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三)
出现了一阵沉默。“他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亨利暗暗思忖。亨利轻而易举地接受了纳迪娜的看法：“他蠢蠢欲动是因为感到厌倦。”这种犬儒主义的做法，实在方便。他已经学会了不再盲目地认真对待迪布勒伊，可这并不允许亨利把他视作一个冒冒失失的人。
“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亨利说道，“您去年说过就个人而言您无法接受被您称为‘新人道主义’的东西，可您现在却已彻底地跟共产党人一块儿走。过去令您感到为难的事如今您再也不在乎了吗？”
“您知道，”迪布勒伊说，“这种人道主义恰是今日世界的表现。既然无法拒绝，也就不可能拒绝这一人道主义。当然可以熟视无睹，可那毕竟不是熟视无睹呀。”
“原来他是这么看待我的。”亨利心里想，“认为我熟视无睹。”迪布勒伊这一辈子将不断超越自己的过去和他人的过去，直至生命的终结。“说到底，这是我自找的。”亨利自言自语道。他的本意是想理解迪布勒伊，而不是试图防备他。实际上也用不着防备，他知道自己平安无事。他微微一笑。
“那您自己为什么不再熟视无睹了？”
“因为我有一天重又感到身陷其中。”迪布勒伊答道，“噢！这太简单了。”他继续说道，“去年我对自己说：‘一切皆恶，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罪孽，我也难以忍受，无法将之视为善。’只是形势日趋严重了。最可怕的罪恶变得如此危险，以致我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保留态度在我自己看来已经显得太无关紧要了。”迪布勒伊看了看亨利：“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您的感觉跟我的并不一样。”
亨利一耸肩膀：“这个月，我见过不少共产党人，我跟拉舒姆工作过。对他们的观点我十分理解，可就是不合拍，跟他们永远都合不到一块儿去。”
“并不是要去入党。”迪布勒伊说道，“要共同斗争，反对美国，反对战争，这并不需要对一切问题都观点一致。”
“您比我要更忠诚。”亨利说，“我决不会为一种我对之将信将疑的事业牺牲我渴望享受的生命。”
“啊！别给我搬出这种理由！”迪布勒伊说道，“这让我想起了伏朗热说的那种论调：‘人不值得他人关心。’”
“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亨利声音有力地说道。
“不像您自己想象的那样。”迪布勒伊用目光审视着亨利：“您完全不同意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应该选择苏联吗？”
“显而易见。”
“那就够了。有一点必须承认，”他激动地说道，“选择则赞同，偏爱则爱。倘若非要等到绝对的十全十美才肯投入，那就永远爱不上什么人，也永远做不成什么事。”
“不要求十全十美，但个人总可以认为事情一败涂地，不想掺和进去吧。”亨利说道。
“您说的一败涂地是与什么相比较呢？”迪布勒伊问道。
“与事情本来可以存在的状况相比较。”亨利答道。
“亦即与您自己的想法相比较吧。”迪布勒伊道。他耸耸肩：“苏联本应该是一场不用经历任何痛苦的革命，可这纯粹是幻想，等于零。显然，与幻想相比，现实总是错的。思想一经实现便会走形；与各种各样可能的社会主义相比，苏联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已经存在。”
亨利以审讯的神态看着迪布勒伊：
“如果存在即有理，那就干脆袖手旁观算了。”
“绝对不是这样。现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迪布勒伊说道，“现实具有前景，具有可能性。若想对现实起到作用，哪怕只想对现实有所思考，就必须置身于现实之中，而不应该以想入非非为乐事。”
“您知道，我很少想入非非。”亨利说道。
“要是说‘事情一败涂地’，或者像我去年说的‘一切皆恶’那种话，那肯定是因为心里在悄悄地梦想绝对的善。”他盯着亨利的眼睛说道：“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但非得目空一切到了怪诞的地步，才会把自己的梦想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若人实实在在的，那就会明白一方是现实，另一方则是虚无。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爱虚胜于实。”他添了一句。
亨利朝安娜侧过身子，她正在默默地喝着第二杯马提尼酒，亨利问她：
“您的看法如何？”
“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难以把恶视作善，哪怕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罪过。”她答道，“可这是因为我信奉上帝时间太长了的缘故。我想罗贝尔言之有理。”
“也许。”亨利道。
“我是在了解事实情况下才这么说的。”迪布勒伊说道，“我也一样，过去曾试图把自己心绪的恶劣看作是对尘世的愤慨。”
亨利给自己又斟了一杯酒。迪布勒伊不正是在用理论为自己的性情辩解吗？“可要是这样去想的话，那我不是也因为心里不快才试图贬低他对我所说的一切吗？”他暗自思忖。他决定对迪布勒伊表示信任，至少等到谈话结束再说。
“可您对事物的看法，我觉得还是悲观了点儿。”亨利说。
“这里也是一样。所谓的悲观是与我过去的幻想相比较而言。”迪布勒伊说道。“那时的幻想太诱人了，历史可不诱人。可又没有任何办法摆脱历史，因此必须寻求经历历史的最佳方式。依我之见，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节制。”
亨利还想再向他提出其他的问题，可听到客厅里响起了脚步声。纳迪娜推门而入：
“你们好，这一伙酒鬼！”她快活地说，“你们可以为我的健康干一杯，我值得你们为我祝酒！”她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态看了看我们：“猜一猜我做了什么事？”
“到底什么事？”亨利问道。
“我去了巴黎，为你们报了仇雪了耻：我打了朗贝尔耳光。”
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
“你在哪儿碰到他的？事情的前后经过是怎么发生的？”亨利问道。
“呃，我去了《希望报》。”纳迪娜自豪地说，“我闯进了编辑室，他们全都在，有萨玛泽尔、伏朗热、朗贝尔和许多新进去的人，一个个脸色难看极了，那场面看了可真叫人发笑！”纳迪娜咯咯笑了起来：“朗贝尔直发愣，结结巴巴地说了点什么，可我不容他解释。我对他说：‘我对你负有旧债，我很高兴你给我提供了向你还债的机会。’说罢我便挥手朝他脸上-了过去。”
“他怎么样了？”亨利问道。
“唉！他做得很体面，”纳迪娜回答道，“他摆出一副威严的气派，我急忙走了。”
“他没有说我的事情可以我自己去干？若我是他，我肯定会这么说的。”亨利说道。他不愿意臭骂纳迪娜，可他心里十分恼怒。
“我没有听他说了些什么。”纳迪娜说道。她带着几分挑衅的神态扫了大家一眼：“怎么了？你们都不对我表示祝贺？”
“不。”迪布勒伊说，“我并不觉得你做的事有多灵。”
“可我觉得这很灵。”纳迪娜说，“我从那儿出来后见到了樊尚，他说我是个了不得的女人。”她以报复的口吻补充了一句。
“如果你想要做广告，那你这一手算成功了。”迪布勒伊说道，“各家报刊马上就会大肆宣扬。”
“我才不在乎什么报纸呢。”纳迪娜说。
“看你不在乎做出的事情。”
他们充满敌意地瞪着对方。
“要是您高兴别人往您身上拉屎撒尿，那您活该。”纳迪娜气愤地说，“我可不乐意。”她朝亨利转去身子：“这一切全都是你的错。”她劈头说道，“你为何去跟别人谈我们自己的事情？”
“哎哟，我没有说过我们的事。”亨利说道，“你完全知道所有人物都是虚构的。”
“算了吧！你的小说里足足有五十处与爸爸或与你完全吻合，我也清楚地看出了有三句是我说的。”她说道。
“说那话的人与你毫无联系。”亨利道，接着一耸肩膀：“当然-，我展现的是今日的人，他们的情况与我们所处的境地相差无几。可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并不特指你父亲或我自己。恰恰相反，在许多方面，我笔下的人物与我们毫不相似。”
“我当初没有提出反对，是怕有人又会说我无事生非。”纳迪娜尖刻地说，“可你以为这让人愉快？别人放心地跟你交谈，自以为受到了平等对待，可你却在观察别人，暗暗地在心里做笔记；别人向你倾吐，是为了忘掉那些本来微不足道的事情，这可倒好，哪一天看到自己说的那些话都变了白纸黑字。我把这叫作背信罪！”
“谁要写一本小说，就不可能不搜集发生在周围的一些事。”亨利说道。
“也许，那跟作家就不该多来往。”纳迪娜气呼呼地说。
亨利朝她微微一笑：“你可命运不佳！”
“你现在还讥笑我。”她叫嚷道，气得面红耳赤。
“我不是在讥笑你。”亨利说道。他用胳膊搂着纳迪娜的肩膀说：“咱们可不要为这事闹个不愉快。”
“是你们在闹不愉快！”纳迪娜说道：“啊！你们倒高兴，三个人都摆出一副判官的模样在盯着我看！”
“算了，谁也没有在审判你！”安娜口气通融地说道。她在寻找着迪布勒伊的目光：“一想到朗贝尔被狠狠-了一巴掌，还是挺让人满足的。”
迪布勒伊没有说什么。亨利试图岔开话题：“你见到樊尚了？他情况怎样？”
“你希望他情况怎么样呢？”她一副傲慢的声调反问道。
“他一直在电台？”
“对。”纳迪娜犹豫不决，“我本来有件很有趣的事情想告诉你们的，可我再也没有心思谈了。”
“快，说说呀！”亨利道。
“樊尚又找到了塞泽纳克的踪迹！”纳迪娜说道，“是在巴蒂尼奥尔那一带的一家小旅店里。他一弄到了确切住址，便去敲塞泽纳克的房门，想跟他谈谈自己的看法。塞泽纳克死活不答应给他开门。樊尚便守在旅店门口，可那人从安全楼梯溜掉了。三天来，他再也没有露面。旅店呀、餐厅呀、他平时去过毒瘾的酒吧呀，都不见他的影子。”她以得意的声调接着说道：“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对不对？要是心里不是怀着什么鬼胎，他不会东藏西躲的。”
“这要看樊尚隔门跟他说了些什么。”亨利说道，“即使清白无辜，他也可能会害怕的。”
“不。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一定会试图解释清楚。”纳迪娜说道。她朝她母亲转去身子，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道：“这好像与你无关似的，可你认识他——塞泽纳克。”
“是认识。”安娜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极端的吸毒鬼。等到了这个程度，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
一片沉重的死寂降临了。亨利忐忑不安地暗自在想：“樊尚一定会重新找到塞泽纳克的。那将会怎么样？”如果塞泽纳克说出去，再加上朗贝尔一气之下对他的事予以证实，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安娜和迪布勒伊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
“哎，早知道你们听了就这样反应，那还不如烂在肚子里不说呢！”纳迪娜恼恨地说。
“唉，不。”亨利说道，“这事真有趣，所以我们都在想这件事。”
“用不着客气！”纳迪娜说，“你们都是大人，我只不过是个黄毛丫头。我高兴的事，你们不会觉得有趣的，这很正常。”她朝门口走去：“我上楼去看玛利亚。”
整个晚上她都在赌气。“这样四人生活在一起她很不适应。”亨利思忖，“等到了意大利就会有好转的。”他有点儿焦灼不安地想：“还有十几天呢。”一切都已经计划停当。纳迪娜和玛利亚坐上火车卧铺走，他开小车先行一步。再过十天就走。有时，他脸上已经感觉到那散发着盐味和树脂味的和煦的海风，一股幸福感在心间升腾而起；可有的时候，他却感到懊悔，就像是一种积恨，仿佛别人违抗他的意愿，强行把他流放了似的。
第二天整整一天，亨利一直在反复思考头天夜里与迪布勒伊延续到深夜的那场谈话。迪布勒伊认为，惟一的问题是要确定存在的事物中哪些是自己偏爱的。这谈不上什么主动放弃。要是面临两件实实在在的东西，只接受最无价值的那一件，那才叫主动放弃呢。可是除了处于如今这种状况的人类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是的，在某些方面亨利是同意的。爱虚胜于实，这正是他责怪波尔的一点。她不是接受现实中的他，而是一味抓着那些古老的神话不放。相反，他从来没有到纳迪娜身上去寻找“理想的女人”；他显然了解她的缺点，可还是决定与她共同生活。当人们考虑到书与艺术作品时，便会感觉到迪布勒伊所取的态度是有理有据的。人永远写不出别人希望看到的书，谁都可以把任何杰作看成一种失败，以从中取乐。但是，虽然我们并不幻想一种超世俗的艺术，可对于我们所偏爱的作品，无疑都是倾注了一种绝对的爱。在政治方面，亨利感到并不怎么信赖，因为在这一领域，出现了恶的干扰，这种恶并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善，而是灾难与死亡的绝对存在。如果人们对灾难、死亡，对一个个单个的人予以重视的话，那想要心安理得，觉得自己有理由不再过问世事，单凭哀叹一句“不管怎么说，历史总是不幸的”，是远远不够的。历史多一分不幸，还是少一分不幸，这事关重大。夜幕降临了，亨利还在椴树下苦苦思索，这时，安娜出现在门口的台阶上。
“亨利！”她喊了他一声，声音平静但却迫切，他不禁烦恼地想到：“准是又跟纳迪娜闹了一场。”他朝屋子走去。
“嗯？”
迪布勒伊坐在壁炉旁，纳迪娜站在他的对面，两只手插在裤兜里，一副执拗的神态。
“塞泽纳克刚才来了。”安娜说。
“塞泽纳克？”
“他说有人企图杀死他。他躲藏了五天，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五天不吸毒，他到了极限了。”她指了指餐室的门：“他就在那儿，躺在长沙发上，病得像条死狗。我马上给他打针。”
她手中拿着针筒，桌上放着一只药箱。
“等他开口后你再给他打吧。”纳迪娜声音严厉地说，“他就指望妈妈一下就上当，不问他什么就帮他忙呢。”她添了一句：“可惜没有机会，我正好在场。”
“他说了？”亨利问道。
“他马上就要开口了。”纳迪娜说道，接着猛地朝餐室的门走去，打开门，只听得她几乎以亲切的声音呼喊了一声：“塞泽纳克！”
亨利一动不动地与安娜站在门前，纳迪娜走近沙发。塞泽纳克没有动弹，仰躺着，嘴里在低声说着什么，两只手张着，在痉挛抽缩：“快！”他喊着，“快！”
“你那一针马上就有得打了。”纳迪娜说道，“妈妈给你拿来了吗啡。瞧。”
塞泽纳克扭过脑袋，脸上流淌着泪水。
“只是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纳迪娜说，“你是从哪一年开始为盖世太保做事的？”
“我要死了。”塞泽纳克说道，泪水滚到了面颊上，两脚在空中拼命狂蹬。这场面惨不忍睹，亨利恨不得安娜立即制住这一幕，可她似乎全身瘫痪了似的。纳迪娜靠近沙发。
“回答吧，一定会给你打针的。”她说道。她朝塞泽纳克俯下身子：“回答，要不就坏事了。是哪一年来着？”
“从来就没有。”他喘了一口气低声说道。他又蹬了一脚，接着落到了沙发上，一动不动，唇角含着一些白沫。
亨利朝纳迪娜迈了一步：“让开他！”
“不，我非要他开口说。”她口气激烈地说道：“他要么开口说，要么就死。你听见了吧。”她又朝塞泽纳克转去身子：“要是你不说，那就让你去死。”
安娜和迪布勒伊像僵住了似的呆在原地。确实，如果想要弄清塞泽纳克到底干过什么勾当，那眼下正是问他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还是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为好。
纳迪娜一把扯住塞泽纳克的头发：“别人知道你出卖过犹太人，出卖过许多犹太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说！”她摇晃着他的脑袋，他呻吟道：“疼死我了！”
“回答。你出卖过多少犹太人？”纳迪娜问道。
他疼得喊叫了一声：“我是帮助他们。”他说道，“我是帮助他们逃出去。”
纳迪娜松开了他：“你不是帮他们，你是出卖他们，出卖过多少？”
塞泽纳克开始冲着枕头呜咽起来。
“你出卖了他们，承认！”纳迪娜说。
“有时干过，可要解救别的人，非这样做不可。”塞泽纳克说道，他挺起身子，惊恐失色地环顾四周：“您冤枉人！我救过人。我救过许多人。”
“恰恰相反。”纳迪娜说道：“你在二十个里边救出一个，为的是让他给你提供人源，你把别的全都出卖了。你出卖过多少？”
“我不知道。”塞泽纳克答道。突然，他喊叫起来：“别让我死！”
“噢！行了。”安娜朝沙发走去，说道。她朝塞泽纳克俯下身去，挽起他的衣袖；纳迪娜返身朝亨利走去：“你信服了吧？”
“是的。”他说道。“可是，我还是无法相信。”他又补充了一句。他经常发现塞泽纳克目光茫然，双手发潮，如今又见他衰竭无力地躺在这长沙发上。可这一切仍然抹不了那位扎着红饰带、肩上背着枪、从一处街垒走向另一处街垒的年轻英雄的形象。他们又回到工作室坐了下来。亨利问道：
“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不用怎么办。”纳迪娜生气地说，“他脑袋壳该吃粒子弹。”
“由你去打？”迪布勒伊问道。
“不。我给警察局打电话。”纳迪娜说道，伸手去抓电话机。
“警察局！你知道自己说的什么话吧！”迪布勒伊说道。
“你把一个人往警察手里送？”亨利问道。
“去他妈的！那小子把几十个犹太人交给了盖世太保。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我会在乎什么似的！”纳迪娜说道。
“别打这个电话了。坐下。”迪布勒伊不耐烦地说，“不能去喊警察。可总得拿个主意呀！咱们又不能照顾他，把他藏起来，然后再让他平平安安地去干他的漂亮行当。”
“这样做符合逻辑呀！”迪纳娜说道。她倚着墙，满目愤怒地盯着大家。
此时一片沉默。若在四年前，一切都容易解决。当行动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之时，当人们还相信某些目标之时，公道一词具有其意义。一个叛徒，那就打死他。可当人们再也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刻，对过去的一个叛徒能怎么处置呢？
“咱们留他在这儿呆两三天，让他恢复一下。”安娜说道，“他病得是很重，然后再打发他去某个遥远的殖民地，比如法属西非，我们那里有些熟人。他去了就决不会回来，他太害怕被人杀了。”
“那他会落个什么地步？咱们总不能给他几封嘱托信吧？”迪布勒伊说。
“为什么不行？趁您还在世，每年给他一笔抚养费。”纳迪娜说道，声音气得直抖。
“你知道，他永远都戒不了毒了，这个人是真正瘫了，不管怎么说，他面临的生活是相当可怕的。”
纳迪娜一跺脚：“他决不能就这样了事！”
“这样了事的人多着呢！”亨利说道——