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二)
“你想跟我说什么？”
“关于马达加斯加事件。”
亨利开了门：“你跟一个卑鄙的法西斯分子有何相干？”
“噢！别提了！”拉舒姆说，“你知道政治是什么玩艺儿。一旦写了那篇文章，那我就非得判处你死刑不可。那都是旧事了。”
“可我记忆犹新。”亨利道。
拉舒姆神态痛苦地看着他：“如果你真记恨我，那就恨吧。尽管你真的应该理解！”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不过眼下，关系的不是你与我，事关解救一些人的性命。那你就听我说五分钟吧。”
“我听你说。”亨利朝他指了指一张柳条扶手椅说道。实际上，他早已不对拉舒姆感到愤怒了。那整个过去离他已经太遥远了。
“你刚刚写了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我甚至说是一篇振聋发喷的文章。”拉舒姆声音有力地说。
亨利耸了耸肩膀：“可惜它没有震醒上流社会。”
“是呀，这就是不幸之所在。”拉舒姆说道。他搜索着亨利的目光：“我猜想如果别人给予你更广泛的活动余地，你不会拒绝吧？”
“那是什么活动余地呢？”亨利问。
“简单地说吧，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组织一个保卫马达加斯加人委员会。本来要是不由我们出面，而由别人发起更好，但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分子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具有敏感的意识，有时候，他们可以不动声色，安之若素，结果是谁都袖手旁观，不肯动手。”
“迄今为止，你们也没有干过多少大事。”亨利说道。
“我们无法干。”拉舒姆连忙说，“他们一手策划了整个事件，其目的正是为了取缔马达加斯加民主革命运动；他们通过马达加斯加的议员，把目标对准了整个运动。要是我们过分大张旗鼓地为他们辩护，那会连累了他们。”
“就算如此，那又怎么了？”亨利问道。
“那么我就想到了组织一个委员会，其中进去两三名共产党人，而大多数由非共产党人组成。我读了你的文章，心想谁也不会比你更有资格主持这个委员会。”拉舒姆用目光询问着亨利。“同志们都不反对。只是在向你正式提出请求之前，拉福利想先有个把握，肯定你会接受才干。”
亨利保持沉默。法西斯分子、卖身投靠的家伙、混账、密探，当初他们断言他干尽背信弃义的勾当，如今他们又突然回头，向您伸出乞求的手。这不禁使他产生了几分极为惬意的胜利感。
“那个委员会里具体都有哪些人？”亨利问道。
“都是一些很渴望行动也比较重要的人物。”拉舒姆回答道，“可他们都不是荣誉勋位团的成员。”他耸耸肩膀：“这些人一个个都那么担心危及了自己！他们宁愿看着二十个无辜的人被活活打死，也不愿意跟我们一起陷进去。如果您出面牵头，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声音迫切地添了一句，“你嘛，他们肯定会跟着你走的。”
亨利犹豫不决：“你们为什么不去请迪布勒伊？他的名字比我的要更有分量，他也肯定会答应的。”
“有迪布勒伊那敢情好。”拉舒姆说道，“可必须把你的名字放在第一个。迪布勒伊跟我们太贴近了，无论如何不应该让这个委员会被人看作是共产党人出的主意。”
“我明白了。”亨利硬邦邦地说，“我只有在当一个社会叛徒的情况下才可能对你们有所用场。”
“对我们有所用场！”拉舒姆气呼呼地说，“你可以对被告有所帮助。看你都想些什么，我们在这件事上可以得到什么？你不了解。”他带着责备的目光看着亨利继续说道，“我们每天都收到从马达加斯加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今天上午也还收到了。一封封撕心裂肺：‘公开事实真相吧！激起公众舆论。把那儿发生的一切告诉本土的人们。’可我们的手脚都被捆着！如果不设法让大家组织起来投入行动，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亨利微微一笑，拉舒姆情绪激烈，令他心动。确实，此人可以干出卑鄙的勾当，但也不会平心静气地容忍别人大批大批地折磨、杀害无辜的人。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他口气随和地问道，“你们那里把什么都混淆在一起，政治谎言和真情实感相混杂，别人很难分辨真伪。”
“要是你们不动辄就谴责我们搞阴谋诡计，那你们还是可以分辨得更清楚一些的。你们好像总是以为共产党只为自身谋利益！你记得1946年吧，我们为克利斯迪诺-加尔西亚出面干涉，可别人却谴责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往断头台上推。如今我们保持沉默，你又对我说：‘你们可没有做过什么大事。’”
“你别生气。”亨利说，“你好像变得特别爱动气。”
“你不知道，到处都被人怀疑！最终真弄得您恼火透了！”
亨利恨不得回他一句：“这是你们自己的错。”可嘴里没有说什么，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摆出那种肤浅的高人一等的模样。说实在的，他已经不再记恨拉舒姆。有一天拉舒姆曾在红酒吧对他说过：“我宁愿忍受一切而不愿离开党。”他觉得与涉及的利益相比，他自身是无足轻重的，可他为什么更加重视亨利的价值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友谊自然谈不上了，但是，没有什么可以妨碍他们一起工作。
“听着，我巴不得与你一起工作。”亨利说道，“我并不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总可以试一试。”
拉舒姆脸色变得晴朗起来：“我可以告诉拉福利你一定会同意的？”
“是的。可你们都有哪些打算，给我详细说一说。”
“咱们一起讨论吧。”拉舒姆说。
“瞧。”亨利思忖，“这再一次得到证明，每做一件正经事都必定要担负起新的义务。”他于1947年撰写了社论，这不可避免地迫使他写了《警觉》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又推着他去组织那个委员会。他又被死死地夹住了。“可这不会持续多久，”他暗暗在想。
“您该上床睡觉了，看你精疲力竭的样子，”纳迪娜不高兴地说。
“我是乘飞机旅行累的，”安娜以抱歉的口吻说道，“再说还有时差。我昨天夜里睡得很不好。”
工作室里看似洋溢着快乐的气氛。安娜头天回到家里，纳迪娜到小院子里采摘了各式各样的鲜花，把屋子装饰成一个花的天地。可实际上谁也不开心。安娜突然苍老多了，无度地喝威士忌。最近这些日子一直精神振奋的迪布勒伊也显得忧心忡忡，无疑是由于安娜的缘故。纳迪娜多多少少都在赌气，她还一边织着一件鲜红色的东西。亨利介绍的情况更使夜晚布满阴云。
“那怎么了？算完了？”安娜问道，“再也没有任何希望搭救那些人了？”
“我看不出有什么指望。”亨利答道。
“传说议会要把这件事拖下去，拖得它不了了之。”迪布勒伊说。
“要是旁听了议会会议，您也会感到吃惊的。”亨利道，“我觉得自已经受得住，可有的时候，我真恨不得去杀人。”
“是呀，他们是挺狠的。”迪布勒伊说。
“那都是些政客，我并不感到奇怪。”安娜说道，“我难以理解的是，就总体而言，人们的反应如此淡漠。”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人才无动于衷呢。”亨利说。
热拉尔-巴杜洛和其他律师来到了巴黎，下决心闹个天翻地覆。委员会尽最大努力为他们提供了帮助，可他们却遇到了普遍的无动于衷的态度。
安娜看了看迪布勒伊：“您不觉得这让人泄气吗？”
“不，”他回答道，“这只是证明了行动是不可能仓促发起的。大家是从零开始，那显而易见……”
迪布勒伊进入了委员会，可对委员会的事情不怎么过问。这件事令他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他又开始接触政治。他报名加入了“自由战士”运动，他参加了该运动的一个集会，过几天还要去。他没有要求亨利跟他走，再也没有提起周刊的事，可不时漏出一句或多或少经过掩饰的责备的话。
“不管仓促还是不仓促，反正眼下任何行动都毫无结果。”亨利说。
“这是您说的。”迪布勒伊道，“如果我们身后有一个组织完备的群体，有一份报纸，有资金，那就很可能成功，激起公众舆论。”
“这可不一定。”亨利说道。
“不管怎么说，您也知道当机会降临时，如果想要获得行动的成功，那事先就得有所准备。”
“对我来说，机会决不会降临。”亨利道。
“算了吧！”迪布勒伊说道，“您说什么您和政治都已经完了，真让我感到好笑。您跟我一样，政治搞得太多了，不可能不再去搞。您一定会重新被夹进去。”
“不会的，因为我就要退避三舍了。”亨利乐呵呵地说。
迪布勒伊两眼闪亮：“我跟您打个赌：您决不可能在意大利呆上一年。”
“我来打这个赌。”纳迪娜连忙说。她向她母亲转过身去：“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安娜回答说，“这要看你们在那边过得到底怎样，是不是开心。”
“您怎么觉得我们在那儿会不开心呢？你见到那座房子的照片了吧？那座房子难道不漂亮吗？”
“它看去十分漂亮。”安娜答道。她突然站起身来：“对不起，我困了。”
“我陪你一起上楼。”迪布勒伊说道。
“今天夜里尽量好好睡。”纳迪娜亲了亲母亲，说道，“我向你发誓，你的脸色可真太难看了。”
“我一定能睡着的。”安娜说。
等她一带上门，亨利便搜索着纳迪娜的目光：“真的，安娜神色太疲惫了。”
“既疲倦又阴沉沉的。”纳迪娜忌恨地说，“要是她真的那么舍不得她的那个美国，那留在那儿不就得了嘛。”
“她没有跟你讲过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亨利问道。
“瞧你！她那人就爱搞得玄玄乎乎的。”纳迪娜说道，“再说，对我嘛，谁也不会告诉什么的。”
亨利好奇地打量着她：“你跟你母亲的关系可真怪。”
“为什么怪？”纳迪娜一副被惹怒的神态说道，“我很爱她，可她经常惹我生气。我猜想她也是处于同样的情况。这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家庭关系就是这种样子。”
亨利没有多说，可这始终让他感到吃惊。母女俩为了对方不借献出自己的生命，可两个人之间却总有点儿什么不合拍。每当她母亲在场，纳迪娜就显得好斗、固执得多。继后的日子里，安娜尽量显得欢快些，纳迪娜的眉头也就舒展开了。但是总觉得一场暴风雨时刻都可能出现。
这天上午，亨利在房间里看见她俩满面笑容，手挽手走出院子；两个小时后，当她们穿过草坪回家时，只见安娜拿着一个笛形面包，纳迪娜拿着报纸，俩人好像争吵过似的。
吃午饭的时候到了。亨利收拾起纸笔，洗了洗手，下楼来到起居室。安娜神色茫然地搭着一把椅子的边沿坐着，迪布勒伊正在读《希望周刊》，纳迪娜站在他身边盯着他看。
“你们好！有什么新鲜事吗？”亨利向大家一一微笑，问道。
“哼！”纳迪娜指着报纸说。“我希望你去砸朗贝尔那小子的脑袋。”她生硬地又补充了一句。
“啊！又开始了，朗贝尔又污蔑我了？”亨利笑盈盈地问道。
“要是他只污蔑你也就算了！”
“瞧瞧。”迪布勒伊把手中的周刊递给亨利，说道。
文章题目为：《他们的自画像》。首先，朗贝尔再次对迪布勒伊施加的不良影响表示遗憾。想当年亨利才华横溢，如今江郎才尽，这完全是迪布勒伊之过。接着，朗贝尔以荒诞之手法断章取义、东拼西凑，介绍了亨利的小说的故事梗概。他无中生有，以提供此书的要点为借口，有选择地透露了亨利、迪布勒伊、安娜和纳迪娜的私生活的许多细节，真真假假，使他们显得面目可憎而又滑稽可笑。
“多混账！”亨利道，“我记得那次就我们与金钱的关系进行的谈话，他竟然从中编造出了这段如此卑鄙的文字：《左派特权阶层的虚伪》。多么混账的小子！”他又咒骂道。
“你就不把它给我看看？”纳迪娜问道。
亨利用目光询问着迪布勒伊：“我恨不得砸了他的脑袋，再说这也不难。可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呢？丑闻一桩，各家报纸竞相报道，少不了又是一篇文章，比这一篇还更糟糕……”
“砸得狠一点，他嘴巴就不会吭声了。”纳迪娜说道。
“肯定不行。”迪布勒伊说道，“他巴不得别人议论他，一有机会便猛扑过去。我赞成亨利，不管算了。”他作出结论道。
“这样一来，哪天等他又心血来潮，再写一篇文章，写得更离奇，那怎么还能阻挡得了？”纳迪娜说：“要是他觉得没什么可害怕的，那他就不在乎什么了。”
“一搞写作这一行当，出现这种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亨利说道，“谁都有权朝你吐唾沫，许多人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义务。”
“我可不写作。”纳迪娜说道，“别人没有权利朝我吐唾沫。”
“是呀，开始时总免不了气愤。”安娜说，“可你到时看吧：慢慢会习惯的。”她站起身子：“咱们吃午饭，怎么样？”
他们默默地围着餐桌坐着。纳迪娜从冷盘中叉出一片儿红肠，脸色顿时舒展开来：“一想到他就要摆出一副得意洋洋、心安理得的样子，我心里就气。”她以令人困惑的口吻说道。
“他不会得意到哪里去。”亨利说道，“他一心想写故事、小说，可自从发了那篇如此差劲的所谓短篇小说之后，除了他普通的文章之外，伏朗热还没有发表他的任何东西。”
纳迪娜朝安娜转过身子：“他上个星期斗胆写的那些东西别人跟你说过了吗？”
“没有。”
“他宣称贝当分子是以他们的方式爱着法国。与分立派的抵抗运动成员相比，他们距离戴高乐分子更近。还没有谁说到这个程度呢！”纳迪娜幸灾乐祸地说道，“哈！他们原来的那些伙伴气得要命。”她添了一句，“你读过朱利安对伏朗热那本书写的评论吗？”
“罗贝尔给我看过了。”安娜答道，“朱利安！谁会相信？”
并没有什么让人那么大惊小怪的！迪布勒伊说道：“今天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分子，你想让他怎么样呢？在左派，那些如同儿戏的破坏伎俩提不起谁的兴趣。”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无政府主义分子就必定会成为法国人民联盟成员。”纳迪娜说。
她老把别人的解释看作托词，为此她常常拒绝理解，以免败了自己发泄私愤的兴致。出现了一阵沉默。他们四人从来就不容易谈到一块儿去，如今就更不易了。亨利和安娜谈起一部她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这部小说他刚刚读完全文。迪布勒伊和纳迪娜各自想着心事。吃罢了饭，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可以用用车子吗？”纳迪娜离开餐桌时问道，“要是有人愿意照顾一下玛利亚，我倒很想去转一圈儿。”
“我来照顾玛利亚。”安娜说。
“你不带我去逛逛？”亨利笑眯眯地问道。
“首先你根本就不想去。”纳迪娜也笑眯眯地说道，“再则我更乐意一个人呆一会儿。”
“那好，我就不强求了！”亨利道。他亲了亲她：“好好逛，小点心。”
他无心去逛，也没有兴致工作。迪布勒伊说他写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写得确实好，眼下他想写的这一篇也一直记挂心头，可这些天来他感到有点儿神不守舍。他的心已经不在法国，可也还没有飞到意大利。塔那那利佛一案不了了之，被告们全都拒绝为自己辩护，判决事先早就决定。迪布勒伊的活动令他气恼，可对迪布勒伊从中获得的乐趣却隐隐约约有点羡慕。他拿起一本书，感谢上帝，他的时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按天按小时计算了，他用不着逼迫自己。他在等着到威尼尔港安顿下来之后再开始动笔写这篇新的小说。
7点钟光景，安娜喊他去喝开胃酒，这个习惯是安娜自己立的。亨利走进工作室，迪布勒伊还在那儿埋头写作。他推开纸笔：
“又一件好事干成了。”
“是什么东西？”亨利问道。
“我周五要到里昂讲话的提纲。”
亨利微微一笑：“您真有胆量。南锡、里昂：多么可怖的城市！”
“是呀，南锡是可怖。”迪布勒伊说道，“可我对那个夜晚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我怀疑您有点儿邪。”亨利说道。
“也许。”迪布勒伊说道。他微微一笑：“我不知怎么对您解释。集会后，大家到一家小酒店去吃腌酸菜、喝啤酒，那地方没什么特别稀奇的，我跟周围的人也几乎素不相识，差不多没说什么话。可大家共同做了一件自己高兴的事，因此感到惬意。”
“我理解。我也有过这种体会。”亨利道。在战争期间搞抵抗运动时，在办报的第一年里，他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可在革命解放联合会里，我从未有过。”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也没有过。”迪布勒伊说道。他从安娜手中接过一杯马提尼酒，饮了一口：“我们以前不够实在。要想获得这些微薄的幸福，必须投入现实的工作。”
“哎哟，竟想阻止战争发生，我看并不那么实在！”亨利说道。
“还是实在的，因为我们并不带有试图强加给世人的先入之见。”迪布勒伊说道，“革命解放联合会具有一个建设性的纲领，这势必沦为幻想，我如今做的事情与我在1936年做的颇为相似。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利用权宜之计避免某一特定的危险。这就要现实得多了。”
“如果这对什么事情还有点用处的话，那才算现实呢。”亨利说道。
“会有用处的。”迪布勒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