这场争执以后，她心里一直堵着口闷气。一到夜里躺在床上，思绪便像脱线的风筝，漫无方向地飘来飘去，她一连失眠了好几个晚上。这天早上醒来，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她脑袋昏沉沉的，睡不着也不想再睡，心烦意乱地拧开灯，穿起了衣服。
隔壁房间里的灯也亮了，隔了一会儿，传来姑妈睡意蒙碦的声音：
“小君，怎么起得这么早？还不到六点啊。”
“我到菜市场转转。”她一边系着扣子，一边敷衍地答着。
“哦，你看鸡好就买一只来。”姑妈咕噜了一句，关上了灯，一阵吱吱嘎嘎床板响动，又没声儿了。
她好久没有光顾菜市场了，没想到菜市场还真是这么早就开了张。波浪形的瓦顶上吊着的日光灯熠熠亮着，水泥地面上薄薄地喷了层水，踏上去很舒服。架子上，蔬菜的品种虽不多，却按照对称颜色摆得井井有条。在宽大的肉案上，新搭上来的几大片猪肉红白鲜明，很是诱人。她买了只肥鸡，又四处转了转，水产部已经排上了一列不算短的队伍，只有油盐酱醋的柜台前冷冷清清，但从那儿飘溢出来的混合着酱油、熏醋和五香粉味道的空气，却弥散在整个菜市场里。她小时候是最爱闻这种富于刺激性的气味的。
淡淡的，儿时的回忆倏地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憧憬，对未来生活的渴望突如其来地撞上了她的心头。这是她从未领略过的一种渴望。真是活见鬼！像她这么个事业心极强，一向视家庭生活为琐屑的人，此刻竟突然向往起贤妻良母的人生来了。啊——，真该有个自己的、暖暖的家呀！
这温馨的向往反而使她打了个寒战，心里酥酥地有股凉气窜上来。她不由加快了脚步，跑起来，逃命般地跑出了充满着馋人气味的菜市场。想这些干什么呢？也许注定她就该是个悲剧人物吧！
她回家放下鸡，骑车来到处里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没上班呢，楼里挺静的。来到办公室的门口，发现门是虚掩的，里边有人在窃窃地讲话，她推门的手不由自主缩回来。
“这事，你还和别人说过吗？”是段科长的声音。
“没有。”这是周志明。
他们来得这么早，在谈什么呢？听两个人的口气，好像是谈一件关系重大而又不愿意示人的事情。
“我不想叫别人为难。”周志明又补了一句。
“可你毕竟……你想过后果吗？”
“想过，不会有多严重的。三中全会都开过了，我怕什么。我是觉得，既然干了侦查员这一行，索性就彻底干好它。科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做有不妥当的地方？”
“不，你要先和我讲了，我还说不定跟你合个伙儿呢。既然你已经做了，那就先等着看看结果再说吧。另外，昨天我和大陈在局里碰上马局长了，大陈把决定你回避这件事向马局长提了意见。你看大陈这个人，一向不爱多惹事的，这回居然主动提了意见，连我都很意外。”
楼下响起杂沓的脚步声，间或夹杂着大声的问候，上班的人陆续来了，她只好推门打断他们的谈话了。
“嗬，来得真早啊。”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着同他们打招呼。
“你早啊。”段科长随口答了一句，出去了。
她扫了周志明一眼，看见他的桌子上摆了科里的录音机，旁边摊开着记录稿纸，便笑着问道：“这么早就干上了？”
“没有，我也是刚来，”他答道，“３１１案有好几段审讯录音当时没有整理成文字，我现在居闲了，干脆整理出来算了。”
“噢。”她站在他的桌前，很想问问他们刚才谈的事情，话没出口又憋住了。她并不是那种以窥探别人的秘密为乐事的女人，但是刚才听到的只言片语，却深深地使她不安。她多么想知道个清楚，多么想替他分担一点儿忧虑和风险啊！
小陆进来了，把他的灰色马桶包往桌上一扔，用冷冷的、看破一切的眼光斜了他们一眼，那神情，活像是又发现了别人的什么丑事。周志明打开录音机，手上的笔随着转动的磁带刷刷地写起来。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从抽屉里拉出一张报告纸——这是大陈昨天推给她的任务——在眉头写下一行洒脱清秀的钢笔字：
关于对施季虹实行劳动教养处分的请示
房门打开，她抬起头，看见段兴玉从外面走进屋子，身后跟着愁眉苦脸的大陈。大陈的眉端和嘴角都朝下挂着，一路嘟囔着走进来。
“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周志明不能干了，你又抽出去干别的，案子还没完就这么釜底抽薪，你叫我怎么干呀？”
“你们三个人还搞不了一个扫尾的案子？再说，我又不是抽走不管了，只不过是临时去一两天嘛。”
“科长要去哪儿？”她问大陈。
“市里要开个法治座谈会，非叫他去不可。”大陈发牢骚似的回答。
段兴玉一边准备着要带的材料，一边说：“市委政法部请公检法系统的一些干部开个座谈会，分三期，每期座谈一个专题，局里要咱们处去个人，纪处长非要我参加一下不行。今天是第一期，讨论人治与法治问题。下一期是权力与法律问题，第三期……”
“这有什么讨论的，”大陈插嘴说，“谁还不知道现在应该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呀。”
“光简单提倡不行，总得从理论上搞清楚嘛。”
“算了吧。”小陆突然开口了，还是那个阴沉沉的腔调，“什么法治不法治，我早看透了，到时候还是领导说了算。就说咱们公安局吧，局长下令拘留什么人，处理什么人，谁敢抗命不从？”
“你看，”段兴玉对大陈笑道：“这屋里不就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吗，小陆说的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这么穷，文化这么不发达，老百姓受了委屈要告状，说实在的，大概连状子怎么写，法院的门朝哪儿开都不清楚呢。再加上吃法律饭的又少得可怜，所以要想解决问题，还得去找官儿，能不能得到公正，关键还得看那位地方长官的好坏。不要说那些个天高皇帝远的山沟沟了，就是咱们这样的大城市、大机关里，长官意志实际上还是不能少的，这算不算人治呢？所以究竟该怎么看待人治，人治的提法是否科学，人治法治的相互关系怎么样，这些问题我看很需要研究一番呢。”段兴玉看了一下表，“行了，我得走了。你们先抓紧时间把全部案卷材料都整理出来，审讯记录按时间顺序先装订上。小严，录音磁带都要编好号，可不要一忙就搞乱了。”
“不会的，”她敲敲身后的大木柜说：“我都编好放到柜子里了。”
“不对吧？”小陆又阴阳怪气地插嘴，“１１·１７案的磁带，外面还有呢，瞒不了我。”
这家伙实在讨厌，她扭过脸，故意不去理他。
“外面没有了，我知道。”大陈对小陆说，“昨天下午是我和严君一块儿清点编号的，都锁在柜子里了。”
小陆站起来，把手指向埋头在录音机前的周志明，说道：“他在听什么？听的就是１１·１７案的带子！”
“他听了怎么啦？”严君恨不得要大吵大闹了。
“怎么啦？处里已经决定小周回避了，为什么还要接触案子的材料？又是你叫他帮忙整理录音，对不对？”
段兴玉望了望小陆有些激动的脸，转脸面对周志明，淡淡地问：“是１１·１７的带吗？”
“不是，”周志明摊开两手，“我是在整理过去３１１案的带子，这有两盘当时没整出来的。”
“是吗？”陆振羽冷笑，“你们不是老说我的耳朵灵吗？３１１的带子里，我怎么听出冯汉章的声音来了，啊？”
周志明气得挑挑眉毛，“啪”的一声按下了放音键，“你听吧！”他调大了音量。
大家都屏息听了几句，大陈说：“是３１１，这是徐邦呈嘛。”
“等一等，”段兴玉突然一摆手，又专注地听了一会儿，眼睛闪出一种奇异的光，“小严，拿冯汉章的录音来听，还有他的照片，也拿出来，小周，你把徐邦呈的照片拿出来！”
屋子里的空气骤然绷紧了，小陆还没回过神来：“怎么——”
“嘿！”大陈一拍脑门，“明白了！又要出奇迹啦！”
照片、录音带、案卷都摆在了桌子上。周志明嗫嚅地问了句：“我该离开一下吧？”
“不用吧？”大陈面向段兴玉，不知是答还是问：“这不算是１１·１７案，算是３１１案，你可以不回避嘛。”
段兴玉瞥了大陈一眼，对周志明做了个难以察觉的微笑。
“对，算３１１案。”
冯汉章一走进审讯室，便感觉到气氛有点儿异样，他在被捕后接触到的几个反间谍人员差不多都到齐了，在审讯室长大的桌子后面间隔错落地坐成一排。但是气氛与往日之有所不同，似乎还不在于今天审讯阵容的庞大，也不在于他们每个人眼神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踌躇满志的沉着，究竟在什么？他并没有时间去分析，也许仅仅是在于他敏感的下意识吧。
他的目光在屋里游移了一下，便和那位显然职务最高的人的锐利注视碰在一起了。他并没有回避开，竭力使自己坦然自若。他们已经打过好几次交道了，过去和现在。而他至今只知道他单姓一个段字，至于他在这几个人当中的最高身份，不过是一种判断而已。如果能知道他的确切职衔就好了，那就可以从对手的具体级别上，分析出自己在公安机关眼里的价值。
“你的手术做得不坏。”姓段的突然用这样一句话敲响了开场锣鼓。
“什么手术？”他的一颗心差点儿没从嘴里跳出来，声音也控制不住地慌乱起来。
“整容手术啊。”对方轻描淡写的语气活像是在拉家常，“不仔细看的话，你简直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单眼皮成了双眼皮，鼻梁骨也挺起来了，嘴巴上的黑痦子也不见了，再加上一个绅士的发型，一副学者的金丝眼镜，比起三年前，可体面多了。”
他呆呆的，恍然觉得自己置身在另一个地方。房间也是这样明亮，靠墙是一圈大玻璃门的书柜。从书柜顶上垂挂下来的一簇暗紫色的吊竹兰是那么耀目，这种越南彩竹兰在这里是很稀罕的摆设。……好像那间屋子的空气不太好，浓烈的烟草气息中又混杂了一种像是变了质的香水味儿。
“不仔细看，你真的变成另一个人了。”马尔逊当时也是这么一句话。“我得恭喜你，你比以前漂亮多了，至少是年轻多了。”这是马尔逊第一次用“你”来称呼他，当然是一种亲昵的表示。
“风度也改了。”霍夫曼在一边随声附和，“我们向沃尔夫医生提出的要求，是商人气质中带一点儿学者味道，看来，手术和化妆都是成功的。”
这是三年前一个晴朗的上午所发生的情景，他那时还膨胀在对未来的无尽幻想中，没想到使他在三年后重温起这段记忆的，却是从审讯台后面传出来的这句何其相似的话……
“你不懂我的意思？”那锐利的目光还在灼灼地烧着他。他眨巴两下眼睛，没有回答。只要拖上半分钟，脸上的火，身上的汗就都能冷下来，“镇静点儿，自然点儿，”他心里直喊！见鬼，你的训练、经验、素养，都到哪儿去了！好，来了！他的脸上慢慢堆起似懂非懂、莫名其妙的表情，用手摩蹭着腮帮子，随和地笑了一笑。
“啊，啊，这些天我是瘦多了，虽说你们这儿监狱生活还不错，可毕竟……”
对方打断了他的话，语气虽然还是那么淡淡的，却有着一针见血的直率。“我想，你也算老手了，你是应该明白现在的局面的。我们不是初交，三年前，你的名字叫徐邦呈，那次让你骗得了手，还想故伎重演吗？”
这几句话把他最后一线幻想彻底打碎了。毫无疑问，姓段的是一位审讯的行家，像这样绕开常规的由浅及深的盘问而突然直接地提出结论，使对手在急转直下的情势前猝然无措，就显示了审讯者的经验与气魄。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勉强挤出些笑，想保持住脸上的轻松感，冲审讯者点了点头，似乎是想感谢他这么干脆地截断了自己那本来已经毫无意义的侥幸心理。冷静了片刻，他沉沉地问：“你们想知道点儿什么吗？或者，就这么枪决我？”他注意到姓段的没动声色，而坐在桌边的那两个三年前陪他上仙童山的人却相顾对视了一眼，也许是对他这么快就放弃招架感到意外吧，他这样想。
“你是危害了祖国安全的叛国分子，罪行是重大的，”姓段的这几句话中，带着明朗而不夸大的威胁口吻。“你说得不错，现在你确实是处在了生与死的路口上，要看你自己如何抉择了。”
他把头低低地垂在胸前，但内心里却并没有像某些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产生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完全明白一个落网间谍除了屈服别无它路。他现在之所以垂下头不作声，是要故意用一段时间来做出痛苦思索的样子，以便使审讯者感觉到他有一个从犹豫到决断的过程，否则，他们可能会怀疑他的投降又是一囊仙童山之类的计谋，会把他的真话也当成假话。他知道，一个间谍，只要不被枪毙，就不能算是山穷水尽、生机断绝。例如：克格勃的著名间谍伊丹诺夫，还有化名为朗斯达尔的帕霍莫夫，甚至连那个“千面人”阿贝尔，还不都是被克格勃从外国的监狱里营救出去的吗？怎么能肯定这些尽人皆知的先例不会在他身上重演呢？这些年，他的忠勇可嘉的干劲儿已经博得了马尔逊的器重和爱惜，这一点他还是自信的。也许用不了多久，Ｄ３情报总局就会随便在哪一个国家里抓个中国人来换他回去。在间谍世界里，只要人活着，什么奇迹都是可能的。俗话说得非常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留得青山在”！
向审讯者请求宽恕是简单的，只要态度显得真诚就行，做到这一点对他不是个难事，难就难在后面要交待的实际问题上，的确是要费一番斟酌的。
审讯台上放了一架日产的录音机，静静地转动着。他先泛泛地谈了一遍在国外如何被特务机关招募，如何接受训练等情况，谈得极为笼统。看起来姓段的暂时也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接着他开始谈到霍夫曼，也许中国公安机关多少掌握霍夫曼的一点材料，不管掌握不掌握，作为他的顶头上司，他的训练者和派遣者，他总得说出他来。马尔逊他也谈了，像这样高级的情报头子，对任何国家的反情报机关都不会是个秘密。
姓段的手里不停地翻着一沓材料，有点儿像他在三年以前在这儿写下的笔供材料，果然，预料中的那个问题提出来了——
“你三年以前那次潜入的任务是什么？”
这也是必须照实答的问题，关键是“留得青山在”！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说：“那次潜入是对我的实习性派遣，任务是‘专勤交通’，是要在南州市的一个秘密无人交接点里放几样东西，就是在我被捕时你们缴获的那几样东西，还有经费。噢，那个信号机和那张地图不算在内，这两样东西是为了防备我被捕而专门为假口供预备的物证。”
“那个无人交接点在什么地方？”
“市北区，红卫路，前些天我路过那儿，好像现在又改回到它的老名字去了，叫……健康路，大概叫健康路。在路口拐角那儿有一堵凹进去的墙，上面有个不大惹眼的墙洞，这不知道是他们什么时候选好的交接点，选得并不高明，我去了几次都因为附近人太多没有放成，后来我准备冒险夜里去放，结果下午就让你们抓住了。另外，马尔逊还给了我一项任务，就是要我在南州另外物色一处无人交接点，当然，也没物色成。”
姓段的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停留，接着问下去：“你现在的代号还是１１２７吗？”
“不，我的代号是２７１１。因为我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七日，能记得清，所以马尔逊就用这个数字做我的代号。按照外文的书写习惯，日期要放在月份的前面，所以就是２７１１。如果反过来用，就成了我的危险信号。在那次被捕以后，我写给使馆的那封关于‘三月行动’的联络信中，就是用的１１２７这个号码，所以实际上这封信就成了一封报警信了。”
他边说边仔细地向上观察着，审讯者的脸上似乎很漠然，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惊讶来，“真是碰上硬手了！”他心里直叫苦。
“你从仙童山跑回去以后又怎么样了？”
“我？我当然是不想干了，可他们强迫我干，他们是不肯放过我的，因为要找到像我这样的文化程度而且符合他们条件的中国人，毕竟是不容易的。这些年Ｄ３情报局对９４１厂兴趣很大。我呢，第一是个南州通，第二懂英文，我是南大西语系出来的嘛，第三在新城地区干过几年外贸工作，懂得一点生意经，所以马尔逊就设计了一套迂回派遣的计划，想让我再返南州。叫他的整容专家沃尔夫给我做了手术，然后给我搞了一套假身份和假履历，派进了香港，不久又从香港移民欧洲，并且帮助我在和南州市有贸易关系的里克公司谋到一个不错的职业，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全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使我公开合法地进入中国，是战略派遣的战术掩护。因为连转两个地方，你们就不容易查到我的老底了。马尔逊很大胆，他认为你们决不会想到我会重回南州的。结果没用两年，里克公司要在南州设员常驻，我是中国人，又有间谍机关暗中替我活动，当然很容易就谋到了这个职务。”
“你这次来南州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这次因为是战略性派遣，并不是为了哪个具体任务才来的，所以首先是站稳脚跟，暂时利用我的公开身份以合法手段搜集情报，同时要我注意物色并且发展一个能够接近９４１厂的人做情报员。”
“你选中了施季虹，对吗？”
“对的。这件事Ｄ３情报总局很重视，在我通过香港的联络员把同施季虹的接触情况向他们做了汇报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马尔逊和霍夫曼就专程潜入到了香港。”
“噢？你接着说。”
“呃，能给我一支烟吗？”
“可以。”
烟雾在眼前散开，飘远了，又一团喷出来，凝浮着。这种质量很低劣的烟卷是姓段的向当年陪自己上仙童山的那个“大块头”要来的。他有一天没抽烟了，虽然烟次得直窜嗓子，可还是能感到一种叫人满足的刺激。烟障浮在眼前，把他和审讯台隔开，从烟雾中他仿佛又看到了香港九龙那家小小的饭店，看见了马尔逊那张沉思的面孔，也看见了霍夫曼那双在地毯上踱来踱去的白色皮鞋。
他那时候就坐在靠近阳台的沙发上，也是这样发狠地抽烟。透过雪茄亚麻色的烟雾，他的心绪随着那双不停走动的白皮鞋飘忽不安。
“不会是反间谍机关插进来的眼线吧？”霍夫曼一开口，就是这种毫无根据的乱猜，这使他十分反感。
“怎么，您是否认为我有什么失检之处，被反间谍机关注意上了吗？”
“不，我只是提醒你，中国的反谍报水平是很高的。”
他轻轻吹了一下雪茄的烟灰，不理霍夫曼，转脸向马尔逊说：“我考验过她一次。我故意求她帮我搞一份南州市外贸年度计划表，当然我是以商人的需要和朋友的信任恳求她的。我看出她很为难，但最后还是答应试试看，结果……”
“结果她没有搞到，对吗？”马尔逊说。
“是的，如果她背后有一个希望她博得我信任的后台的话，这种并不算特别机密的文件是不难满足我的，至于她是怎样搞到这份文件的，他们随便就能教她编出一千个解释来。”
霍夫曼打断他，“这么说，你很信任她了？”
“至少看不出什么疑点。”他简直有点儿顶牛了。
霍夫曼诡谲地一笑，“你和她……”
他从来还没有在那张道貌岸然的脸上看到过这样轻贱的、失身份的笑态。他也冷笑一下，说：“在我的观念上，女人的美，一半是取决于年龄的，可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可惜你没有见过她，用句中国人的老话，叫作‘徐娘半老’，完全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是为了工作，完全为了工作，才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和她相处的。”
“不，”马尔逊却出乎意料地摆了一下手，“依我看，在你们的关系中，倒是应该有一点造爱的成分，不要太露骨，但一定要让她觉出一点儿意思来，这样反而自然。让她内心里对你给她的那些好处有个顺乎情理的解释不是更好吗？不然，日子长了她总会起疑的。作为一个优秀的情报员，应该具备和他最讨厌的女人相爱的本领。”
他默然无语，嘴里直反胃水。
马尔逊接着说：“我看可以，你们的关系可以保持下去，注意巩固，不要急于发展。你暂时不要显露出对她的职业抱任何兴趣，重要的是要弄清她的偏爱和弱点。现在也不要给她钱，给她其他好处也要做得自然，不要使她感到屈辱甚至怀疑。我看像你刚才讲的那些方式就很好，比如：去南州饭店吃吃西餐；去国际俱乐部跳跳舞，逛逛游艺厅；用你租的汽车为她办点儿事，等等。这些好处尽管不大，却经常可以享受到，要让她慢慢习惯于这种享受，以至一旦中断就会感到某种欠缺。至于她想出国自费留学的想法，你的话不妨活一点儿……”
在他叙述这次香港接头的情况时，审讯台后面的人始终没有打断他，只有在需要更换录音带的时候才挥手叫他停一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